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仲瑛谈“非典”中医辨治思路
著名中医学家、教育家周仲瑛教授，在中医内科领域，尤其对危重症及疑难病症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成就卓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流行性出血热肆虐整个欧亚大陆，其中我国是发病最多、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除青海省外，无一幸免。在当年举国恐慌、人人为之色变的情况下，周仲瑛教授身先士卒，深入疫区，通过对上千例出血热患者的治疗摸索，率先在国内提出该病“病理中心在气营”的全新论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毒”(热毒、瘀毒、水毒)学说；同时针对该病不同病期及主症特点，制定相应的治法和系列专方，充分发挥了中医辨治急重症的优势，使野鼠型出血热患者病死率从当时的7.66%，降至1.11%；特别是对死亡率最高的出血热少尿期急性肾衰病人，通过采用泻下通瘀、滋阴利水方药，使病死率降为4%，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的22%，为应用中医中药早日控制出血热的流行进行了富有成效地探索。本项研究1988年获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送往前苏联代表我国出血热中医治疗最高水平进行国际交流，同时被国家科委和国家经贸部选入1979～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果项目。在此基础上，周仲瑛教授对病毒感染性高热疾病进行扩大研究，提出乙脑、病毒性腮腺炎、重症感冒等病的病机特点为“气营两燔”，主张“到气就可气营两清”，以该理论指导研制而成的清气凉营注射液，已被列入国家科委引导项目，并于1994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在非典型肺炎席卷全国的今天，如何充分发挥中医治疗优势，积极开展中医对非典型肺炎防治的探索工作，笔者最近拜见周仲瑛教授，听他谈了中医辨治非典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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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教授认为，非典型肺炎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结合病人病初主要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酸痛、干咳、少痰、气促等中医肺卫症状，应属于中医“温疫”、“风温”等病范畴。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造成非典型肺炎大范围流行的主要原因，周老认为关键是“非其时而有其气”，即冬天应寒而反暖，春天应暖而反寒，加之今春雨水偏多，气候变化无常，寒温失调，造成“戾气”(变异的冠状病毒等)流行，自口鼻而入，触犯人体则发病。即王叔和所说：“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每相似者，此则时行之病也”。从非典型肺炎病人有一定的潜伏期、病情重、传变快、且成年人多发等情况来看，周老认为该病很可能是先有伏邪，后因新感而引发。即病人可能是先有肺热内伏，加之外感时邪疫毒而发病。其中外感时邪以风邪为主，风邪可以夹寒夹热夹湿，与疫毒(戾气)杂感伤人。从伏气温病的角度来看，该病又似与“春温”密切相关。
至于该病的病机，周老认为是肺有伏热，内火偏盛，加之外感时邪疫毒，风邪束表。风火同气，内外合邪，风助火势，火动生风，风火相煽，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则为病更烈，从而决定了非典型肺炎患者病机的易变、速变、多变的特性。风邪束表，卫阳被遏，营卫不畅则发病之始就有发热、头痛、周身酸痛等症；“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因肺热内伏，外有风邪疫毒，两阳相合，内外夹击，则有干咳、少痰、呼吸急促等表现。从其病机演变来看，周老认为除卫气营血传变外，该病很可能主要表现为三焦传变过程，即从上焦手太阴肺开始，除逆传心包外，一般顺传为中焦手足阳明和足太阴脾经，最后终于下焦肝肾二经。正如吴鞠通所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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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非典型肺炎病因病机的分析，周老认为掌握三焦辨证方法在对非典型肺炎的中医临床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上焦该病可能多表现为“肺热内郁，风邪束表”，因“风为百病之长”，所以风邪随着地域或季节的不同，可以夹寒夹热夹湿，即可以是风寒，可以是风热，也可能是风湿遏表；在中焦则多表现为“肺胃热盛，湿浊内蕴”，其重症则可能以“肺热腑实，痰浊瘀阻”为主；若逆传、内陷，邪入下焦，则多表现为“内闭外脱，气阴耗竭”。周老认为，以三焦辨证为依据，可将该病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四期进行辨证治疗，针对不同病期及主症特点，制定相应的治法和系列专方专药，从而充分发挥中医辨治非典型肺炎的优势。初期病在上焦，以“肺热内郁，风邪束表”为主，病情较轻，应及时治疗，加以阻断；中期病在上、中二焦，以“肺胃热盛，湿浊内蕴”为主，或见“肺热腑实，痰浊瘀阻”的重证，病情较重，预后较差；极期可见逆传心包，邪入下焦，病及心肾，则以“内闭外脱，气阴耗竭”为主，病情危重，预后多凶。至于恢复期，则以气阴两伤，或肺脾或肝肾不足、余邪未尽为特点，治疗当重在补其不足，兼清余邪。根据“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及“忌温补”的治疗原则，及时选用解表、清热、化湿、泻下、开窍、息风、滋阴、固脱等治法分期制定相应的系列专方，再加上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及辨证施治的优势，中医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在阻止非典型肺炎病势的发展、降低其病死率及提高临床治愈率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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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典型肺炎的预防，周老认为应芳香辟秽解毒，可选用藿香、苍术、白芷、草果、菖蒲、艾叶、冰片、蚤休等制成香囊，佩挂胸前。