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7天的SARS日子里我们相互支撑
他们仍然被已经过去了的经历感动着,回忆那段经历，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有人说，他们打的是一场SARS遭遇战。而正是由于这些大医院首当其冲，才为北京战胜SARS赢得了时间。
■即使在炎热的天气里，医生也要全副“武装”毫不怠慢
■对每个病人医生都要付出全部的努力
■医生在交班的时候总要把病人的详细资料交待一番
3月24日，北医三院接收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和第一例非典观察病人，从此北医三院就进入了抗击SARS的第一线。
47天里，北医三院院本部收治了275名病人，其中SARS确诊病人145人；疑似病人29人，观察病人101人。而在发热门诊得到及时诊治的发热病人达到了2330人次。
这期间，北医三院为防治SARS共投入人力520余人(其中进入SARS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为310余人)。
, 百拇医药
北医三院陈仲强院长说，三院是一个能顾大局的集体，所以，在SARS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的时候，三院仍然成功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他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三院团结得像一个拳头。只要是确定好的方案，大家就会是一个步调。每个措施的出台，总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落实。
SARS病房需要房子，四次紧急调整都是在几个小时里完成。SARS病房需要医生、护士，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迅速补充。SARS病房需要保持清洁，后勤15名工作人员义无返顾地穿上了防护服。
星期六下午，三院急诊室里坐满了病人。急诊科主任郑亚安说，发烧门诊已经撤了，但工作强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周末是亚安进入SARS病房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但他没有休息。
SARS期间的专家会诊室就设在主楼一层的左侧，这里离SARS病房只有几十米。门已经上锁了，门上贴着条子，是前一天的通知：“房间正在消毒，请在17点以后进入。”房间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一张用乒乓球案子拼成的超大的办公台上仍摆放着一些资料，沙发依墙而放，因为还在消毒，上面盖上了浸有过氧乙酸的白色单子。亚安说，经常有专家在这里彻夜会诊。去亚安的办公室要经过已经关闭了的SARS病房，它们是两栋淡绿色的简易三层小楼，三院人叫它轻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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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房间已经空了。按照规定，不能消毒的东西都已经打包焚烧。亚安说，他们还在准备着，所以病房还要继续保留。
和三院的人谈SARS期间的经历，即使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总是谈及别人，亚安也不例外，所以，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一串名字：毛节明、张洪君、贺蓓、李长海、孙威、王军……
■刘佳，血液科护士，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医护人员。
下午主任在电话里告诉我，第二天进入SARS病房，我嘴上说没问题，但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坐在病房里，突然有水滴落了下来，以为是房顶出问题了，后来才知道是防护镜上蒸汽结成的水。
第一天值的是夜班，外面下着小雨。到了半夜，一部分病人转走了，我和另一名值班护士才有机会交换感觉，我在她的手心上写了两个字———“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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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刘佳进入SARS病房，那天她值夜班。
刘佳说，病人比她想像的要多，几个小时她们一直在不停地走动。外面下着小雨，但她们还是不停地出汗，刘佳觉得她的周身都在冒着热气。
夜里2点，一部分病人被转走了，病房里安静了一些，刘佳才有机会休息一下。工作两年了，刘佳还是第一次觉得紧张。外面的雨还在下，坐在窗户旁边，冷风吹进来，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冰冰的。突然，一滴水珠落在刘佳眼前的地面上，她以为房顶出问题了，后来才发现是防护镜上的蒸汽在冷风中变成了水，顺着镜框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到了后半夜，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就想摘下口罩，痛快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但这是不可能的。”刘佳不断地告诉自己，只要挺过第一天，以后就会好的。她说那个时候她们都需要鼓励，所以她在另一名护士的手心里写了“坚持”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写给别人的，也是写给自己的。”
第一个夜班，刘佳上了15个小时，加上交班时间，16个小时后刘佳才走出了SARS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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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SARS病房之前，刘佳对SARS的严重性已经有所了解。刘佳说，接到主任的电话，她嘴上说没问题，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她真的有点害怕。那天下午，她到医院团委把收的团费交了，又剪了剪头发。但几天后，这种害怕就消失了，刘佳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关爱的集体，而这个集体也包括病人们。
