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史角度看蒙藏医学
从医学史角度看蒙藏医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民族医史研究室 甄艳 蔡景峰
同属于中国传统医学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医学和藏医学，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在总结各自的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两者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它们有有各自的独特之处；而两者之间又由于文化上的交流和人文条件的某些相似，它们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5世纪以前，蒙古族先民信奉萨满教，其医疗实践的经验十分丰富，具有象蒙古灸、酸马奶疗法、瑟必素疗法、正骨术、正脑术、安代舞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而藏族先民在信奉苯教时期也有一些有民族特点的疗法，如对抗“毒药”的配制和治疗作用、热酥油、青稞渣等疗法。两个系统都处在经验的阶段。
藏医在8世纪已经有较系统的理论。13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被元朝忽必烈奉为“国师”、“帝师”。八思巴到元大都弘扬佛法。15世纪，宗喀巴改革减传佛教，创建了格鲁派，即黄教。明万历期间，格鲁派首领根敦嘉措的转世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面，索南嘉措被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活佛的转世系统也自此形成。格鲁派从此传人蒙古地区，为藏医学大规模传人蒙古地区提供了基础。《四部医典》也在这一阶段随黄教的传播而输入，并大约在17世纪上半叶被译成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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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蒙医和藏医有着各自独立的起源，但同时藏医的传人对蒙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在两者的医学理论体系中有较多的共同点，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谓各具特色。
蒙医吸收了藏医学一些基本理论内容，提出了人体的三根学说，即赫依、希拉、巴达干，认为它们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而这三种物质又依其位置和功能各分为五种，即赫依分为司命、上行、普行、调火和下清五种；希拉分为消化、变色、能成、能视、明色五种；巴达干分为主靠、腐熟、司味、供养、连接五种。而在藏医理论中，隆、赤巴、培根也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能量基础，根据其存在部位和机能的不同，可将隆分为维命隆、上行隆、遍行隆、伴心隆和下泄隆五种；将赤巴分为能消赤巴、变色赤巴、能作赤巴、能视赤巴和明色赤巴五种；将培根分为能依培根、能化培根、能味培根、能足培根和靠合培根五种。不难看出，蒙医与藏医的这种论述是同出一源的。
蒙医认为人体有七津和三秽，也就是精华、血、肉、脂、骨、髓、精七种物质，以及粪、尿、汗三种排泄物。其他如脉道、五脏六腑、病因、病理等基础理论知识，也都与藏医很相似。在诊断方法问、理、切中，又以切脉与尿诊最为重要。在蒙医学的脉学理论中，有许多内容与藏医也是极为相似的，如对诊脉的时机，部位和方法的论述等。同时蒙医也将脉分为阴脉，即雌脉；阳脉，即雄脉和中性脉三种正常脉象，两个系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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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药学的理论方面，蒙医也有六味、五元和十七能效的概念。六味指的是甘、酸、咸、苦、辛、涩六种味道；五元即是土、水、火、风、空五种元素；十七能就是指轻、重、固、动、温、凉、积、燥、腻、淡、寒、热、钝、锐、柔、稀、涩。这种理论上的叙述与藏医药的理论是十分相近的。
尽管蒙医在理论上多来自《四部医典》等古代医典，但蒙古族人民也并非一成不变地套用，而是结合本民族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而有所侧重和发挥，其中比较明显的主要包括：
阴阳学说：蒙医较藏医更多地吸收了汉地中医的阴阳学说，并加以应用。到了18世纪，这一学说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础理论、临床等方面，如把边脉、三毒归入阳，白脉、上津归入阴；而且在人体胚胎的形成及其发展方面也应用了阴阳学说。
寒热学说：寒热学说在《四部医典》中已有涉及，但在临证实践中，藏医着重于热的方面。在《四部医典》中，有许多专篇论述热症，而唯独缺少对寒症的深入论述。蒙医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如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四部》中，著有专篇以补叙“寒症”，并有“寒热相搏”、“寒热转化”等进一步的发挥和治疗，同时还补充了寒病死证，充分结合蒙古族地区的具体特点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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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症：18世纪中由伊希巴拉珠尔提出，包括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等六种最基本的病证。并结合寒热理论将它们进行了分类，即希拉、血病为热；赫依、巴达干病为寒；而黄水、(粘)虫病则可寒可热。
蒙药学：如前所述，尽管蒙药的用药理论与藏医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蒙古族居住地区多为草原，与藏族所处的雪山高原的条件迥然不同，因而所用的药物品种也有较大的差异，在对药物的具体应用上两者也存在许多不同点，至于蒙医的正骨、正脑、治伤、酸马奶疗法、矿泉疗法等各种民族特点突出的疗法，则是蒙古族人民的独特创造。
