食疗作用的中医学原理
来源：引自《健康报》
应当指出，仅仅依靠上述一般饮食文化大背景，还不能形成中国特有的食疗文化。食疗文化的治病原理，更有赖于中医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所谓的“有意无意之间”，其实有着“食疗家”——即“医学家”们的有意识引领。这种引导作用，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广阔而深厚的内涵。
“神农尝百草”实际是将有毒的“药”与无毒的“食”作了最初的区分。但在其后，有毒与无毒两者之间的概念界限就逐渐模糊起来。特别是以此作为是“药”还是“食”的判别标准，看来大成问题。
我们假定伊尹时代区别了食物的五味并从而“调和鼎鼐”烹调出美味，至《周礼》时代则五味理论已初步适用于毒药和五谷、五菜，亦即“药”和“食”皆可用五味理论统制。从而疾医等以“五毒攻之”；同时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这时候食物已参与到疾病的辅助治疗(保养)中来，食疗有了初步的实践。
, 百拇医药 《内经》时代则大进了一步。这主要是因为其将人类疾病归结为阴阳有偏、五行亢害、六淫七情外干内扰，其病机概在于此。治疗的原则便是去除原因，调燮阴阳，承制五行。治疗的方法除针灸等外，便是用药。药物分阴分阳，有温凉寒热、酸苦甘辛咸四气五味不同性质及升降浮沉的动力学变化以及酸入肝、辛入肺等五味偏走倾向，正可以利用来对付机体相应的缺失或过盈、平衡失调症象。逆正从反之治，于是得心应手。
《神农本草经》应运而生，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适应了《内经》的治疗理论。365种药物中，已将不少米谷果菜食品包括在内。药物与食物的界限消除了。两者融为一体。“药食同源”，其实是理论同源，至此乃找到了真正的根据。换言之，这时候“食物”也成了“药物”。
不过，“食疗”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从一般的药食共治中分隶出来，仍要到孙思邈的“食治”和孟诜的《食疗本草》之后。惟其“食疗”的治疗作用机制，其基础理论，则是早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奠定了的。在后世无数医家、食疗家的实践过程中，乃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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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作用机制的基本原理约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1.以阴阳五行为指导 病分阴证、阳证，治疗的药物、食物也要辨认其阴阳属性，才能作针对性的调节。故以药食之味而言，“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素问·至真要大论》)而以药食之性而言，则偏热偏温为阳，偏寒偏凉为阴；按药食的动力功用趋势而言，升浮之品属阳，沉降之物属阴。具体来说，寒性病症，可用温热性质药食，例如葱白、生姜、饴糖、羊肉、狗肉之类；热性病症，可用寒凉药食调摄，例如薏苡仁、莲心、菊花、赤小豆、龟肉、鳖肉等。这些药食的治疗作用，经现代研究证明，具有调节机体内环境恒定、调整新陈代谢、促抑免疫系统功能的效力。例如血肉乳蛋等食品可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凉性的新鲜蔬菜(枸杞头、马兰头、荠菜等)则有抑制免疫功能亢进之效；辛散或苦寒食物对体温有调节作用；淡渗利尿之品可降低晶体渗透压；一些益气、泻下之品能降酸；温补肾阳的羊肉、狗肉、鹿肉等可使低下的DNA合成率增加；滋补肾阳的龟肉、鳖肉等则使亢进的DNA合成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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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理论在食疗学中体现为“五味”、“五入”和“五禁”学说。《内经》中早已述及，“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素问·宣明五气篇》)、“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灵枢·五味》)。这是依据五脏各有所喜、所恶，以及五行生克的理论衍化出来的，食疗中的许多“食忌”之品，即与“五禁”有关；而针对某一脏腑病证用某药食治疗，则是依据“五入”理论为指导的。