“那天，来了一位50多岁的女士，她说自己得了SARS，所以没惊动家人，一个人来了。她已经出现了吸气性呼吸困难，病情应该算比较严重的。”没有家人，刘佳要帮她打点一切。“按照她当时的身体状况，要想走到楼上是很困难的，最后还是我扶着她才走上了三楼。”刘佳说，在那些日子里，她常被这种相互体谅、相互理解感动着。
■王军，麻醉科副主任，为SARS病人进行插管的麻醉师，SARS病房核心组成员、临时党支部书记。
当时，“重症治疗小组”几乎就是SARS的代名词，我说两名党员和我必须上，剩下的一个名额抽签，结果有一名不是党员的医生说他上，四人“重症治疗小组”就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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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做完一个手术就接到通知，有一名病人
需要立即插管。出发前，科里所有的人都出来送行，我的鼻子突然有点酸。
那天留下我和另外一名女医生值班，本来想分成两班，最后还是共同扛了16个小时。在关键的时候，需要团队精神，相互鼓励就像粮食一样重要。
21日的下午，王军刚下手术台就接到给SARS病人插管的通知。他说，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科里的人都出来送行，那个时候他才有了一点英雄一去不复回的感觉，鼻子有点酸。他转身又回到办公室，王军说就是想看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大家从报道里了解到“重症治疗小组”医护人员的感染率特别高。所以在很多医护人员的眼里，进“重症治疗小组”就意味着“牺牲”。
王军说：“到了SARS病房，一位医生拍着我的肩膀说，“保重，可别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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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王军没有给妻子打电话，他说不想给她增加思想负担，也不想在直面考验的时候，给自己再增加压力。一切都等手术之后再说。
手术结束，王军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留下来看护。“本来可以分成两班，但我看得出来她很紧张，所以我们没有分班，那天我们在病房里看护了16个小时，从下午4点，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早晨8点。关键的时候，需要团队精神，相互鼓励就像粮食一样重要。”王军说。
王军说，组织上安排他组织“重症治疗小组”，在召开全科会议上，他说他和两名党员必须上，剩下的一个名额抓阄儿。很快一名不是党员的医生主动报名，四人“重症治疗小组”就这么成立了。他说，虽然大家都有恐惧心理，但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更多的人顾及的是别人的安危。
■张福春，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第一批进入三院SARS病房的医生，SARS病房核心组成员。
到了4月20日，事态就显得格外严峻了，原来的第二梯队提前两周进入SARS病房，下午，我和其他第三梯队的人也接到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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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刚走到医院门口，一名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双掌相合举过头顶，说：“你可来了。”
SARS病房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那段日子里，大家需要主心骨。
17日，三院SARS病人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当天，原本第二梯队的医生提前两周进入了SARS病房。
20日，事态还在恶化。上午，张福春接到了毛节明主任的电话。张福春说，这其实是个很平常的电话，聊聊SARS，聊聊彼此最近的身体状况，但直觉告诉他，第三梯队也要提前上了。
“果然，时间不长，毛大夫的电话又来了，他让我做好提前进入SARS病房的准备。到了下午，毛大夫再次打来电话，说进入SARS病房的时间可能就在这两天。晚上，毛大夫正式通知我，明天一早进入SARS病房。”张福春说。
那天，张福春比平时早一点到达医院，刚到门口，SARS病房里的一名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看见他过来，两掌相合举过头顶说：“你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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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骤然增多，病房里显得有些混乱。毕竟年轻的医生太多了，在大战面前，他们确实有点心力不足。高年资医生的进驻，让他们找回了信心。”张福春说。
与此同时，三院决定在SARS病房成立临时党支部。张福春说，党员在那个时候真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当时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大家都需要鼓励。
张福春进入SARS病房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执行治疗方案，二是带领大家平安回来。张福春说他当时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专家们是不能全都进入SARS病房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诊断必须详细、准确，而这就意味着医生与病人要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批骨干力量自觉走在前面，不仅仅是完成诊断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张洪君，护理部主任，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护士的调配。
