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邪为首 开达膜原 始终通下 重在养阴 《温疫论》对非典治疗的现实意义
《温疫论》是我国第一部温病学专著，其认为温疫病位在膜原，总的治疗原则是先里后表，里通表和，这在非典的治疗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祛邪为第一要义，贵乎早，贵乎彻底
温疫流行均为感受戾气所致，凡戾气触人均为邪气，故务必早祛。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疫邪为病之本，是温疫流行的主要原因，发热为病之标，只要邪气被逐发热自然解除。并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而且在具体治法上体现了“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认为祛邪不利则“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非典是邪毒为患，祛邪应贯串始终，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
非典发病与人体免疫力关系密切。非典早期邪气侵入人体，正气尚未虚，津液尚未耗，邪气尚未鸱张，是中医用药的良机，是阻断非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期或清热解毒，或开达膜原，或辟秽化浊，可使邪气势减。下一步即使有发热，因其锐势已挫败，发热的温度和时间都应该较未经挫败者下降或减少，后期的变证、危证也因此而减少或转轻，住院时间自然相应缩短。“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拨去病根为要耳。”所谓“邪不去则病不廖，迁缠日久，愈沉愈伏”。因此建议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中医宜早期应用，不给邪气嚣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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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达膜原为首选，达原饮为基础方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温疫“乃邪气盘踞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因邪不在表，忌用发汗，胃腑不实，不宜攻下，应以开达膜原辟秽化浊。
吴又可认为达原饮中“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要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
根据非典临床症状将其定位在膜原，达原饮自为首选基础方。据现代药理研究，该方中每味药物均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作用，用量最大的槟榔可抗流感病毒，其种子有多种杀病毒物质，其硫酸盐片剂可用于治疗病毒感染所致免疫缺陷疾病。因此，该方不论从传统理论分析，还是现代药理实验均应支持在非典早期使用。另外，由于患者体质不一，感邪轻重不同，在达原次的基础上又可加减：湿浊郁闭较甚者(舌苔白而厚腻浊者)，可用雷氏宣透膜原法(《时病论》)；邪渐入胃，里热虽甚，湿浊犹重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粘腻者)用三消饮(《温疫论》)，即以达原饮开达膜原，加羌活、葛根、柴胡消散于表，加大黄消导于里，加姜、枣调和诸药；邪始入胃，热势较甚者(舌红，苔黄或起刺或焦裂少津者)达原饮加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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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灵活应用下法，合理使用大黄
温疫邪在膜原，虽不能表汗又不宜攻里，但当邪欲离膜原，其近于胃时，通泄肠腑使疫毒随粪便而出，仍不失为祛邪之时给邪以出路的上策。“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苔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设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俗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彻其余毒。”故不可拘泥于疫毒之邪盘居膜原不宜下，而是重在用下法的时机和临床指征。在此基础上，后世医家戴天章在长期临证实践中发现，治温疫不要拘泥于伤寒“下不厌迟”之说，创造性地提出温疫“下不厌早”之说。又因下后里邪得除，腑气得通，此时表汗可见，病人日渐轻松，故与下法相对而言又有“汗不厌迟”之说。
温疫初起邪在膜原，中后期传胃。非典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咳嗽、胸闷、气促等症状可晚于发热出现，说明仅发热时为邪在膜原，因膜原近于胃，当邪入胃时，由于肺胃经脉相通故现肺脏本证；又由于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之海，平时灌输营养物质于各脏腑及十二经之中，疫毒至此也可成邪气传递通道，故非典在后期可见心、肝、胃等多器官功能损害；再由于目前己从非典病人的大小便中发现有非典的致病原凶—变异的冠状病毒，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些也为下法的运用提供了依据。况乎早下、急下避免疫热耗伤津液，也符合温热病“急下存阴”、“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指导思想，符合对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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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下法，总以大黄为主力军。从传统药物功效分析，其药性寒沉降具斩关夺门之力，有将军之称，对非典病毒有挫其锐势的作用，可以与早期疫毒势均力敌，以决胜负；通腑泻热，上病治下，使疫毒迅速排出体外；活血祛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不给疫毒留存体内的机会。仔细推敲大黄在温病或温疫中的应用可见，大黄既可用在无形热甚也可用在有形热结，关键在于邪在膜原有行动之机，或是邪刚入胃，或是邪已入胃的辨别。