2.以气血津液为基础 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物质，中医理论认为是气、血、津液。它们流行、润泽、营养于全身，并转化成各种生理功能。它们的最精华部分称为“精”。
这些生命物质不断消耗，需要持续补充；活动多，功能复杂，因此也最易受到损伤。除了“先天之精”外，主要是“后天之精”的及时补充和调摄，这就是要靠“后天之本”的脾胃。实际上就是饮食进入体内的水谷精华。于此也便不难知道饮食治疗在身体疾病时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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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肾所藏的“先天之精”，一旦有了匮乏或损伤，也可以通过食物加以补充。例如“血肉有情之品”的鹿茸、鹿肉、鹿血之类，是常用来补充阳精的。
具体的一些药食补充血或津液之不足，在食疗中尤为常用。例如大枣、龙眼肉、荔枝、芝麻、猪血、鸡血、猪肝、鸡肝等可补血；鲜芦根、甘蔗汁、生荸荠、雅梨、西瓜等可生津，而鳖肉、龟肉等可以增液，对于伤津、脱液的病人可分别采用；薏苡仁、赤小豆、扁豆、萝卜子、杏子、白果、橘皮等则具利水、化湿、祛痰、消饮等功效。
3.脏腑功能是关键 气血津液及精等基本生命物质的功能活动，主要反映在身体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上。如果脏腑功能正常，人体基本健康。因此食疗或药疗的主要作用对象，是脏腑功能调整。
例如“心”若气血不足，或为痰浊、邪热等所扰，“心”主神志的功能会出现异常，见失眠、多梦、神志不宁、反应迟钝、健忘等症，甚至谵妄昏迷。食品中大枣、龙眼、小麦、莲子、蛋黄等有养心安神功效，可以辅服。“肺”的宣发功能失常，每见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及鼻塞、喷嚏、恶寒、发汗等症，食物及调味品中的生姜、葱、桂皮、芫荽、薄荷叶等常有宣肺发表之效，为治感冒之良药。脾胃虚弱，则可用扁豆、山药、粳米、薏苡仁、山楂、蚕豆、萝卜、大枣、川椒、茴香、糟等以健脾和胃。又如狗肉、鹿肉、牛鞭等可温肾阳，龟肉、鳖肉、海参等可滋补肾阴，牛骨髓、猪脊髓等可填补肾精，诸如此类，皆是调整脏腑功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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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有“以脏补脏”、“以脏治脏”的专门治疗方法。《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有白马茎、狗阴茎、鲤鱼胆、狗胆、牛髓、熊脂、雁肪、羚羊角等十数种动物脏器药物，同时又多为食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有用獭肝、羊胆、猪胆汁等加入方药治疗急性热病的。张思邈则明确“以脏治脏”、“以脏补脏”为治病法则之一，用羊骨粥治肾脏虚冷，猪肾汤治疗产后虚羸，羊肝治疗雀盲，鹿肾治疗阳萎，鹿或羊靥(甲状腺)治疗甲状腺病等，这些都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例如鹿甲状腺治疗甲状腺病，即有补充甲状腺素的某种作用。后来医家续有发展，诸如羊肺羹治消渴、鹿髓煎治久咳、炙肝散治赤白痢、猪胰酒治咳嗽上气，羊脊羹治下元虚寒、牛齿散治恶疮不愈、羊蜜膏治肺痨骨蒸、牛肉脯治脾胃久冷、猪蹄煨通草治乳汁不足、猪肝煨蒜治中虚久泻、猪大肠和槐花治痔疮……不胜枚举。实际上，这既是“脏器疗法”(张锡纯语)同时又开“药膳”之先河。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主要是与此类动物脏器、血肉之品有关的。没有“脏器疗法”，也就很难有药膳的发展。现代则又有将脏器药食专门加工便于服用的许多制剂，例如猪胆干燥制成肝平胶囊、健壮牛羊肝脏加工制成的肝浸膏、猪胃粘膜为原料制成的胃膜素、猪牛羊胎盘粉制成的胚宝片、猪四肢骨中提取制成的骨宁注射液、动物睾丸制成的睾丸片、动物内脏酶提取物多酶片，以及动物内分泌腺中提取制成的各种激素类制剂等，其实就是脏器疗法的精致化和发展，也为食物疗法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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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辨证论食为准则 上面说到的是关于食疗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实际应用时，应如何判别某人之某病应服用何种食疗方呢？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辨证论食”。