SARS病人的遗体必须经过特殊包裹才能抬走，而当时护工都走了，太平间的人也说害怕。第一具SARS尸体是我和其他四个人包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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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员会上，我对护士们说，不消灭SARS，一切都可能没有了，现在阻击SARS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了。
只要可能，到了交接班的时候，我和护理部的其他主任就会在门口接送她们。看见她们平安无事，我也会得到片刻放松。
16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重症SARS患者去世了，按照传染病的要求，遗体必须经过特别的处理才能抬走。到了下午2点，病人的遗体还放在那里。“护工都走了，太平间的人说害怕，不敢来。于是，我和护理部的郭莉、邓洁两位副主任，急诊室的葛宝兰护士长和护士刁佳承担了这个任务。”张洪君说。
“传染病人的遗体具有传染性，特别是SARS，传染性更强。”张洪君说，她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她们是“尝试者”，要摸索出一套正确的处理方案。
那一天，张洪君和她的姐妹做了认真的防护，力求不被感染。她们先给逝者穿好衣服，然后再用浸透了过氧乙酸的白布将遗体包裹起来。按照要求，遗体要包裹三层，为了让逝者舒适一些，她们尽量拉平每一层单子，整个处理用了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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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君说，在进入SARS病房前，她对所有的护士说：“不消灭SARS，一切都可能没有了，现在切断SARS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了。”这之后，护理部先后有180多名护士进入了一线。
每到交接班的时候，只要可能，张洪君和护理部的其他主任就会在门口迎送护士们。张洪君说：“到了忙的时候，很多护士就主动加班，这样体力消耗太大，所以我要盯着她们正点出来。”
■毛节明，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医生的调配。
毛节明称那些在SARS病房里工作的医生为“孩子”。他说那些孩子令他感动。“刚接到进入SARS病房通知的时候，他们也害怕，但他们还是冲上去了，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周后，有人被感染了，毛大夫说，他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病情，实际上，他可以每天和他们通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也同样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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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通话，我都要鼓励他们。我告诉他们只要精神不倒，一切都会好的。”毛大夫说那些话是说给他们，也是说给自己。
■贺蓓，院党委副书记，大内科副主任，呼吸科副主任，SARS工作组副组长，专家组成员，负责SARS病人的排查。
贺蓓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她必须对得起良心和职业。她承担着SARS病人的确诊任务。贺蓓说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她手中的这支笔。
“我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仅是他的，还有他周围人的，因此我不能错认一个，也不能漏掉一个。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几乎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一天下来，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贺蓓说自己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但这段日子却是她最难熬的。
■孙威，心内科主治医，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医生，病房核心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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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威说他好像有一点迟钝，还没来得及害怕，就已经身在其中了。“但这种病确实和其他的病不一样，特别是看到几个小时前还在说话的病人也走了，真有做梦的感觉。”
“那天收治一个危重病人，情况紧急，我忘了穿隔离衣就进了病房。结果病人还是走了，她给我的时间太短了。她的家人无法面对事实，发了好大的脾气，我能理解。实际上，我的心情也很沮丧。”孙威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SARS让他有了太多的无奈。“但那些记忆会抑制不住地涌现出来，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王曾悌，总务处处长，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SARS防治的后勤保障。
王曾悌说到他的手下无怨无悔地走进SARS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还会湿润。他说，他们是英雄。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护工都走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临时突击队，进入了SARS病房。组织工作很顺利，这让我很吃惊。有些人平时看起来还很孩子气，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很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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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平时很少进病房，更没有防护方面的知识，看到有人去世，他们更是紧张。”王曾悌说从他们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紧张，可到了替换他们的时候，他们却都表示不需要再换人了。他们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让他们这几个担着吧。”