对易感人群，或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者，治应轻清透达、芳化和中、清热解毒，可选用苏叶、荆芥、藿香各6g，野菊花、贯众、大青叶各10g，水煎服用，重在芳香辟秽解毒，轻清宣透伏邪。上述药物也可制成气雾剂，用于公众场所集体预防或居室内空气消毒。至于对甘温益气之品及大剂清热解毒药的应用，若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讲，实无可厚非，但从中医理论来看，造成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是温(湿)热疫毒，病性本身属热、属实，初起病位在表，根据中医“在卫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疗原则，理应因势利导、轻清宣透伏邪为是，即使“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亦应以清养肺气为主，而甘温补益之品恐有助热生火之弊，而大队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也可能有“药过病所”、苦寒伤胃之嫌，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周老认为，中医对非典型肺炎从预防到治疗，以及恢复期的善后康复工作都有完整的理论认识，在目前西医寻找病原、研制疫苗及有效治疗药物尚需一段过程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中西医综合治疗的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因中医治疗一方面是针对病邪，另一方面却是着重调整并提高机体整体抗病功能，即使具有特异性治疗效果，但却更重视通过调整整体机能状态而使其非特异性治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中医并不单纯是针对病毒而治，而是始终针对患病的“人”，强调整体、辨证及个体化治疗。数千年来，中医在抗击传染病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东汉末年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论》，到清代吴鞠通“比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心里无异，大道不孤”使《温病条辨》问世，从伤寒学派的诞生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中医学术的不断繁荣与发展都自始至终饱含并浸透着历代无数医家对传染病奋起抗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在非典型肺炎流行、大疫当前的今天，周老希望广大中医界同仁能精诚团结，齐心协力，与西医界同道密切合作，各展其长，共赴“国难”!在实践中大胆摸索，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并升华中医对非典型肺炎的理论认识，早日战胜病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同时，周老呼吁应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契机，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中医对急性病毒感染性疾病辨证救治规律的探索，积极开拓并延伸中医急症研究领域，通过以症带病、病证结合、多剂型并举、多途径给药、多疗法配套等手段，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救、综合救治的优势，为早日扭转“西医治急症，中医治慢病”的局面而不懈努力。深信有数千年经验积累、早在十六世纪就曾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的中医学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是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百拇医药(郭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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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教授认为，非典型肺炎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结合病人病初主要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酸痛、干咳、少痰、气促等中医肺卫症状，应属于中医“温疫”、“风温”等病范畴。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造成非典型肺炎大范围流行的主要原因，周老认为关键是“非其时而有其气”，即冬天应寒而反暖，春天应暖而反寒，加之今春雨水偏多，气候变化无常，寒温失调，造成“戾气”(变异的冠状病毒等)流行，自口鼻而入，触犯人体则发病。即王叔和所说：“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每相似者，此则时行之病也”。从非典型肺炎病人有一定的潜伏期、病情重、传变快、且成年人多发等情况来看，周老认为该病很可能是先有伏邪，后因新感而引发。即病人可能是先有肺热内伏，加之外感时邪疫毒而发病。其中外感时邪以风邪为主，风邪可以夹寒夹热夹湿，与疫毒(戾气)杂感伤人。从伏气温病的角度来看，该病又似与“春温”密切相关。