辨证，即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状况，综合地作出其疾病部位、证型诊断，以便有的放矢地给予相应药食处方。或者此人基本是健康的，但在某一方面有虚亏倾向，则可以用食疗方法作相应调整。有病治病，无病防病。
中医辨证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是“八纲辨证”，即将病的症状、体征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个方面加以归纳，得出综合判断，或为阳虚，或为里热，或为阴虚，或为表实之类。并于脏腑、经络等部位联系起来，用药或用食就有了明确方向，可作相应调整。用药治疗可称“施治”；用食物治疗则无妨称为“施食”。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属于表证。但以寒为主者为表寒，或称风寒，应选用生姜红糖茶、葱姜汤、姜糖苏叶饮、芜萎饴糖饮等以辛温解表，发散风寒；反之，以热为主者为风热，当用桑菊豆豉饮、薄荷芦根饮、白菜绿豆饮、荷叶薄荷粥之类以辛凉解表，疏散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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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一些高血压、肺结核、慢性尿路感染等病人，可见有头晕、耳鸣、腰酸、低热、手足心热、失眠、盗汗、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状，诊断为阴虚火旺。食疗可用雪羹汤、冰糖清炖银耳、梨浆粥等以滋阴降火。
5.明辨食物四气五味，食疗方法可运用自如 在懂得以上辨证理论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各种食物的四气五味性质，那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证型、处以不同的食疗方，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反之则可能加重病情，引起麻烦。这一点在清代黄宫绣的《本草求真》中曾有过明确论述。他说：“食物虽为养人之具，然亦于人脏腑有宜、不宜”；“食物入口，等于药之治病为同一理。合则于人脏腑有宜而可却病卫生；不合则于人脏腑有损，而即增重促死”。
我们学习食疗方法，目的是治疗疾病、增强体质，上述之论不能不牢牢记取。然后方能如《太平圣惠方·食治》所云：“夫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适情遣药者，可谓上工矣。”
, 百拇医药 食物中的四气五味性质，历代医家著作多已指明。例如陈仓米、小米、高梁米、薏苡仁、赤小豆、绿豆、莲子、荸荠、紫菜、冬瓜、丝瓜、苦菜等为寒或微寒、凉性之食，有清热、消暑、解毒作用；饴糖、姜、韭、葫、芫荽、川椒、羊肉、狗肉、鹿肉等为热、微热或温性之品，食之能祛寒、温中或补虚；人乳、籼米、粳米、大豆、蚕豆、扁豆、麻油、荠菜、青鱼、橘子等则为平性之物，无寒温之偏而具健脾开胃、补益身体作用。
五味指辛、甘、酸、苦、咸。另有淡味，“淡附于甘”；涩味，“涩附于酸”，故仍以五味统属。其中又以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
辛味有发表、宣散、行气、活血等作用，适用于表证及气血阻滞等病证，如葱、姜、大蒜、萝卜、胤椒、川椒、桂皮、丁香等。常见以姜糖茶、鲜姜汁、鲜萝卜汁、萝卜青橄榄饮等治疗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寒性胃痛等证，即取其辛味宣散之功。用白胡椒、绿豆等分共研细末，温黄酒送服，可治心腹冷痛；花椒、生姜合大枣水煎服汁，治寒凝气滞所致的痛经，则为辛味能发散寒邪、通行气血之功。酒多辛热，亦有辛散、行气、活血、通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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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食物如糯米、饴糖、大枣、南瓜、荔枝、龙眼以及鱼、肉、动物内脏之类，有补益、和中、缓急作用，虚损性疾病或筋急疼痛之症多用之。如糯米红枣粥治疗脾胃气虚或胃阳不足；糯米酒合鸡蛋煮熟后服以调治产后体虚；大枣黄芪煎汤饮用治气血亏虚等皆此。此外如羊肝、牛肝、鸡肝等治肝血不足所致之夜盲或视物昏花病症；羊骨、牛筋、牛鞭子、猪脊髓等治肝肾亏损引起的腰膝酸软、 骨弱无力、阳萎早泄或筋骨挛痛诸症，都是十分有效的。