记者采访手记：
他们都是普通人，当SARS来临的时候，他们同样感到害怕，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冲上去了。就像刘海若说的那样，面对他们，我除了感谢，还有感恩。
在SARS蔓延的初期，正是他们的奋力抵抗，才为政府在SARS防治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赢得了时间。最艰难的时候，他们默默地相互支撑，一路过来了。
我不会忘记他们，我想所有曾面对过SARS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 百拇医药(袁力)
■即使在炎热的天气里，医生也要全副“武装”毫不怠慢
■对每个病人医生都要付出全部的努力
■医生在交班的时候总要把病人的详细资料交待一番
3月24日，北医三院接收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和第一例非典观察病人，从此北医三院就进入了抗击SARS的第一线。
47天里，北医三院院本部收治了275名病人，其中SARS确诊病人145人；疑似病人29人，观察病人101人。而在发热门诊得到及时诊治的发热病人达到了2330人次。
这期间，北医三院为防治SARS共投入人力520余人(其中进入SARS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为310余人)。
, 百拇医药
北医三院陈仲强院长说，三院是一个能顾大局的集体，所以，在SARS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的时候，三院仍然成功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他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三院团结得像一个拳头。只要是确定好的方案，大家就会是一个步调。每个措施的出台，总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落实。
SARS病房需要房子，四次紧急调整都是在几个小时里完成。SARS病房需要医生、护士，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迅速补充。SARS病房需要保持清洁，后勤15名工作人员义无返顾地穿上了防护服。
星期六下午，三院急诊室里坐满了病人。急诊科主任郑亚安说，发烧门诊已经撤了，但工作强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周末是亚安进入SARS病房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日，但他没有休息。
SARS期间的专家会诊室就设在主楼一层的左侧，这里离SARS病房只有几十米。门已经上锁了，门上贴着条子，是前一天的通知：“房间正在消毒，请在17点以后进入。”房间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一张用乒乓球案子拼成的超大的办公台上仍摆放着一些资料，沙发依墙而放，因为还在消毒，上面盖上了浸有过氧乙酸的白色单子。亚安说，经常有专家在这里彻夜会诊。去亚安的办公室要经过已经关闭了的SARS病房，它们是两栋淡绿色的简易三层小楼，三院人叫它轻体楼。
, 百拇医药
SARS房间已经空了。按照规定，不能消毒的东西都已经打包焚烧。亚安说，他们还在准备着，所以病房还要继续保留。
和三院的人谈SARS期间的经历，即使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总是谈及别人，亚安也不例外，所以，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一串名字：毛节明、张洪君、贺蓓、李长海、孙威、王军……
■刘佳，血液科护士，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医护人员。
下午主任在电话里告诉我，第二天进入SARS病房，我嘴上说没问题，但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坐在病房里，突然有水滴落了下来，以为是房顶出问题了，后来才知道是防护镜上蒸汽结成的水。
第一天值的是夜班，外面下着小雨。到了半夜，一部分病人转走了，我和另一名值班护士才有机会交换感觉，我在她的手心上写了两个字———“坚持”。
, 百拇医药
4月17日，刘佳进入SARS病房，那天她值夜班。
刘佳说，病人比她想像的要多，几个小时她们一直在不停地走动。外面下着小雨，但她们还是不停地出汗，刘佳觉得她的周身都在冒着热气。
夜里2点，一部分病人被转走了，病房里安静了一些，刘佳才有机会休息一下。工作两年了，刘佳还是第一次觉得紧张。外面的雨还在下，坐在窗户旁边，冷风吹进来，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冰冰的。突然，一滴水珠落在刘佳眼前的地面上，她以为房顶出问题了，后来才发现是防护镜上的蒸汽在冷风中变成了水，顺着镜框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到了后半夜，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就想摘下口罩，痛快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但这是不可能的。”刘佳不断地告诉自己，只要挺过第一天，以后就会好的。她说那个时候她们都需要鼓励，所以她在另一名护士的手心里写了“坚持”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写给别人的，也是写给自己的。”
第一个夜班，刘佳上了15个小时，加上交班时间，16个小时后刘佳才走出了SARS病房。
, 百拇医药
进入SARS病房之前，刘佳对SARS的严重性已经有所了解。刘佳说，接到主任的电话，她嘴上说没问题，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她真的有点害怕。那天下午，她到医院团委把收的团费交了，又剪了剪头发。但几天后，这种害怕就消失了，刘佳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关爱的集体，而这个集体也包括病人们。
“那天，来了一位50多岁的女士，她说自己得了SARS，所以没惊动家人，一个人来了。她已经出现了吸气性呼吸困难，病情应该算比较严重的。”没有家人，刘佳要帮她打点一切。“按照她当时的身体状况，要想走到楼上是很困难的，最后还是我扶着她才走上了三楼。”刘佳说，在那些日子里，她常被这种相互体谅、相互理解感动着。
■王军，麻醉科副主任，为SARS病人进行插管的麻醉师，SARS病房核心组成员、临时党支部书记。
