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看新发传染病
一场来势凶猛的SARS疫情，使人们领教了新传染病的威力，也使人们联想到艾滋病、疯牛病、莱姆病、军团病、O157出血性肠炎、O139霍乱、埃博拉出血热等许许多多新传染病的暴发和蔓延。人们不禁萌发了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新发传染病反而多了起来？为此，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研究员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郭元吉研究员。
微生物进化是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内在因素
徐建国首先澄清的一个概念是，不能绝对说现在的时段比过去的时段新发传染病多了，应该说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人类对新传染病的发现及时了很多。不过，徐建国同时指出，当今传染病总的形势是，经典的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还没有很好解决，一些过去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病原性微生物重新抬头，新的病原性微生物不断出现，人类和病原性微生物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徐建国的介绍，新的传染病的发生与微生物的进化及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其中微生物的进化是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内在因素。徐建国说，过去认为缓慢进化是发生新病原体的主要力量，而今发现病原体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片段基因的获得或缺失的“飞跃”式突变。也就是说，基因的获得或丢失可以在短时期内产生许多新的突变株，其中一部分可以是致病原。病原体通过上述机制可以获得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产生毒素的能力等，还可以通过“扔掉”(缺失)一部分基因或“拿来”(获得)一部分基因增强生命力，由弱毒株变为强毒株。微生物“拿来”和“扔掉”基因的机制，对于人类则意味着不得不面对新的传染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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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说，微生物的进化或变异是微生物种群的特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近30年来新发现的病原体已多达30余种。其中，由病原性细菌引发的传染病疫情即不胜枚举。如嗜肺军团菌引起了军团病的发生与全球性的蔓延；O157：H7大肠埃希氏菌引起了震惊世界的出血性肠炎、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疫情的暴发；O139血清型霍乱弧菌造成的新型霍乱流行，也曾带给人类以巨大的惊恐……在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面前，人群没有免疫力，一时也往往找不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的办法，因而新发传染病较已知的传染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社会环境改变对新发传染病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
作为著名的流感研究专家，郭元吉列举了世界许多国家在家畜、家禽物种交流中出现的流感传播问题。郭元吉说，过去在许多没有马流感疫情、猪流感疫情和鸡流感疫情的地方，伴随着“优良品种”的引进也引进了新的传染病。其中有的病原体可以冲破种属屏障而传染给人类，如禽流感，极易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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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吉指出，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对于新发传染病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使得原有的生态屏障被破坏，一些野生动物被迫离开了它们的栖息地，而与人类的地理距离缩小了。一些动物身上的致病微生物传到了人群中。上个世纪初世界人口15亿，而今已达50亿，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无疑也增大了新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几率。而随着饲养业与饲料加工业的大发展，染有羊瘙痒症致病因子的饲料，使得多国家地区的牛场出现了疯牛病的灾难，进而又危害到人类。
徐建国在谈到环境因素改变对新发传染病出现的影响时也提出，日用电器普遍走进家庭，有利于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如军团病的发生和蔓延，就和空调有关。再如，引起食物中毒频发的病原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冰箱环境生长。而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了亚热带流行的传染病的北移，使得原本没有亚热带传染病的地区出现了新疫情。
在很多情况下，新发传染病并不是“输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徐建国说，新的病原性微生物带来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某一种病原性微生物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后，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存在这种问题，不能以分离病原体时间的先后为依据，而认为这种病原性微生物是从最先发现国家或地区传过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新发传染病并不是“输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只不过是过去没有被发现罢了。新病原性微生物具有世界性至少有两个依据：其一，一种新的病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之后，很快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这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用“传播”的理论来解释。其二，由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人们采用质粒、染色体DNA分析、外膜蛋白分析等技术，对从不同地区和国家分离的菌株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探索传染源的问题，所得到的结果大多数是从不同地区和国家分离的菌株大致相同，但也可观察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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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的菌株之间存在着大致相同的特性，它们是不是由某个传染源通过某种传播途径而传到世界各地的呢？徐建国的回答是，在现代社会，由于飞机、汽车、高速火车等交通工具所提供的便利条件，这种传播完全可能，但一些问题用传染源的理论来解释显得很勉强，如大肠杆菌O157是1982年首次在美国发现的，它的主要毒力因子是志贺毒素。而早在1977年加拿大的一位学者就发现一种大肠杆菌产生志贺毒素。1982年以后，加拿大分离到了O157：H7大肠埃希氏菌，美国分离到了产生志贺毒素的非O157：H7的大肠杆菌。是大肠杆菌O157：H7从美国传到了加拿大？还是产生志贺毒素的大肠杆菌从加拿大传到了美国？我国1986年也分离到了大肠杆菌O157：H7。经实验室检测发现，日本菌株、美国菌株和中国菌株有明显的差异。
应对新发传染病，我们的技术储备应该更强
徐建国说，新发传染病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传染病实验室监测网络，以早期发现疫情的先兆而预警。发展可供现场快速排除或明确可疑病原体的检测试剂和检测方法，也很关键。其中包括研制敏感的未知病原体的基因检测技术，能够在分离不到病原体时提供病原体的其他证据；建立系统的和标准化的病原微生物分子分型技术、方法和资料库，以能够客观地揭示系列分离菌株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进行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
徐建国还建议，对于已经证实我国存在的新发传染病，需要制订有关的诊断标准、病原体鉴定方法、疫情控制指南、治疗原则等；密切关注那些有资料显示我国有可能发生的新的传染病，在临床诊断和病原学诊断上做好相应的准备；引进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而邻国已经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技术和方法。