酸涩之品有收敛、固涩等作用，适用于虚汗、泄泻、尿频、滑精等病。“酸甘化阴”，与甘味食品合用，能滋阴润燥。例如乌梅酸涩，可涩肠止泻、安蛔止痛；与饴糖配合成酸梅汤，则酸甘化阴，生津止渴，是清热解暑上乘饮料。莲子、芡实也带涩味(甘、涩、平)，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等作用，对于脾虚久泻、肾虚遗精及妇女带下者，不妨作常服之品。
苦味食品有清热、通泄、燥湿、降逆作用，可治热、湿、气逆等证。例如苦瓜炒菜佐餐，能清热、明目、解毒；苦菜食之可清火、退黄、解暑及治小便赤痛、淋症。茶叶也属苦甘而凉性味，故可涤秽除烦、清利头目、利尿解毒，并痰有消食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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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味食品多为海产及一些肉类。诸如猪肾味咸性平，能治肾虚所致腰酸遗精、小便不利等症；鸽肉甘咸，能补肝肾、益精血；海参甘咸而温，可润燥通便，配以木耳则治阴虚肠燥所致之便秘；海带、紫菜咸寒，能软坚散结，消痰利水，民间常用于治疗瘰疬(颈淋巴结核)、瘿瘤(甲状腺肿)等病症。淡可渗湿、利尿，此类食品最多，如扁豆、淮山药、冬瓜、花生、豌豆、白菜、芹菜、藕、鸡蛋、卿鱼、青鱼等。白扁豆与淮山药同煮或单独食用，均有健脾利湿之效，可治脾虚便溏，及妇女白带过多。冬瓜煮鲤鱼，葱白佐膳，利尿消肿效果显著；薏苡仁甘淡微寒，健脾、利湿、退肿，可煮粥食之。
除以上性味特点之外，药物和食物都有“各归所喜”的“归经”特点。例如杏仁入肺经，莲子入心经，山药入脾经，核桃仁入肾经，山楂入肝经等。也有走二经或三经的。“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谷气津液已行，营气大通，乃化糟，以次传下”(《灵枢·五味》)。这一理论指导食疗时更具针对性，可使食疗作用更好发挥。张介宾《类经》也说：“五脏嗜欲不同，各有所喜，故五味之运亦各有所先。既有所先，必有所治。”这就好比现代免疫学说中的“受体”一样，有选择性的接受作用。例如梨、香蕉、桑椹、猕猴桃均为甘寒之品，均具清热养阴作用，但梨偏于清肺热、生肺津；香蕉偏于清大肠热而通大便；桑椹偏于清肝之虚热而明目；猕猴桃则宜清膀胱热而利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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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和食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也对治疗有指导意义。疾病的病机和证候有向上(如呕吐、喘咳等)、向下(如泄利、崩漏等)、向外(如自汗、盗汗等)、向内(如表证传里之类)等病势趋向，药物或食物的升降浮沉恰可针对施行，以逆其势。一般而言，升阳发表、祛风散寒、涌吐等作用的药食为上行、向外的升浮品；泻下、清热、利尿、重镇、潜阳、消导、降逆、收敛、平喘等品，其性沉降，下行向内。从另一方面说，能升浮者多为辛、甘、温、热、之药食；能沉降者则多具酸、苦、咸、涩之味及寒、凉之性。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说：“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另外，烹炮药食，又可改其品性，例如萝卜生者辛甘性凉，能润肺化痰、祛风涤热；熟后味甘性温，能下气和中，补脾运食。这就为食疗、药膳的烹调方法之使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上理论不仅对治疗有实际指导意义，对于强壮、补养、益寿的指导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平素饮食偏嗜所造成的体质差异，也与理同。例如偏嗜辛辣的人，常有咽干口燥、大便干结、舌红少苔等症见，如果饮食时加以纠正，这种体质变化便可逆转。又如某些忌口食物，在不同病证要加以不同指导，庶几避免病情加重。湿热病证时，非清不化，非宣不去，必须忌用厚腻甘浊食物，否则湿热更趋壅滞难除；一些外感之证，忌食鱼腥；久病或宿病，忌食发物。诸如此类，都是临床有验的，也是食治应当掌握的理论。
综而言之，食疗与药疗，食物与药物，其治病原理相同，理论贯通。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可以更好理解后述诸食疗法，也可以更科学地应用食疗方法，达到更佳疗效。, 百拇医药