当时，“重症治疗小组”几乎就是SARS的代名词，我说两名党员和我必须上，剩下的一个名额抽签，结果有一名不是党员的医生说他上，四人“重症治疗小组”就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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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做完一个手术就接到通知，有一名病人
需要立即插管。出发前，科里所有的人都出来送行，我的鼻子突然有点酸。
那天留下我和另外一名女医生值班，本来想分成两班，最后还是共同扛了16个小时。在关键的时候，需要团队精神，相互鼓励就像粮食一样重要。
21日的下午，王军刚下手术台就接到给SARS病人插管的通知。他说，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科里的人都出来送行，那个时候他才有了一点英雄一去不复回的感觉，鼻子有点酸。他转身又回到办公室，王军说就是想看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大家从报道里了解到“重症治疗小组”医护人员的感染率特别高。所以在很多医护人员的眼里，进“重症治疗小组”就意味着“牺牲”。
王军说：“到了SARS病房，一位医生拍着我的肩膀说，“保重，可别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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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王军没有给妻子打电话，他说不想给她增加思想负担，也不想在直面考验的时候，给自己再增加压力。一切都等手术之后再说。
手术结束，王军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留下来看护。“本来可以分成两班，但我看得出来她很紧张，所以我们没有分班，那天我们在病房里看护了16个小时，从下午4点，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早晨8点。关键的时候，需要团队精神，相互鼓励就像粮食一样重要。”王军说。
王军说，组织上安排他组织“重症治疗小组”，在召开全科会议上，他说他和两名党员必须上，剩下的一个名额抓阄儿。很快一名不是党员的医生主动报名，四人“重症治疗小组”就这么成立了。他说，虽然大家都有恐惧心理，但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更多的人顾及的是别人的安危。
■张福春，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第一批进入三院SARS病房的医生，SARS病房核心组成员。
到了4月20日，事态就显得格外严峻了，原来的第二梯队提前两周进入SARS病房，下午，我和其他第三梯队的人也接到了通知。
, 百拇医药
早晨，我刚走到医院门口，一名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双掌相合举过头顶，说：“你可来了。”
SARS病房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那段日子里，大家需要主心骨。
17日，三院SARS病人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当天，原本第二梯队的医生提前两周进入了SARS病房。
20日，事态还在恶化。上午，张福春接到了毛节明主任的电话。张福春说，这其实是个很平常的电话，聊聊SARS，聊聊彼此最近的身体状况，但直觉告诉他，第三梯队也要提前上了。
“果然，时间不长，毛大夫的电话又来了，他让我做好提前进入SARS病房的准备。到了下午，毛大夫再次打来电话，说进入SARS病房的时间可能就在这两天。晚上，毛大夫正式通知我，明天一早进入SARS病房。”张福春说。
那天，张福春比平时早一点到达医院，刚到门口，SARS病房里的一名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看见他过来，两掌相合举过头顶说：“你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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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骤然增多，病房里显得有些混乱。毕竟年轻的医生太多了，在大战面前，他们确实有点心力不足。高年资医生的进驻，让他们找回了信心。”张福春说。
与此同时，三院决定在SARS病房成立临时党支部。张福春说，党员在那个时候真就是大家的主心骨。当时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大家都需要鼓励。
张福春进入SARS病房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执行治疗方案，二是带领大家平安回来。张福春说他当时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专家们是不能全都进入SARS病房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诊断必须详细、准确，而这就意味着医生与病人要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在这个时候，能有一批骨干力量自觉走在前面，不仅仅是完成诊断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张洪君，护理部主任，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护士的调配。
SARS病人的遗体必须经过特殊包裹才能抬走，而当时护工都走了，太平间的人也说害怕。第一具SARS尸体是我和其他四个人包裹的。
, 百拇医药
在动员会上，我对护士们说，不消灭SARS，一切都可能没有了，现在阻击SARS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了。
只要可能，到了交接班的时候，我和护理部的其他主任就会在门口接送她们。看见她们平安无事，我也会得到片刻放松。
16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重症SARS患者去世了，按照传染病的要求，遗体必须经过特别的处理才能抬走。到了下午2点，病人的遗体还放在那里。“护工都走了，太平间的人说害怕，不敢来。于是，我和护理部的郭莉、邓洁两位副主任，急诊室的葛宝兰护士长和护士刁佳承担了这个任务。”张洪君说。
“传染病人的遗体具有传染性，特别是SARS，传染性更强。”张洪君说，她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她们是“尝试者”，要摸索出一套正确的处理方案。