一般而言，无热结时以达原饮加大黄，有热结时多以芒硝配大黄，不单纯以是否有胃肠积滞来判断，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明确指同，“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候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抟，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因此用大黄不必拘于是否有结粪。再从现代中药药理分析，大黄抗菌谱广，对多种病原菌及多种病毒有抑制作用，在体内还可以诱生干扰素，提高抗病毒能力；大黄的致泻作用部位在大肠，可兴奋肠平滑肌上的M一受体，使肠蠕动增加，同时又抑制Na+、K+—ATP酶，阻碍Na+转运，使肠内渗透压增高，保留大量水分，促使排便，有利于非典病毒稀释和迅速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减少疫毒对机体的侵害；大黄还有利胆、保肝、解毒、促进肝细胞修复，以及降低血中非蛋白氮，延缓肾衰，改善肾功不全等作用；大黄还可减少ATP的生成与消耗，减少产热，有利于体温下降。现代药理实验证明，不论从抗病原微生物、降温、排毒，还是保护肝肾功能等方面，大黄都是较好的选择，而且符合抗非典的病理需要。
, 百拇医药
温疫中疫毒为主要矛盾，祛邪为第一要义，下法贯串始终，但《温疫论》言下法并非盲目妄投，在应下诸症中有20余种均以舌苔变化为指征，除提出下法不拘泥伤寒下不厌迟和勿拘结粪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但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对重证急证还提出“急证急攻”、“因证数下”、“凡下不以数计”，并以病人朱海畴为例，认为其药浅病深，于是一下、再下、更下，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36g)；又提到膜原邪热非一次尽传到胃，故邪热虽经下后不能顿除，应宽缓两日，待余邪聚胃再下，宜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或数下亡阴用清燥养荣汤(知母、天花粉、当归、白芍、地黄、陈皮、甘草)，或湿热胶结肠胃，宜借用温病中“轻法频下”之法，用枳实导滞汤(枳实、生大黄、山楂、六曲、槟榔、厚扑、黄连、连翘、紫草、木通、甘草)。故灵活应用下法，合理使用大黄是今天抗非典的主要思路。
四、后期养阴为主，忌投参芪白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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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热病后期，因邪热伤阴，也由数下伤阴，故应以养阴为主，清燥养荣汤可用于所谓阴枯血燥者。因“暴解之后，余焰尚在，明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皆骤补之为害也”，故要慎用补气药。但也并非一律不用，仍以体质状况及邪气留恋情况判断。
另提出“大抵时疫愈合，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按温疫伤阴特点，饮食是宜少而清淡，最好进食稀粥、米汤以养胃气。适当休息恢复体力，宁心安神，从生理和心理上恢复和增强免疫力。
《温疫论》虽是361年前的医学著作，但在当前抗非典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起同道关注，共同探讨，为中华民族医药学在抗非典中增辉，为抗非典发挥中医药优势出力。, 百拇医药(洪 蕾)
一、祛邪为第一要义，贵乎早，贵乎彻底
温疫流行均为感受戾气所致，凡戾气触人均为邪气，故务必早祛。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疫邪为病之本，是温疫流行的主要原因，发热为病之标，只要邪气被逐发热自然解除。并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而且在具体治法上体现了“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认为祛邪不利则“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非典是邪毒为患，祛邪应贯串始终，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
非典发病与人体免疫力关系密切。非典早期邪气侵入人体，正气尚未虚，津液尚未耗，邪气尚未鸱张，是中医用药的良机，是阻断非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期或清热解毒，或开达膜原，或辟秽化浊，可使邪气势减。下一步即使有发热，因其锐势已挫败，发热的温度和时间都应该较未经挫败者下降或减少，后期的变证、危证也因此而减少或转轻，住院时间自然相应缩短。“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拨去病根为要耳。”所谓“邪不去则病不廖，迁缠日久，愈沉愈伏”。因此建议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中医宜早期应用，不给邪气嚣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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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达膜原为首选，达原饮为基础方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温疫“乃邪气盘踞于膜原，内外隔绝，表气不能通于内，里气不能达于外”，“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宜达原饮”，因邪不在表，忌用发汗，胃腑不实，不宜攻下，应以开达膜原辟秽化浊。
吴又可认为达原饮中“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要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热伤津液，加知母以滋阴；热伤营气，加白芍以和血；黄芩清燥热之余；甘草为和中之用；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剂，如渴与饮，非拔病之药也。”
根据非典临床症状将其定位在膜原，达原饮自为首选基础方。据现代药理研究，该方中每味药物均有广谱的抗菌、抗病毒作用，用量最大的槟榔可抗流感病毒，其种子有多种杀病毒物质，其硫酸盐片剂可用于治疗病毒感染所致免疫缺陷疾病。因此，该方不论从传统理论分析，还是现代药理实验均应支持在非典早期使用。另外，由于患者体质不一，感邪轻重不同，在达原次的基础上又可加减：湿浊郁闭较甚者(舌苔白而厚腻浊者)，可用雷氏宣透膜原法(《时病论》)；邪渐入胃，里热虽甚，湿浊犹重者(舌根先黄，渐至中央粘腻者)用三消饮(《温疫论》)，即以达原饮开达膜原，加羌活、葛根、柴胡消散于表，加大黄消导于里，加姜、枣调和诸药；邪始入胃，热势较甚者(舌红，苔黄或起刺或焦裂少津者)达原饮加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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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灵活应用下法，合理使用大黄