应当指出，仅仅依靠上述一般饮食文化大背景，还不能形成中国特有的食疗文化。食疗文化的治病原理，更有赖于中医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所谓的“有意无意之间”，其实有着“食疗家”——即“医学家”们的有意识引领。这种引导作用，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广阔而深厚的内涵。
“神农尝百草”实际是将有毒的“药”与无毒的“食”作了最初的区分。但在其后，有毒与无毒两者之间的概念界限就逐渐模糊起来。特别是以此作为是“药”还是“食”的判别标准，看来大成问题。
我们假定伊尹时代区别了食物的五味并从而“调和鼎鼐”烹调出美味，至《周礼》时代则五味理论已初步适用于毒药和五谷、五菜，亦即“药”和“食”皆可用五味理论统制。从而疾医等以“五毒攻之”；同时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这时候食物已参与到疾病的辅助治疗(保养)中来，食疗有了初步的实践。
, 百拇医药 《内经》时代则大进了一步。这主要是因为其将人类疾病归结为阴阳有偏、五行亢害、六淫七情外干内扰，其病机概在于此。治疗的原则便是去除原因，调燮阴阳，承制五行。治疗的方法除针灸等外，便是用药。药物分阴分阳，有温凉寒热、酸苦甘辛咸四气五味不同性质及升降浮沉的动力学变化以及酸入肝、辛入肺等五味偏走倾向，正可以利用来对付机体相应的缺失或过盈、平衡失调症象。逆正从反之治，于是得心应手。
《神农本草经》应运而生，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适应了《内经》的治疗理论。365种药物中，已将不少米谷果菜食品包括在内。药物与食物的界限消除了。两者融为一体。“药食同源”，其实是理论同源，至此乃找到了真正的根据。换言之，这时候“食物”也成了“药物”。
不过，“食疗”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从一般的药食共治中分隶出来，仍要到孙思邈的“食治”和孟诜的《食疗本草》之后。惟其“食疗”的治疗作用机制，其基础理论，则是早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奠定了的。在后世无数医家、食疗家的实践过程中，乃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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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作用机制的基本原理约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1.以阴阳五行为指导 病分阴证、阳证，治疗的药物、食物也要辨认其阴阳属性，才能作针对性的调节。故以药食之味而言，“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素问·至真要大论》)而以药食之性而言，则偏热偏温为阳，偏寒偏凉为阴；按药食的动力功用趋势而言，升浮之品属阳，沉降之物属阴。具体来说，寒性病症，可用温热性质药食，例如葱白、生姜、饴糖、羊肉、狗肉之类；热性病症，可用寒凉药食调摄，例如薏苡仁、莲心、菊花、赤小豆、龟肉、鳖肉等。这些药食的治疗作用，经现代研究证明，具有调节机体内环境恒定、调整新陈代谢、促抑免疫系统功能的效力。例如血肉乳蛋等食品可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凉性的新鲜蔬菜(枸杞头、马兰头、荠菜等)则有抑制免疫功能亢进之效；辛散或苦寒食物对体温有调节作用；淡渗利尿之品可降低晶体渗透压；一些益气、泻下之品能降酸；温补肾阳的羊肉、狗肉、鹿肉等可使低下的DNA合成率增加；滋补肾阳的龟肉、鳖肉等则使亢进的DNA合成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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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理论在食疗学中体现为“五味”、“五入”和“五禁”学说。《内经》中早已述及，“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素问·宣明五气篇》)、“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灵枢·五味》)。这是依据五脏各有所喜、所恶，以及五行生克的理论衍化出来的，食疗中的许多“食忌”之品，即与“五禁”有关；而针对某一脏腑病证用某药食治疗，则是依据“五入”理论为指导的。