那一天，张洪君和她的姐妹做了认真的防护，力求不被感染。她们先给逝者穿好衣服，然后再用浸透了过氧乙酸的白布将遗体包裹起来。按照要求，遗体要包裹三层，为了让逝者舒适一些，她们尽量拉平每一层单子，整个处理用了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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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君说，在进入SARS病房前，她对所有的护士说：“不消灭SARS，一切都可能没有了，现在切断SARS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了。”这之后，护理部先后有180多名护士进入了一线。
每到交接班的时候，只要可能，张洪君和护理部的其他主任就会在门口迎送护士们。张洪君说：“到了忙的时候，很多护士就主动加班，这样体力消耗太大，所以我要盯着她们正点出来。”
■毛节明，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医生的调配。
毛节明称那些在SARS病房里工作的医生为“孩子”。他说那些孩子令他感动。“刚接到进入SARS病房通知的时候，他们也害怕，但他们还是冲上去了，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两周后，有人被感染了，毛大夫说，他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病情，实际上，他可以每天和他们通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也同样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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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通话，我都要鼓励他们。我告诉他们只要精神不倒，一切都会好的。”毛大夫说那些话是说给他们，也是说给自己。
■贺蓓，院党委副书记，大内科副主任，呼吸科副主任，SARS工作组副组长，专家组成员，负责SARS病人的排查。
贺蓓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她必须对得起良心和职业。她承担着SARS病人的确诊任务。贺蓓说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她手中的这支笔。
“我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仅是他的，还有他周围人的，因此我不能错认一个，也不能漏掉一个。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几乎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一天下来，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贺蓓说自己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但这段日子却是她最难熬的。
■孙威，心内科主治医，第一批进入SARS病房医生，病房核心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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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威说他好像有一点迟钝，还没来得及害怕，就已经身在其中了。“但这种病确实和其他的病不一样，特别是看到几个小时前还在说话的病人也走了，真有做梦的感觉。”
“那天收治一个危重病人，情况紧急，我忘了穿隔离衣就进了病房。结果病人还是走了，她给我的时间太短了。她的家人无法面对事实，发了好大的脾气，我能理解。实际上，我的心情也很沮丧。”孙威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SARS让他有了太多的无奈。“但那些记忆会抑制不住地涌现出来，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王曾悌，总务处处长，SARS工作组成员，负责SARS防治的后勤保障。
王曾悌说到他的手下无怨无悔地走进SARS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还会湿润。他说，他们是英雄。
“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护工都走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临时突击队，进入了SARS病房。组织工作很顺利，这让我很吃惊。有些人平时看起来还很孩子气，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很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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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平时很少进病房，更没有防护方面的知识，看到有人去世，他们更是紧张。”王曾悌说从他们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紧张，可到了替换他们的时候，他们却都表示不需要再换人了。他们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让他们这几个担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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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普通人，当SARS来临的时候，他们同样感到害怕，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冲上去了。就像刘海若说的那样，面对他们，我除了感谢，还有感恩。
在SARS蔓延的初期，正是他们的奋力抵抗，才为政府在SARS防治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赢得了时间。最艰难的时候，他们默默地相互支撑，一路过来了。
我不会忘记他们，我想所有曾面对过SARS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 百拇医药(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