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中医学的自我学科主体意识 陆广莘
铭记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大师的教诲：自信、自立、自强
撰稿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解放前，把中医不科学归之为中医诊疗思想不科学，中医似乎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1928年，章次公、徐衡之二位先生会同陆渊雷先生挺身而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推章太炎先生为校长，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中医教育办院方针，发展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思想，正确处理古今和中西关系。因为，关于“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是中医学关于生命的发展观。“生化之宇”的生命系统是一个主体开放出入的自组演化调节系统，中医学的生命及其发展，当然应当成为主体性开放的自主演化调节系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就是实行主体性开放，要在“发皇古义”的主体价值体系基础上，融会有利于中医学科自身发展的“新知”，融会近来的“新知”。应能更好的为“发皇古义”的主体价值体系发展服务。
, 百拇医药
面对南京政府“废止旧医案”的威胁，章太炎先生在1929年告诫中医界，要“取法东方，勿震远西”。中医学发展之道的“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是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学习“病者之身”上自己的抗病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医医名的“名非苟得，以廖者之口为依据”，是临床医疗实践效果。在当时“中医不科学”的一片咒骂声中，能坚定中医学科的实践功能本质的学科自信，给后来中医学子寻得一种在艰苦中如何生存发展之道。
我生也晚，学中医已是1945年，在家乡拜老中医马书绅临证实践。后随陆渊雷先生为遥从弟子，接受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医方法途径。陆先生讲义中有章先生的药物学，后来章先生又惠我其所编的《广集汤头》，开拓了视野。陆先生关于中医理论的阐释和方法教我以治学门径。他认为“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以药力”。他说“证候之成，约有三途：一为正气抗病现象，二为菌毒直接造成，三为其他证候的结果。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视证候而揣知抵抗力之趋势，当扶助者扶助之，当矫正者矫正之”。即中医学有自己的诊疗对象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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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录取后将赴北京报到之前拜谒陆先生，陆先生似在告诫我，学西医就要认真学好，更不要学西医皮毛，像有些人那样回过头来对中医指手划脚。
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
徐衡之先生是全国最早进入西医院的中医，不久章先生奉调来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也参加西医院的中医诊疗工作，都处在和西医同道合作诊疗危难急重病症的工作环境。徐先生几年的实践体会是，对西医诊疗标准及其体系，要做到“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诊疗思想的积极作用，才能与西医同道协同合作，作出中医应有的贡献。全国首例再障治疗成功、流行性乙脑四年中其死亡率在全国最低、肝硬变食道静脉曲张经治后消失等等，都证明了徐先生的正确和大医风范。
章徐两先生诊余见面常讨论的是中医学术问题，除交流具体案例外，更多讨论：经方与时方，单验方与辨证论治，外感病中的伤寒与温病，内科领域中的外感与内伤，以及内外科的如何整合等重大命题。徐先生主张应上升到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高度。如果把伤寒温病的寒邪病因概念，正确地理解为主体性抗病反应，则外感病的抗病反应传变快，内伤病的慢性过程，犹如电影里的慢镜头。如果从机体抗病反应及其调节的层面看待辨证论治，则在疾病对抗医学诊疗思想面前，就能做到“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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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章徐两先生从讲求实效的医学本质出发，能够对西医疾病医学诊疗思想，提出“心如其意而不为所囿”，根本上立足于发展中医养生治病实践的“取效之道”，以便能在中西结合的实践中作出中医应有的贡献。
1956年秋中医界开始了五行理论的学术争鸣。章先生鼓励我发表意见。我提出：历史考察其源流有别的发生学研究和出身论，不足为评；从解剖实体论的成份论出发，也不足为评。理论的功能是指导实践，它还是实体的实证，评价理论的价值，应对其实践指导的贡献度来衡量。一种理论，如果能够帮助人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从多角度看问题，有什么不好？近代以来苛求于中医理论的，无非是实证主义的把一切还原为感官要素的所谓物质基础。章先生嘱我马上写成短文发表。是章先生的鼓励，指引着我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坚持旨在“言其理之用以扶其体”，坚定中医学科的主体意识。
章徐两先生正确处理研究中医和中医研究的关系，使我在人民医院安心于中医的医教研工作。1983年，我奉调中医研究院，在论证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建所问题时，又一次涉及到是研究中医理论还是中医理论研究这样的问题。研究中医，是指用现代科学对中医学实践的证实和为了说明中医之主张的“愈病之理”。中医研究，旨在发展养生治病以求于本，中医诊疗思想及实践效果的“取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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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
1958年初在人民医院首开中医病房，秋，北医首开中医学概论课程。与章徐两先生讨论，我们认为，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概论，不可能是培养具有两套本领的医生，重点在于转变新一代医学生的思想，克服对中医不科学的偏见和歧视，使之能在今后的中西医合作中平等相待。既是“概论”，重点是介绍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及其对中医理论概念的正确理解。
1959年夏，章先生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后步行来人民医院，发现下肢沿坐骨神经分布疼痛，不久被证实为肺癌骨转移。他在病床上还嘱咐：“中医欲求融合现代科学，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这竟成为章先生的遗言。几十年来，陆章徐三位先生从倡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到章先生临终嘱咐“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一直指引着中医学术界。
陆章徐三位大师的教诲永志不忘。B05.2, 百拇医药