2.以气血津液为基础 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物质，中医理论认为是气、血、津液。它们流行、润泽、营养于全身，并转化成各种生理功能。它们的最精华部分称为“精”。
这些生命物质不断消耗，需要持续补充；活动多，功能复杂，因此也最易受到损伤。除了“先天之精”外，主要是“后天之精”的及时补充和调摄，这就是要靠“后天之本”的脾胃。实际上就是饮食进入体内的水谷精华。于此也便不难知道饮食治疗在身体疾病时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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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肾所藏的“先天之精”，一旦有了匮乏或损伤，也可以通过食物加以补充。例如“血肉有情之品”的鹿茸、鹿肉、鹿血之类，是常用来补充阳精的。
具体的一些药食补充血或津液之不足，在食疗中尤为常用。例如大枣、龙眼肉、荔枝、芝麻、猪血、鸡血、猪肝、鸡肝等可补血；鲜芦根、甘蔗汁、生荸荠、雅梨、西瓜等可生津，而鳖肉、龟肉等可以增液，对于伤津、脱液的病人可分别采用；薏苡仁、赤小豆、扁豆、萝卜子、杏子、白果、橘皮等则具利水、化湿、祛痰、消饮等功效。
3.脏腑功能是关键 气血津液及精等基本生命物质的功能活动，主要反映在身体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上。如果脏腑功能正常，人体基本健康。因此食疗或药疗的主要作用对象，是脏腑功能调整。
例如“心”若气血不足，或为痰浊、邪热等所扰，“心”主神志的功能会出现异常，见失眠、多梦、神志不宁、反应迟钝、健忘等症，甚至谵妄昏迷。食品中大枣、龙眼、小麦、莲子、蛋黄等有养心安神功效，可以辅服。“肺”的宣发功能失常，每见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及鼻塞、喷嚏、恶寒、发汗等症，食物及调味品中的生姜、葱、桂皮、芫荽、薄荷叶等常有宣肺发表之效，为治感冒之良药。脾胃虚弱，则可用扁豆、山药、粳米、薏苡仁、山楂、蚕豆、萝卜、大枣、川椒、茴香、糟等以健脾和胃。又如狗肉、鹿肉、牛鞭等可温肾阳，龟肉、鳖肉、海参等可滋补肾阴，牛骨髓、猪脊髓等可填补肾精，诸如此类，皆是调整脏腑功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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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有“以脏补脏”、“以脏治脏”的专门治疗方法。《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有白马茎、狗阴茎、鲤鱼胆、狗胆、牛髓、熊脂、雁肪、羚羊角等十数种动物脏器药物，同时又多为食物。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有用獭肝、羊胆、猪胆汁等加入方药治疗急性热病的。张思邈则明确“以脏治脏”、“以脏补脏”为治病法则之一，用羊骨粥治肾脏虚冷，猪肾汤治疗产后虚羸，羊肝治疗雀盲，鹿肾治疗阳萎，鹿或羊靥(甲状腺)治疗甲状腺病等，这些都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例如鹿甲状腺治疗甲状腺病，即有补充甲状腺素的某种作用。后来医家续有发展，诸如羊肺羹治消渴、鹿髓煎治久咳、炙肝散治赤白痢、猪胰酒治咳嗽上气，羊脊羹治下元虚寒、牛齿散治恶疮不愈、羊蜜膏治肺痨骨蒸、牛肉脯治脾胃久冷、猪蹄煨通草治乳汁不足、猪肝煨蒜治中虚久泻、猪大肠和槐花治痔疮……不胜枚举。实际上，这既是“脏器疗法”(张锡纯语)同时又开“药膳”之先河。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主要是与此类动物脏器、血肉之品有关的。没有“脏器疗法”，也就很难有药膳的发展。现代则又有将脏器药食专门加工便于服用的许多制剂，例如猪胆干燥制成肝平胶囊、健壮牛羊肝脏加工制成的肝浸膏、猪胃粘膜为原料制成的胃膜素、猪牛羊胎盘粉制成的胚宝片、猪四肢骨中提取制成的骨宁注射液、动物睾丸制成的睾丸片、动物内脏酶提取物多酶片，以及动物内分泌腺中提取制成的各种激素类制剂等，其实就是脏器疗法的精致化和发展，也为食物疗法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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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辨证论食为准则 上面说到的是关于食疗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的理论基础。实际应用时，应如何判别某人之某病应服用何种食疗方呢？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辨证论食”。
