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知识] 药方渊源
中医方药渊远流长。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人们靠采集草木果实、捕猎禽兽充作饮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甚至造成死亡。相反，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缘故，原有的病痛却得到好转或痊愈。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辨别和选择。同时，为了同疾病作斗争，经无数次的反复体验，集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食用，才初步懂得了简单的药物知识。“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始有医药”(《史记补三皇本纪》)的记述，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
方剂是在发现药物、应用药物治病之后，由许多从事医疗实践的人们发明的。我们从《礼记》、《流沙坠简》、《武威医简》及《五十二病方》来看，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煮成汤液用来治病了。
现存的古代医学著作《内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著作。其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的原则等论述，是最早的方剂学基本理论，为后来的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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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名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共收藏方剂314首，药214味。其论理明畅，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方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还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垂范后世，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后人尊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洵非过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水陆交通的四通八达，南北内外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祖国医学的不断发展。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医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里，孙思邈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其后，孙氏鉴于《备急千金要方》“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30卷”，是为《千金翼方》。该书主要是论述了内科和外科的病证治方，尤其是对急性传染病的重视更为明显，并专辟二卷，将《伤寒论》内容按方归纳，为后世研究伤寒方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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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又一方书巨著《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全书40卷，分1104门，先论病，后列方，每条皆详注原书卷数。书中载方六千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
迨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版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方药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名《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於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由当时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其后又多次修定增补。计方788首，分10卷，14门，并且附有许洪编的《用药总论指南》三卷(按：分目及正文作“指南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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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济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著，载方近20000首，概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各科，内容极其丰富，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
此外，钱乙的《小儿药证真诀》，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后世方剂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金元之世，有方剂学方面有贡献的首推张元素。张氏善于紧密结合实践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著，并对药物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能善师古法而不泥其方。《脏腑标本药式》及《医学启源》，是张氏的代表著作，对当时的医学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之同时的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后世称为“补土派”或“温补派”)、朱震享(著有《局方发挥》、《丹溪心法》，后世称为“滋阴派”)，并为金元四大家。以上四家，在医学上虽各具特长，但在对待前人的学术成就上，都持尊崇而不固步自封的态度，故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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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成无已，注解《伤寒论》，著《伤寒明理论》后，又选伤寒方桂枝汤等二十首，作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于君臣佐使之义，阐发尤详，名《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明代，随首医药学的发展，药学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积累，我国方药学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全书按药物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分类，全书52卷，分为十六纲，六十类，约200万言，其中吸收大量民间药、外来药，新增药物374种；并附方剂11000多首，是中古时代最完备、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对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种自然学科都有很大影响。是对16世纪以前本草学作了全面整理、总结和提高。为药学巨著，享誉国内外。同时也是研究方剂学的宝贵资料之一。
明代方剂首推《普济方》，全书426卷，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搜罗广博，编次详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医学上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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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吴昆的《医方考》、陶华的《伤寒六书》、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新方八阵”、“古方八阵”，是以方剂功用归类的首创者)、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等，都各有独到之处，都是研究方剂的重要资料。
清代在方剂学方面尤重理论性著述，如王晋三著《绛雪园古方选注》、罗东逸的《名医方论》、吴谦等的《删补名医方论》，都是论述方剂组成配伍意义的专著。尤其是汪昂的《医方集解》，选临床常用正方三百余首，按治法、病因及妇、儿、外科，分二十一门，除于每方后阐述已见外，复博采广搜，辑录各家方解，切合临证实用。汪氏为方便初学，又用诗歌体裁编著《汤头歌诀》，计方歌二百首，正附方共三百余，并附经络歌，通俗易懂易记，深受初学者欢迎。上述均丰富了方剂的内容。
清代温病学说的蓬勃发展，更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如叶桂创卫气营血辨证与辛凉清解、清气、透热(营热)转气、凉血散血的治法；余师愚以大剂清热解毒治疫疹；吴鞠道创三焦辨证，创制许多治温热病的新方，都为治疗热病提供了科学的法则及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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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众多医家对古代方剂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编写了《中医方剂学》教材和数十种专著。尤其是随着中医药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在治疗和科研中创造了一些新方剂和新剂型。古代方剂的应用范围不断被扩大；古今方剂的药物配伍关系及作用原理也进行了一定的实验研究，更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的理论内容。