撰稿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解放前，把中医不科学归之为中医诊疗思想不科学，中医似乎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1928年，章次公、徐衡之二位先生会同陆渊雷先生挺身而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推章太炎先生为校长，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中医教育办院方针，发展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思想，正确处理古今和中西关系。因为，关于“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是中医学关于生命的发展观。“生化之宇”的生命系统是一个主体开放出入的自组演化调节系统，中医学的生命及其发展，当然应当成为主体性开放的自主演化调节系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就是实行主体性开放，要在“发皇古义”的主体价值体系基础上，融会有利于中医学科自身发展的“新知”，融会近来的“新知”。应能更好的为“发皇古义”的主体价值体系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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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南京政府“废止旧医案”的威胁，章太炎先生在1929年告诫中医界，要“取法东方，勿震远西”。中医学发展之道的“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是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学习，学习“病者之身”上自己的抗病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医医名的“名非苟得，以廖者之口为依据”，是临床医疗实践效果。在当时“中医不科学”的一片咒骂声中，能坚定中医学科的实践功能本质的学科自信，给后来中医学子寻得一种在艰苦中如何生存发展之道。
我生也晚，学中医已是1945年，在家乡拜老中医马书绅临证实践。后随陆渊雷先生为遥从弟子，接受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医方法途径。陆先生讲义中有章先生的药物学，后来章先生又惠我其所编的《广集汤头》，开拓了视野。陆先生关于中医理论的阐释和方法教我以治学门径。他认为“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以药力”。他说“证候之成，约有三途：一为正气抗病现象，二为菌毒直接造成，三为其他证候的结果。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视证候而揣知抵抗力之趋势，当扶助者扶助之，当矫正者矫正之”。即中医学有自己的诊疗对象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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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录取后将赴北京报到之前拜谒陆先生，陆先生似在告诫我，学西医就要认真学好，更不要学西医皮毛，像有些人那样回过头来对中医指手划脚。
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
徐衡之先生是全国最早进入西医院的中医，不久章先生奉调来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也参加西医院的中医诊疗工作，都处在和西医同道合作诊疗危难急重病症的工作环境。徐先生几年的实践体会是，对西医诊疗标准及其体系，要做到“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诊疗思想的积极作用，才能与西医同道协同合作，作出中医应有的贡献。全国首例再障治疗成功、流行性乙脑四年中其死亡率在全国最低、肝硬变食道静脉曲张经治后消失等等，都证明了徐先生的正确和大医风范。
章徐两先生诊余见面常讨论的是中医学术问题，除交流具体案例外，更多讨论：经方与时方，单验方与辨证论治，外感病中的伤寒与温病，内科领域中的外感与内伤，以及内外科的如何整合等重大命题。徐先生主张应上升到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高度。如果把伤寒温病的寒邪病因概念，正确地理解为主体性抗病反应，则外感病的抗病反应传变快，内伤病的慢性过程，犹如电影里的慢镜头。如果从机体抗病反应及其调节的层面看待辨证论治，则在疾病对抗医学诊疗思想面前，就能做到“心知其意而不为所囿”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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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章徐两先生从讲求实效的医学本质出发，能够对西医疾病医学诊疗思想，提出“心如其意而不为所囿”，根本上立足于发展中医养生治病实践的“取效之道”，以便能在中西结合的实践中作出中医应有的贡献。
1956年秋中医界开始了五行理论的学术争鸣。章先生鼓励我发表意见。我提出：历史考察其源流有别的发生学研究和出身论，不足为评；从解剖实体论的成份论出发，也不足为评。理论的功能是指导实践，它还是实体的实证，评价理论的价值，应对其实践指导的贡献度来衡量。一种理论，如果能够帮助人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从多角度看问题，有什么不好？近代以来苛求于中医理论的，无非是实证主义的把一切还原为感官要素的所谓物质基础。章先生嘱我马上写成短文发表。是章先生的鼓励，指引着我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坚持旨在“言其理之用以扶其体”，坚定中医学科的主体意识。
章徐两先生正确处理研究中医和中医研究的关系，使我在人民医院安心于中医的医教研工作。1983年，我奉调中医研究院，在论证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建所问题时，又一次涉及到是研究中医理论还是中医理论研究这样的问题。研究中医，是指用现代科学对中医学实践的证实和为了说明中医之主张的“愈病之理”。中医研究，旨在发展养生治病以求于本，中医诊疗思想及实践效果的“取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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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
1958年初在人民医院首开中医病房，秋，北医首开中医学概论课程。与章徐两先生讨论，我们认为，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学概论，不可能是培养具有两套本领的医生，重点在于转变新一代医学生的思想，克服对中医不科学的偏见和歧视，使之能在今后的中西医合作中平等相待。既是“概论”，重点是介绍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及其对中医理论概念的正确理解。
1959年夏，章先生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后步行来人民医院，发现下肢沿坐骨神经分布疼痛，不久被证实为肺癌骨转移。他在病床上还嘱咐：“中医欲求融合现代科学，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这竟成为章先生的遗言。几十年来，陆章徐三位先生从倡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到章先生临终嘱咐“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一直指引着中医学术界。
陆章徐三位大师的教诲永志不忘。B05.2,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