辨证，即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状况，综合地作出其疾病部位、证型诊断，以便有的放矢地给予相应药食处方。或者此人基本是健康的，但在某一方面有虚亏倾向，则可以用食疗方法作相应调整。有病治病，无病防病。
中医辨证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是“八纲辨证”，即将病的症状、体征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个方面加以归纳，得出综合判断，或为阳虚，或为里热，或为阴虚，或为表实之类。并于脏腑、经络等部位联系起来，用药或用食就有了明确方向，可作相应调整。用药治疗可称“施治”；用食物治疗则无妨称为“施食”。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属于表证。但以寒为主者为表寒，或称风寒，应选用生姜红糖茶、葱姜汤、姜糖苏叶饮、芜萎饴糖饮等以辛温解表，发散风寒；反之，以热为主者为风热，当用桑菊豆豉饮、薄荷芦根饮、白菜绿豆饮、荷叶薄荷粥之类以辛凉解表，疏散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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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一些高血压、肺结核、慢性尿路感染等病人，可见有头晕、耳鸣、腰酸、低热、手足心热、失眠、盗汗、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状，诊断为阴虚火旺。食疗可用雪羹汤、冰糖清炖银耳、梨浆粥等以滋阴降火。
5.明辨食物四气五味，食疗方法可运用自如 在懂得以上辨证理论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各种食物的四气五味性质，那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证型、处以不同的食疗方，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反之则可能加重病情，引起麻烦。这一点在清代黄宫绣的《本草求真》中曾有过明确论述。他说：“食物虽为养人之具，然亦于人脏腑有宜、不宜”；“食物入口，等于药之治病为同一理。合则于人脏腑有宜而可却病卫生；不合则于人脏腑有损，而即增重促死”。
我们学习食疗方法，目的是治疗疾病、增强体质，上述之论不能不牢牢记取。然后方能如《太平圣惠方·食治》所云：“夫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适情遣药者，可谓上工矣。”
, 百拇医药 食物中的四气五味性质，历代医家著作多已指明。例如陈仓米、小米、高梁米、薏苡仁、赤小豆、绿豆、莲子、荸荠、紫菜、冬瓜、丝瓜、苦菜等为寒或微寒、凉性之食，有清热、消暑、解毒作用；饴糖、姜、韭、葫、芫荽、川椒、羊肉、狗肉、鹿肉等为热、微热或温性之品，食之能祛寒、温中或补虚；人乳、籼米、粳米、大豆、蚕豆、扁豆、麻油、荠菜、青鱼、橘子等则为平性之物，无寒温之偏而具健脾开胃、补益身体作用。
五味指辛、甘、酸、苦、咸。另有淡味，“淡附于甘”；涩味，“涩附于酸”，故仍以五味统属。其中又以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
辛味有发表、宣散、行气、活血等作用，适用于表证及气血阻滞等病证，如葱、姜、大蒜、萝卜、胤椒、川椒、桂皮、丁香等。常见以姜糖茶、鲜姜汁、鲜萝卜汁、萝卜青橄榄饮等治疗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寒性胃痛等证，即取其辛味宣散之功。用白胡椒、绿豆等分共研细末，温黄酒送服，可治心腹冷痛；花椒、生姜合大枣水煎服汁，治寒凝气滞所致的痛经，则为辛味能发散寒邪、通行气血之功。酒多辛热，亦有辛散、行气、活血、通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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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食物如糯米、饴糖、大枣、南瓜、荔枝、龙眼以及鱼、肉、动物内脏之类，有补益、和中、缓急作用，虚损性疾病或筋急疼痛之症多用之。如糯米红枣粥治疗脾胃气虚或胃阳不足；糯米酒合鸡蛋煮熟后服以调治产后体虚；大枣黄芪煎汤饮用治气血亏虚等皆此。此外如羊肝、牛肝、鸡肝等治肝血不足所致之夜盲或视物昏花病症；羊骨、牛筋、牛鞭子、猪脊髓等治肝肾亏损引起的腰膝酸软、 骨弱无力、阳萎早泄或筋骨挛痛诸症，都是十分有效的。