徐建国说，产生一个新的病原体的时间不像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长，可以是很短的。人类和病原微生物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警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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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进化是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内在因素
徐建国首先澄清的一个概念是，不能绝对说现在的时段比过去的时段新发传染病多了，应该说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人类对新传染病的发现及时了很多。不过，徐建国同时指出，当今传染病总的形势是，经典的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还没有很好解决，一些过去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病原性微生物重新抬头，新的病原性微生物不断出现，人类和病原性微生物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徐建国的介绍，新的传染病的发生与微生物的进化及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其中微生物的进化是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内在因素。徐建国说，过去认为缓慢进化是发生新病原体的主要力量，而今发现病原体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片段基因的获得或缺失的“飞跃”式突变。也就是说，基因的获得或丢失可以在短时期内产生许多新的突变株，其中一部分可以是致病原。病原体通过上述机制可以获得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产生毒素的能力等，还可以通过“扔掉”(缺失)一部分基因或“拿来”(获得)一部分基因增强生命力，由弱毒株变为强毒株。微生物“拿来”和“扔掉”基因的机制，对于人类则意味着不得不面对新的传染病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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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说，微生物的进化或变异是微生物种群的特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近30年来新发现的病原体已多达30余种。其中，由病原性细菌引发的传染病疫情即不胜枚举。如嗜肺军团菌引起了军团病的发生与全球性的蔓延；O157：H7大肠埃希氏菌引起了震惊世界的出血性肠炎、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疫情的暴发；O139血清型霍乱弧菌造成的新型霍乱流行，也曾带给人类以巨大的惊恐……在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面前，人群没有免疫力，一时也往往找不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的办法，因而新发传染病较已知的传染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社会环境改变对新发传染病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
作为著名的流感研究专家，郭元吉列举了世界许多国家在家畜、家禽物种交流中出现的流感传播问题。郭元吉说，过去在许多没有马流感疫情、猪流感疫情和鸡流感疫情的地方，伴随着“优良品种”的引进也引进了新的传染病。其中有的病原体可以冲破种属屏障而传染给人类，如禽流感，极易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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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吉指出，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对于新发传染病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使得原有的生态屏障被破坏，一些野生动物被迫离开了它们的栖息地，而与人类的地理距离缩小了。一些动物身上的致病微生物传到了人群中。上个世纪初世界人口15亿，而今已达50亿，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无疑也增大了新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几率。而随着饲养业与饲料加工业的大发展，染有羊瘙痒症致病因子的饲料，使得多国家地区的牛场出现了疯牛病的灾难，进而又危害到人类。
徐建国在谈到环境因素改变对新发传染病出现的影响时也提出，日用电器普遍走进家庭，有利于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如军团病的发生和蔓延，就和空调有关。再如，引起食物中毒频发的病原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冰箱环境生长。而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了亚热带流行的传染病的北移，使得原本没有亚热带传染病的地区出现了新疫情。
在很多情况下，新发传染病并不是“输入”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徐建国说，新的病原性微生物带来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某一种病原性微生物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后，并不能说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存在这种问题，不能以分离病原体时间的先后为依据，而认为这种病原性微生物是从最先发现国家或地区传过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新发传染病并不是“输入”的，而是本来就存在，只不过是过去没有被发现罢了。新病原性微生物具有世界性至少有两个依据：其一，一种新的病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发现之后，很快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这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用“传播”的理论来解释。其二，由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人们采用质粒、染色体DNA分析、外膜蛋白分析等技术，对从不同地区和国家分离的菌株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探索传染源的问题，所得到的结果大多数是从不同地区和国家分离的菌株大致相同，但也可观察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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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发传染病，我们的技术储备应该更强
徐建国说，新发传染病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传染病实验室监测网络，以早期发现疫情的先兆而预警。发展可供现场快速排除或明确可疑病原体的检测试剂和检测方法，也很关键。其中包括研制敏感的未知病原体的基因检测技术，能够在分离不到病原体时提供病原体的其他证据；建立系统的和标准化的病原微生物分子分型技术、方法和资料库，以能够客观地揭示系列分离菌株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进行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
徐建国还建议，对于已经证实我国存在的新发传染病，需要制订有关的诊断标准、病原体鉴定方法、疫情控制指南、治疗原则等；密切关注那些有资料显示我国有可能发生的新的传染病，在临床诊断和病原学诊断上做好相应的准备；引进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而邻国已经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技术和方法。
徐建国说，产生一个新的病原体的时间不像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长，可以是很短的。人类和病原微生物的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警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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