至于该病的病机，周老认为是肺有伏热，内火偏盛，加之外感时邪疫毒，风邪束表。风火同气，内外合邪，风助火势，火动生风，风火相煽，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则为病更烈，从而决定了非典型肺炎患者病机的易变、速变、多变的特性。风邪束表，卫阳被遏，营卫不畅则发病之始就有发热、头痛、周身酸痛等症；“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因肺热内伏，外有风邪疫毒，两阳相合，内外夹击，则有干咳、少痰、呼吸急促等表现。从其病机演变来看，周老认为除卫气营血传变外，该病很可能主要表现为三焦传变过程，即从上焦手太阴肺开始，除逆传心包外，一般顺传为中焦手足阳明和足太阴脾经，最后终于下焦肝肾二经。正如吴鞠通所说：“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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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非典型肺炎病因病机的分析，周老认为掌握三焦辨证方法在对非典型肺炎的中医临床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上焦该病可能多表现为“肺热内郁，风邪束表”，因“风为百病之长”，所以风邪随着地域或季节的不同，可以夹寒夹热夹湿，即可以是风寒，可以是风热，也可能是风湿遏表；在中焦则多表现为“肺胃热盛，湿浊内蕴”，其重症则可能以“肺热腑实，痰浊瘀阻”为主；若逆传、内陷，邪入下焦，则多表现为“内闭外脱，气阴耗竭”。周老认为，以三焦辨证为依据，可将该病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四期进行辨证治疗，针对不同病期及主症特点，制定相应的治法和系列专方专药，从而充分发挥中医辨治非典型肺炎的优势。初期病在上焦，以“肺热内郁，风邪束表”为主，病情较轻，应及时治疗，加以阻断；中期病在上、中二焦，以“肺胃热盛，湿浊内蕴”为主，或见“肺热腑实，痰浊瘀阻”的重证，病情较重，预后较差；极期可见逆传心包，邪入下焦，病及心肾，则以“内闭外脱，气阴耗竭”为主，病情危重，预后多凶。至于恢复期，则以气阴两伤，或肺脾或肝肾不足、余邪未尽为特点，治疗当重在补其不足，兼清余邪。根据“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及“忌温补”的治疗原则，及时选用解表、清热、化湿、泻下、开窍、息风、滋阴、固脱等治法分期制定相应的系列专方，再加上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及辨证施治的优势，中医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在阻止非典型肺炎病势的发展、降低其病死率及提高临床治愈率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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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典型肺炎的预防，周老认为应芳香辟秽解毒，可选用藿香、苍术、白芷、草果、菖蒲、艾叶、冰片、蚤休等制成香囊，佩挂胸前。对易感人群，或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者，治应轻清透达、芳化和中、清热解毒，可选用苏叶、荆芥、藿香各6g，野菊花、贯众、大青叶各10g，水煎服用，重在芳香辟秽解毒，轻清宣透伏邪。上述药物也可制成气雾剂，用于公众场所集体预防或居室内空气消毒。至于对甘温益气之品及大剂清热解毒药的应用，若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病毒等方面讲，实无可厚非，但从中医理论来看，造成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是温(湿)热疫毒，病性本身属热、属实，初起病位在表，根据中医“在卫汗之可也”、“治上焦如羽”等治疗原则，理应因势利导、轻清宣透伏邪为是，即使“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扶正亦应以清养肺气为主，而甘温补益之品恐有助热生火之弊，而大队清热解毒药的应用也可能有“药过病所”、苦寒伤胃之嫌，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周老认为，中医对非典型肺炎从预防到治疗，以及恢复期的善后康复工作都有完整的理论认识，在目前西医寻找病原、研制疫苗及有效治疗药物尚需一段过程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中西医综合治疗的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因中医治疗一方面是针对病邪，另一方面却是着重调整并提高机体整体抗病功能，即使具有特异性治疗效果，但却更重视通过调整整体机能状态而使其非特异性治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中医并不单纯是针对病毒而治，而是始终针对患病的“人”，强调整体、辨证及个体化治疗。数千年来，中医在抗击传染病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东汉末年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论》，到清代吴鞠通“比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心里无异，大道不孤”使《温病条辨》问世，从伤寒学派的诞生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中医学术的不断繁荣与发展都自始至终饱含并浸透着历代无数医家对传染病奋起抗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在非典型肺炎流行、大疫当前的今天，周老希望广大中医界同仁能精诚团结，齐心协力，与西医界同道密切合作，各展其长，共赴“国难”!在实践中大胆摸索，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并升华中医对非典型肺炎的理论认识，早日战胜病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同时，周老呼吁应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契机，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中医对急性病毒感染性疾病辨证救治规律的探索，积极开拓并延伸中医急症研究领域，通过以症带病、病证结合、多剂型并举、多途径给药、多疗法配套等手段，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救、综合救治的优势，为早日扭转“西医治急症，中医治慢病”的局面而不懈努力。深信有数千年经验积累、早在十六世纪就曾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的中医学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是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百拇医药(郭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