由于藏医学的明显影响，使蒙医出现了学术争鸣，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的有古传流医学派、藏医学派和综合传流蒙医与藏医于一体的近代蒙医学派。后来，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流派，并成为近现代蒙医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用藏文写成的，其代表医家基本上都谙熟藏文，其中如伊希巴拉珠尔，对传统蒙古医药学、藏医和古印度医学等均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甘露之泉》、《百露医法从新》、《甘露点滴》、《甘露汇集》和《认药白晶药鉴》等著作，均为藏文写成。他将外来的医学知识根据蒙古族的实际情况与传统蒙古医药学习相结合，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又如罗布桑苏勒和木也精通蒙、藏、梵文。他不但是一位蒙古药物学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并著有多部著作，如《认药学》、《油剂制法》、《脉诊概要》等；官布查布更是清政府中专司翻译的蒙古著名学者，官至“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仪宾”，对蒙、藏、梵文均有极高的造诣，著有《藏、蒙、汉合壁药方》等著作，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学者对蒙藏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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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同属于蒙古族的俄国布里亚特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其人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与蒙古族无大差异。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喇嘛庙林立，曼巴札仓很多，这里也是蒙医学流行的地区，由寺庙培养的医生很多，其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套近乎完整的“曼汤”，是除西藏以外保存最完整的一套。俄国的布里亚特人用的传统医学，正是蒙藏医学的内容，布里亚特已经成为向世界人民传播蒙藏医学的重要窗口，蒙文版《四部医典》也成为最早的除藏文以外其他文字的全译本，它是外文版即俄文版《四部医典》的母本，由布里亚特医生巴德玛耶夫俄译，他还将蒙藏医学传播到俄国圣彼得堡，引起国外的关注，成为传播蒙藏医学的媒介和滥觞。
总之，蒙医学是在蒙古族人民总结本民族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借鉴了藏医学等多种医学理论，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医学体系，充分地显示出蒙古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http://www.100md.com
中国中医研究院民族医史研究室 甄艳 蔡景峰
同属于中国传统医学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医学和藏医学，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在总结各自的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两者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它们有有各自的独特之处；而两者之间又由于文化上的交流和人文条件的某些相似，它们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5世纪以前，蒙古族先民信奉萨满教，其医疗实践的经验十分丰富，具有象蒙古灸、酸马奶疗法、瑟必素疗法、正骨术、正脑术、安代舞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而藏族先民在信奉苯教时期也有一些有民族特点的疗法，如对抗“毒药”的配制和治疗作用、热酥油、青稞渣等疗法。两个系统都处在经验的阶段。
藏医在8世纪已经有较系统的理论。13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被元朝忽必烈奉为“国师”、“帝师”。八思巴到元大都弘扬佛法。15世纪，宗喀巴改革减传佛教，创建了格鲁派，即黄教。明万历期间，格鲁派首领根敦嘉措的转世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面，索南嘉措被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活佛的转世系统也自此形成。格鲁派从此传人蒙古地区，为藏医学大规模传人蒙古地区提供了基础。《四部医典》也在这一阶段随黄教的传播而输入，并大约在17世纪上半叶被译成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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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蒙医和藏医有着各自独立的起源，但同时藏医的传人对蒙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在两者的医学理论体系中有较多的共同点，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谓各具特色。
蒙医吸收了藏医学一些基本理论内容，提出了人体的三根学说，即赫依、希拉、巴达干，认为它们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而这三种物质又依其位置和功能各分为五种，即赫依分为司命、上行、普行、调火和下清五种；希拉分为消化、变色、能成、能视、明色五种；巴达干分为主靠、腐熟、司味、供养、连接五种。而在藏医理论中，隆、赤巴、培根也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能量基础，根据其存在部位和机能的不同，可将隆分为维命隆、上行隆、遍行隆、伴心隆和下泄隆五种；将赤巴分为能消赤巴、变色赤巴、能作赤巴、能视赤巴和明色赤巴五种；将培根分为能依培根、能化培根、能味培根、能足培根和靠合培根五种。不难看出，蒙医与藏医的这种论述是同出一源的。
