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乃工之本-杨上善的医德思想
生于隋唐之际的杨上善，集医家和哲人于一身。其所撰《黄帝内经太素》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内经》注本。许多观点现在仍有参考和指导作用。杨上善在处理医患关系即医德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对今人亦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杨氏认为，如果某些方药、治法未经使用，尚无把握，不能确保有效无害，医者不可试用于患者，而应“先自行之”、“验于己身”，即在自己身上试用，得到的结果确定无虞后，方可用之于患者。这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即用自己的危险换取患者的安全，其用心可谓高尚也矣。不难理解，这是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精神的发扬光大。
杨氏还进而提出，“若本无病，则亦无疗方，故知有病为本，然后设工，是则以病为本，以工为末也”。“风寒暑湿所生之病以为本也，工人所用针石汤药以为末也。故病与工相契者，无大而不愈；若工病不相符者，虽微而不遣，故曰不得，邪不服也”。这里所谓的“工”、“工人”即指医者。从认识论上看，先有病，后有医。医是病的派生物。一切方药、法则均须与病症相符，才能取效。若“不相符”，病虽微而不去。所以说病为本，工为末。其实，这一看法除认识论的意义外，还规定了医者对待患者应有的态度。既然病本工末，医者乃为病人而设置的，就应该全力为之服务，满足其防治疾病的需要。此与杨氏的爱生思想是一致的。他强调人的生命的宝贵，并且把“众庶”即百姓、民众的生命与“人君”的生命相提并论。作为医工，有此思想就必然视患者重于自己，自觉地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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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还是一个民本主义者。从民本思想出发，也规定医者以病人为本。他说：“百姓之情皆不可逆，是以顺之有吉也。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这里的“百姓”即是“民”。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以“百姓”代“民”。圣人以民心为心，就是以民为国家社稷之本。民心不可违，违之则必败。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把这一社会历史规律运用于医患之间，就意味着医以患者之心为心，只能顺应而不可违逆。即尊重其意愿，千方百计满足其要求。如逆之，则引起精神上的不快，有害于康复。
可贵的是，杨氏所谓“顺”，并非一味迁就，以取悦于患者，而是要对患者的意愿有所分析。凡是有利于防治疾病的要求，无疑要“顺”；有些患者的意愿、习惯不利于养生治病，不但不能“顺”，还应逆。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可一味地顺应。杨氏认为，面对这样的患者：“正可逆志以取其所乐，不可顺欲而致其所苦。故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
王公大人之类的患者，平日骄奢淫逸，颐指气使。即使染病，仍要逞威，往往随心所欲，这不利于治病。在这种“顺欲则致其所苦”的情况下，作为医者，不应迁就此类患者，而有责任帮助他们去掉不合理的意愿或恶习。只要“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即讲清治病、养生之道，他们定会听从劝告的。大概这是撰注者的经验之谈。此即所谓“逆志以取其所乐”。可见，无论杨氏主张“顺”还是“逆”，都是为患者着想的，而把医者自身置之度外。按照常情，“顺”则招喜，“逆”则招憎，甚至招祸。有些品格低下的医者，一味“顺”而取赏，终致有害于患者。此为杨氏所不耻为。他提倡“顺”，乃出于对患者的尊重；他所说的“逆”，乃为患者的生命负责。该“顺”则顺，当“逆”则逆。或“逆”或“顺”，皆以病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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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不仅提出了以病人为本这一医德总原则，而且认为贵在实行。他指出：“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
这里所谓“上古圣人”，当然是沿袭《黄帝内经》的托名之说。即假托上古圣人提倡先行、重行思想。精辟的言论固然难得，身体力行更可贵。欲人行之，“身先行之”，更有说服力、号召力。杨氏倡导以病人为本，身体力行。可惜，关于杨氏行医治病的事迹及其一生行为，史籍未载，或载而散佚，使今人一无所知，仅能从《太素》注文中获得少量信息。例如，他曾以施针石为例，指出医者应十分专注：“行针石者须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驰越，志不异求，意不忘思，神清内使。虽有邪客，服之汤液醪醲万全也”。
