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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
http://www.100md.com 2003年5月12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1944期
     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作为是新涌现的传染性热病,属于中医疫病、温疫范畴,目前在我国若干省市陆续有临床报道与发病统计,世界多个国家亦见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医学史中震撼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我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非典”的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并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肯定了中西医结合能提高临床疗效,使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战胜增强了信心。

    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的疫情记载多不胜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多次疫病流行,东汉·张仲景在他所著《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曾提到他的亲族有200余人,在不到十年期间,死于伤寒(仲圣所说的“伤寒”,包括疫病在内)者“十居其七”。故汉晋以降,仲景治伤寒多种病型的经方,为后世治疗伤寒、疫病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治法与效方,奠定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迄于明清,温病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较多的名家名著,如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热条辨》、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书先后刊行问世,使温病和疫病的学术临床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体现了我国临床医学是不断取得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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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于近代,我国也有一些对疫病、温病诊疗有较大建树的医家,其中之一就是先大父余奉仙,今作简介如下。

    余奉仙(公元1860~1939年),字涤凡,江苏阜宁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年时随其父(是我的曾祖父)余赞襄学医(赞襄公业医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熟读经典,旁及历代名著,早年即悬壶问世,诊治富于胆识,经方、时方择善而用,于伤寒、温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多所致意,效验卓著,中壮年时即已名播千里,是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是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40岁前后,曾一度在南京行医,后因诊治逊清湘省记名提督董宝泉重症伤寒获效,受聘于都督府主持诊疗并佐治戎机。回阜宁后,因该县及邻近诸县(包括宿迁、盱眙、涟水、泗阳等县)均有疫病流行,求诊者户限为穿,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使先大父在诊治疫病方面学验宏富,卓有心得。这在他晚年所撰《医方经验彙编》中有充分的载述。该书所记述之治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部分医案刊用于上海《医界春秋》(杂志)中。至于《医方经验彙编》全书则由先父余无言(近现代经方派名家、中医教育家)予以整理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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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方经验彙编》,阐述病证颇多,其中伤寒包括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兼证、风寒两感证等;温病则包括春温、风温、冬温、湿温、暑湿、秋燥等病。尤为令人醒目的是,该书所阐论有关疫病的诊治内容十分丰富,如瘟疫、疫疟、寒疫痧霍、疫疹、疫癍、疫黄、疫痢、大头瘟、烂喉疫、暇蟆疫、卢鹚疫、羊毛疫、蝥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燥疫、鼠疫等,凡此诸多疫病,均有临床治验及效方。此外,该书还对中风、类中风、肝风、产后风、癫痫等病,阐述了他的辨证和临床心得。

    由此可见,《医方经验彙编》堪称是近百年来有关疫病诊治的重要医著,其诊治经验对当前防治疫病有借鉴、参考价值。

    先大父生平治疫,既用古代医家名方及其变化方,又有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独出心裁创新的制方。如他辨治葡萄疫(多发于六、七岁幼孩,主症为体表皮肤忽发锦纹斑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其脉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数;或有发热,虽渴不烦……),经数十年研究,先大父认为是患儿年幼,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染病后“恶厉之气,直犯血脉”,如不早治,预后堪忧。治以《局方》活命金丹,处方为大黄(酒浸)、连翘、芒硝、甘草、山栀(炒黑)、黄芩、苏荷、板蓝根、青黛、竹叶为引。余氏又自拟“新订消癍活命饮”,其处方为川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生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当归(酒制)、大生地、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治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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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该书在“论瘟疫”(瘟疫系指感受疫疠之气而产生的急性传染病热病)一节中着重指出:“瘟疫之气,(王)叔和辨为异气,葛雍谓秽气触真气,(刘)河间谓为疫气,(吴)又可谓疠气与杂气,所说虽不同,其实则相似。……疫气犯人,乃有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阜宁南窑地区疫病流行,往往举家辗转染病而无一幸免,先大父当时年轻行医不久,展阅多种方书后用辟邪丸(又名逐疫丹)施治有显著效应。该方用明雄黄、丹参、鬼箭羽、赤小豆各二两,共研细末,炼蜜为丸,丸重6g,一日2~3次,温开水送服。施治后竟一一告痊。此方用雄黄、鬼箭羽以辟毒、除疫、清热,赤小豆利小便、去温邪,丹参活血祛瘀,经现代药理研究,丹参所含丹参酮有抗感染、消炎作用。此方药味少而功效专,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关于辟邪丸方,建国后还曾有广泛应用而获效者。回忆在二十余年前,我曾遇见我们中医研究院前任党委书记王发武同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曾兼任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从北京调至河北省工作后,他所主管的一所大学及其周围地区有疫病传染,患者颇多。王书记检阅《医方经验彙编》,看到有辟邪丸治疗瘟疫的记载,遂以此方让师生及周围地区市民广泛服用,疫情很快获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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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举例,不难看出奉仙公在疫病施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其丰富、独到的学术临床经验,受到后世名家的赞赏。一代宗师蒲辅周先生在谈到《余氏父子经验集》(此书系指先大父余奉仙《医方经验彙编》和先父余无言《翼经经验录》二书的合订本)时曾说:“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蒲老与先父无言先生交友善,他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分别从四川和上海应聘至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名中医,蒲老曾多次与先父论及《医方经验彙编》有关疫病的诊治经验,并对该书的“医家隐蔽说”、“尽性篇”等阐论,尤为钦佩(见李兴培主编《蒲辅周研究》一书)。

    当然,属于疫病范围的病症很多,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病症予以审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同的疫病,有其重要的类似之处。诚如《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对于“非典”的中医治法、方药、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很多,但我们阅习古代和近现代的疫病著述,亦可从中获得启发与借鉴。, 百拇医药(余瀛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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