蒙医认为人体有七津和三秽，也就是精华、血、肉、脂、骨、髓、精七种物质，以及粪、尿、汗三种排泄物。其他如脉道、五脏六腑、病因、病理等基础理论知识，也都与藏医很相似。在诊断方法问、理、切中，又以切脉与尿诊最为重要。在蒙医学的脉学理论中，有许多内容与藏医也是极为相似的，如对诊脉的时机，部位和方法的论述等。同时蒙医也将脉分为阴脉，即雌脉；阳脉，即雄脉和中性脉三种正常脉象，两个系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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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药学的理论方面，蒙医也有六味、五元和十七能效的概念。六味指的是甘、酸、咸、苦、辛、涩六种味道；五元即是土、水、火、风、空五种元素；十七能就是指轻、重、固、动、温、凉、积、燥、腻、淡、寒、热、钝、锐、柔、稀、涩。这种理论上的叙述与藏医药的理论是十分相近的。
尽管蒙医在理论上多来自《四部医典》等古代医典，但蒙古族人民也并非一成不变地套用，而是结合本民族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而有所侧重和发挥，其中比较明显的主要包括：
阴阳学说：蒙医较藏医更多地吸收了汉地中医的阴阳学说，并加以应用。到了18世纪，这一学说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础理论、临床等方面，如把边脉、三毒归入阳，白脉、上津归入阴；而且在人体胚胎的形成及其发展方面也应用了阴阳学说。
寒热学说：寒热学说在《四部医典》中已有涉及，但在临证实践中，藏医着重于热的方面。在《四部医典》中，有许多专篇论述热症，而唯独缺少对寒症的深入论述。蒙医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如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四部》中，著有专篇以补叙“寒症”，并有“寒热相搏”、“寒热转化”等进一步的发挥和治疗，同时还补充了寒病死证，充分结合蒙古族地区的具体特点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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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症：18世纪中由伊希巴拉珠尔提出，包括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等六种最基本的病证。并结合寒热理论将它们进行了分类，即希拉、血病为热；赫依、巴达干病为寒；而黄水、(粘)虫病则可寒可热。
蒙药学：如前所述，尽管蒙药的用药理论与藏医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蒙古族居住地区多为草原，与藏族所处的雪山高原的条件迥然不同，因而所用的药物品种也有较大的差异，在对药物的具体应用上两者也存在许多不同点，至于蒙医的正骨、正脑、治伤、酸马奶疗法、矿泉疗法等各种民族特点突出的疗法，则是蒙古族人民的独特创造。
由于藏医学的明显影响，使蒙医出现了学术争鸣，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的有古传流医学派、藏医学派和综合传流蒙医与藏医于一体的近代蒙医学派。后来，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流派，并成为近现代蒙医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用藏文写成的，其代表医家基本上都谙熟藏文，其中如伊希巴拉珠尔，对传统蒙古医药学、藏医和古印度医学等均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甘露之泉》、《百露医法从新》、《甘露点滴》、《甘露汇集》和《认药白晶药鉴》等著作，均为藏文写成。他将外来的医学知识根据蒙古族的实际情况与传统蒙古医药学习相结合，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又如罗布桑苏勒和木也精通蒙、藏、梵文。他不但是一位蒙古药物学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并著有多部著作，如《认药学》、《油剂制法》、《脉诊概要》等；官布查布更是清政府中专司翻译的蒙古著名学者，官至“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仪宾”，对蒙、藏、梵文均有极高的造诣，著有《藏、蒙、汉合壁药方》等著作，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学者对蒙藏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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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同属于蒙古族的俄国布里亚特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其人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与蒙古族无大差异。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喇嘛庙林立，曼巴札仓很多，这里也是蒙医学流行的地区，由寺庙培养的医生很多，其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套近乎完整的“曼汤”，是除西藏以外保存最完整的一套。俄国的布里亚特人用的传统医学，正是蒙藏医学的内容，布里亚特已经成为向世界人民传播蒙藏医学的重要窗口，蒙文版《四部医典》也成为最早的除藏文以外其他文字的全译本，它是外文版即俄文版《四部医典》的母本，由布里亚特医生巴德玛耶夫俄译，他还将蒙藏医学传播到俄国圣彼得堡，引起国外的关注，成为传播蒙藏医学的媒介和滥觞。
总之，蒙医学是在蒙古族人民总结本民族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借鉴了藏医学等多种医学理论，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医学体系，充分地显示出蒙古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