施针石者如此专心致志，可谓极其认真负责。这与《素问》“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的漫不经心、敷衍塞责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能以病人为本，必然认真负责。杨氏以病人为本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http://www.100md.com(薛公忱)
杨氏认为，如果某些方药、治法未经使用，尚无把握，不能确保有效无害，医者不可试用于患者，而应“先自行之”、“验于己身”，即在自己身上试用，得到的结果确定无虞后，方可用之于患者。这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即用自己的危险换取患者的安全，其用心可谓高尚也矣。不难理解，这是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精神的发扬光大。
杨氏还进而提出，“若本无病，则亦无疗方，故知有病为本，然后设工，是则以病为本，以工为末也”。“风寒暑湿所生之病以为本也，工人所用针石汤药以为末也。故病与工相契者，无大而不愈；若工病不相符者，虽微而不遣，故曰不得，邪不服也”。这里所谓的“工”、“工人”即指医者。从认识论上看，先有病，后有医。医是病的派生物。一切方药、法则均须与病症相符，才能取效。若“不相符”，病虽微而不去。所以说病为本，工为末。其实，这一看法除认识论的意义外，还规定了医者对待患者应有的态度。既然病本工末，医者乃为病人而设置的，就应该全力为之服务，满足其防治疾病的需要。此与杨氏的爱生思想是一致的。他强调人的生命的宝贵，并且把“众庶”即百姓、民众的生命与“人君”的生命相提并论。作为医工，有此思想就必然视患者重于自己，自觉地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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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是，杨氏所谓“顺”，并非一味迁就，以取悦于患者，而是要对患者的意愿有所分析。凡是有利于防治疾病的要求，无疑要“顺”；有些患者的意愿、习惯不利于养生治病，不但不能“顺”，还应逆。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可一味地顺应。杨氏认为，面对这样的患者：“正可逆志以取其所乐，不可顺欲而致其所苦。故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
王公大人之类的患者，平日骄奢淫逸，颐指气使。即使染病，仍要逞威，往往随心所欲，这不利于治病。在这种“顺欲则致其所苦”的情况下，作为医者，不应迁就此类患者，而有责任帮助他们去掉不合理的意愿或恶习。只要“以道语之，无理不听也”，即讲清治病、养生之道，他们定会听从劝告的。大概这是撰注者的经验之谈。此即所谓“逆志以取其所乐”。可见，无论杨氏主张“顺”还是“逆”，都是为患者着想的，而把医者自身置之度外。按照常情，“顺”则招喜，“逆”则招憎，甚至招祸。有些品格低下的医者，一味“顺”而取赏，终致有害于患者。此为杨氏所不耻为。他提倡“顺”，乃出于对患者的尊重；他所说的“逆”，乃为患者的生命负责。该“顺”则顺，当“逆”则逆。或“逆”或“顺”，皆以病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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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不仅提出了以病人为本这一医德总原则，而且认为贵在实行。他指出：“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
这里所谓“上古圣人”，当然是沿袭《黄帝内经》的托名之说。即假托上古圣人提倡先行、重行思想。精辟的言论固然难得，身体力行更可贵。欲人行之，“身先行之”，更有说服力、号召力。杨氏倡导以病人为本，身体力行。可惜，关于杨氏行医治病的事迹及其一生行为，史籍未载，或载而散佚，使今人一无所知，仅能从《太素》注文中获得少量信息。例如，他曾以施针石为例，指出医者应十分专注：“行针石者须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驰越，志不异求，意不忘思，神清内使。虽有邪客，服之汤液醪醲万全也”。
施针石者如此专心致志，可谓极其认真负责。这与《素问》“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的漫不经心、敷衍塞责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能以病人为本，必然认真负责。杨氏以病人为本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 http://www.100md.com(薛公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