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如何在辨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深入开展以现代药理学、药物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百拇医药
方剂是在发现药物、应用药物治病之后，由许多从事医疗实践的人们发明的。我们从《礼记》、《流沙坠简》、《武威医简》及《五十二病方》来看，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煮成汤液用来治病了。
现存的古代医学著作《内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著作。其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的原则等论述，是最早的方剂学基本理论，为后来的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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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名医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书中共收藏方剂314首，药214味。其论理明畅，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方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还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垂范后世，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后人尊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洵非过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水陆交通的四通八达，南北内外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祖国医学的不断发展。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医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里，孙思邈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其后，孙氏鉴于《备急千金要方》“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30卷”，是为《千金翼方》。该书主要是论述了内科和外科的病证治方，尤其是对急性传染病的重视更为明显，并专辟二卷，将《伤寒论》内容按方归纳，为后世研究伤寒方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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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又一方书巨著《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全书40卷，分1104门，先论病，后列方，每条皆详注原书卷数。书中载方六千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
迨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是雕版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方药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名《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於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到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由当时名医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其后又多次修定增补。计方788首，分10卷，14门，并且附有许洪编的《用药总论指南》三卷(按：分目及正文作“指南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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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济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著，载方近20000首，概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各科，内容极其丰富，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
此外，钱乙的《小儿药证真诀》，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后世方剂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金元之世，有方剂学方面有贡献的首推张元素。张氏善于紧密结合实践精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著，并对药物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能善师古法而不泥其方。《脏腑标本药式》及《医学启源》，是张氏的代表著作，对当时的医学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之同时的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后世称为“补土派”或“温补派”)、朱震享(著有《局方发挥》、《丹溪心法》，后世称为“滋阴派”)，并为金元四大家。以上四家，在医学上虽各具特长，但在对待前人的学术成就上，都持尊崇而不固步自封的态度，故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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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成无已，注解《伤寒论》，著《伤寒明理论》后，又选伤寒方桂枝汤等二十首，作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于君臣佐使之义，阐发尤详，名《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明代，随首医药学的发展，药学知识和技术的进一步积累，我国方药学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全书按药物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分类，全书52卷，分为十六纲，六十类，约200万言，其中吸收大量民间药、外来药，新增药物374种；并附方剂11000多首，是中古时代最完备、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对药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种自然学科都有很大影响。是对16世纪以前本草学作了全面整理、总结和提高。为药学巨著，享誉国内外。同时也是研究方剂学的宝贵资料之一。
明代方剂首推《普济方》，全书426卷，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搜罗广博，编次详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医学上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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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吴昆的《医方考》、陶华的《伤寒六书》、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有“新方八阵”、“古方八阵”，是以方剂功用归类的首创者)、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等，都各有独到之处，都是研究方剂的重要资料。
清代在方剂学方面尤重理论性著述，如王晋三著《绛雪园古方选注》、罗东逸的《名医方论》、吴谦等的《删补名医方论》，都是论述方剂组成配伍意义的专著。尤其是汪昂的《医方集解》，选临床常用正方三百余首，按治法、病因及妇、儿、外科，分二十一门，除于每方后阐述已见外，复博采广搜，辑录各家方解，切合临证实用。汪氏为方便初学，又用诗歌体裁编著《汤头歌诀》，计方歌二百首，正附方共三百余，并附经络歌，通俗易懂易记，深受初学者欢迎。上述均丰富了方剂的内容。
清代温病学说的蓬勃发展，更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如叶桂创卫气营血辨证与辛凉清解、清气、透热(营热)转气、凉血散血的治法；余师愚以大剂清热解毒治疫疹；吴鞠道创三焦辨证，创制许多治温热病的新方，都为治疗热病提供了科学的法则及效方。
, 百拇医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众多医家对古代方剂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编写了《中医方剂学》教材和数十种专著。尤其是随着中医药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在治疗和科研中创造了一些新方剂和新剂型。古代方剂的应用范围不断被扩大；古今方剂的药物配伍关系及作用原理也进行了一定的实验研究，更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的理论内容。
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如何在辨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深入开展以现代药理学、药物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