酸涩之品有收敛、固涩等作用，适用于虚汗、泄泻、尿频、滑精等病。“酸甘化阴”，与甘味食品合用，能滋阴润燥。例如乌梅酸涩，可涩肠止泻、安蛔止痛；与饴糖配合成酸梅汤，则酸甘化阴，生津止渴，是清热解暑上乘饮料。莲子、芡实也带涩味(甘、涩、平)，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等作用，对于脾虚久泻、肾虚遗精及妇女带下者，不妨作常服之品。
苦味食品有清热、通泄、燥湿、降逆作用，可治热、湿、气逆等证。例如苦瓜炒菜佐餐，能清热、明目、解毒；苦菜食之可清火、退黄、解暑及治小便赤痛、淋症。茶叶也属苦甘而凉性味，故可涤秽除烦、清利头目、利尿解毒，并痰有消食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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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味食品多为海产及一些肉类。诸如猪肾味咸性平，能治肾虚所致腰酸遗精、小便不利等症；鸽肉甘咸，能补肝肾、益精血；海参甘咸而温，可润燥通便，配以木耳则治阴虚肠燥所致之便秘；海带、紫菜咸寒，能软坚散结，消痰利水，民间常用于治疗瘰疬(颈淋巴结核)、瘿瘤(甲状腺肿)等病症。淡可渗湿、利尿，此类食品最多，如扁豆、淮山药、冬瓜、花生、豌豆、白菜、芹菜、藕、鸡蛋、卿鱼、青鱼等。白扁豆与淮山药同煮或单独食用，均有健脾利湿之效，可治脾虚便溏，及妇女白带过多。冬瓜煮鲤鱼，葱白佐膳，利尿消肿效果显著；薏苡仁甘淡微寒，健脾、利湿、退肿，可煮粥食之。
除以上性味特点之外，药物和食物都有“各归所喜”的“归经”特点。例如杏仁入肺经，莲子入心经，山药入脾经，核桃仁入肾经，山楂入肝经等。也有走二经或三经的。“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谷气津液已行，营气大通，乃化糟，以次传下”(《灵枢·五味》)。这一理论指导食疗时更具针对性，可使食疗作用更好发挥。张介宾《类经》也说：“五脏嗜欲不同，各有所喜，故五味之运亦各有所先。既有所先，必有所治。”这就好比现代免疫学说中的“受体”一样，有选择性的接受作用。例如梨、香蕉、桑椹、猕猴桃均为甘寒之品，均具清热养阴作用，但梨偏于清肺热、生肺津；香蕉偏于清大肠热而通大便；桑椹偏于清肝之虚热而明目；猕猴桃则宜清膀胱热而利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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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和食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也对治疗有指导意义。疾病的病机和证候有向上(如呕吐、喘咳等)、向下(如泄利、崩漏等)、向外(如自汗、盗汗等)、向内(如表证传里之类)等病势趋向，药物或食物的升降浮沉恰可针对施行，以逆其势。一般而言，升阳发表、祛风散寒、涌吐等作用的药食为上行、向外的升浮品；泻下、清热、利尿、重镇、潜阳、消导、降逆、收敛、平喘等品，其性沉降，下行向内。从另一方面说，能升浮者多为辛、甘、温、热、之药食；能沉降者则多具酸、苦、咸、涩之味及寒、凉之性。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说：“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另外，烹炮药食，又可改其品性，例如萝卜生者辛甘性凉，能润肺化痰、祛风涤热；熟后味甘性温，能下气和中，补脾运食。这就为食疗、药膳的烹调方法之使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以上理论不仅对治疗有实际指导意义，对于强壮、补养、益寿的指导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平素饮食偏嗜所造成的体质差异，也与理同。例如偏嗜辛辣的人，常有咽干口燥、大便干结、舌红少苔等症见，如果饮食时加以纠正，这种体质变化便可逆转。又如某些忌口食物，在不同病证要加以不同指导，庶几避免病情加重。湿热病证时，非清不化，非宣不去，必须忌用厚腻甘浊食物，否则湿热更趋壅滞难除；一些外感之证，忌食鱼腥；久病或宿病，忌食发物。诸如此类，都是临床有验的，也是食治应当掌握的理论。
综而言之，食疗与药疗，食物与药物，其治病原理相同，理论贯通。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可以更好理解后述诸食疗法，也可以更科学地应用食疗方法，达到更佳疗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