温疫邪在膜原，虽不能表汗又不宜攻里，但当邪欲离膜原，其近于胃时，通泄肠腑使疫毒随粪便而出，仍不失为祛邪之时给邪以出路的上策。“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苔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设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动之机，俗离未离之际，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羁。二三日后，余邪入胃，仍用小承气彻其余毒。”故不可拘泥于疫毒之邪盘居膜原不宜下，而是重在用下法的时机和临床指征。在此基础上，后世医家戴天章在长期临证实践中发现，治温疫不要拘泥于伤寒“下不厌迟”之说，创造性地提出温疫“下不厌早”之说。又因下后里邪得除，腑气得通，此时表汗可见，病人日渐轻松，故与下法相对而言又有“汗不厌迟”之说。
温疫初起邪在膜原，中后期传胃。非典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咳嗽、胸闷、气促等症状可晚于发热出现，说明仅发热时为邪在膜原，因膜原近于胃，当邪入胃时，由于肺胃经脉相通故现肺脏本证；又由于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十二经之海，平时灌输营养物质于各脏腑及十二经之中，疫毒至此也可成邪气传递通道，故非典在后期可见心、肝、胃等多器官功能损害；再由于目前己从非典病人的大小便中发现有非典的致病原凶—变异的冠状病毒，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些也为下法的运用提供了依据。况乎早下、急下避免疫热耗伤津液，也符合温热病“急下存阴”、“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指导思想，符合对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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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下法，总以大黄为主力军。从传统药物功效分析，其药性寒沉降具斩关夺门之力，有将军之称，对非典病毒有挫其锐势的作用，可以与早期疫毒势均力敌，以决胜负；通腑泻热，上病治下，使疫毒迅速排出体外；活血祛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不给疫毒留存体内的机会。仔细推敲大黄在温病或温疫中的应用可见，大黄既可用在无形热甚也可用在有形热结，关键在于邪在膜原有行动之机，或是邪刚入胃，或是邪已入胃的辨别。一般而言，无热结时以达原饮加大黄，有热结时多以芒硝配大黄，不单纯以是否有胃肠积滞来判断，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明确指同，“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候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抟，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因此用大黄不必拘于是否有结粪。再从现代中药药理分析，大黄抗菌谱广，对多种病原菌及多种病毒有抑制作用，在体内还可以诱生干扰素，提高抗病毒能力；大黄的致泻作用部位在大肠，可兴奋肠平滑肌上的M一受体，使肠蠕动增加，同时又抑制Na+、K+—ATP酶，阻碍Na+转运，使肠内渗透压增高，保留大量水分，促使排便，有利于非典病毒稀释和迅速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减少疫毒对机体的侵害；大黄还有利胆、保肝、解毒、促进肝细胞修复，以及降低血中非蛋白氮，延缓肾衰，改善肾功不全等作用；大黄还可减少ATP的生成与消耗，减少产热，有利于体温下降。现代药理实验证明，不论从抗病原微生物、降温、排毒，还是保护肝肾功能等方面，大黄都是较好的选择，而且符合抗非典的病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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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中疫毒为主要矛盾，祛邪为第一要义，下法贯串始终，但《温疫论》言下法并非盲目妄投，在应下诸症中有20余种均以舌苔变化为指征，除提出下法不拘泥伤寒下不厌迟和勿拘结粪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但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对重证急证还提出“急证急攻”、“因证数下”、“凡下不以数计”，并以病人朱海畴为例，认为其药浅病深，于是一下、再下、更下，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36g)；又提到膜原邪热非一次尽传到胃，故邪热虽经下后不能顿除，应宽缓两日，待余邪聚胃再下，宜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或数下亡阴用清燥养荣汤(知母、天花粉、当归、白芍、地黄、陈皮、甘草)，或湿热胶结肠胃，宜借用温病中“轻法频下”之法，用枳实导滞汤(枳实、生大黄、山楂、六曲、槟榔、厚扑、黄连、连翘、紫草、木通、甘草)。故灵活应用下法，合理使用大黄是今天抗非典的主要思路。
四、后期养阴为主，忌投参芪白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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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热病后期，因邪热伤阴，也由数下伤阴，故应以养阴为主，清燥养荣汤可用于所谓阴枯血燥者。因“暴解之后，余焰尚在，明血未复，大忌参芪白术，得之反助其壅郁，余邪留伏，……日后必变生异证，或周身痛痹，或四肢挛急，……皆骤补之为害也”，故要慎用补气药。但也并非一律不用，仍以体质状况及邪气留恋情况判断。
另提出“大抵时疫愈合，调理之剂，投之不当，莫如静养，节饮食为第一”。按温疫伤阴特点，饮食是宜少而清淡，最好进食稀粥、米汤以养胃气。适当休息恢复体力，宁心安神，从生理和心理上恢复和增强免疫力。
《温疫论》虽是361年前的医学著作，但在当前抗非典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起同道关注，共同探讨，为中华民族医药学在抗非典中增辉，为抗非典发挥中医药优势出力。, 百拇医药(洪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