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又可逐邪三说的意义
刘英锋 傅志红(江西中医学院 330006)
原载于《江西中医药》1996年第5期
虚者补之，实者攻之，是中医治病的一般原则。但明代温病大家吴又可的《温疫论》则提出了逐邪为扶正之本，逐邪以导出为贵，逐邪不妨矫枉过正的治疫三说，这对外感病的辨证论治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1 治疫以逐邪为本，扶正为标
《内经》虽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从疫病横行肆疟，“延门合户，又如摇役之役，众人均等”的发病特点，可见它不同于时气致病，仅以一时寒热偏胜，乘虚客扰机体而已，而是“大地间别有一种异气”，能以超常的致病力，使老少青壮而强弱无异地沾相染役。所以疫病之发生实以邪毒客气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方面，病中所现虚象，亦多属邪实所伤，仍是因病致虚，虚随实走。故实为虚因，邪退则正易自复。因此，治疗应当见病溯源，从因治本，攻邪才为正治，补剂不宜滥投。即便伴见虚象，治疗亦当从托邪立法，或“先泻而后补”，或最多补泻兼施，一旦“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服则前邪复起。”若有虚不受攻者，或“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且在“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退，便宜治疫”，否则“补剂连进，必助疫邪”。总之，邪为致虚之本.则攻邪不可稍迟，补虚不可早投，若非留人治病，固脱救逆，虽须扶正，用药亦须力免呆滞，适可即止，不然难免碍邪留寇，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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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邪以导出为本，清热为标
《内经》虽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但“邪所以为病，在于其能入，邪所以能祛，尤当令其出”，而“异气”为病，更以出入为本，寒热为标。因此，攻邪尤以开门驱贼为首务，温清之剂乃治标之法。如：温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见热)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小儿捕影”？只有立足于导邪外出，才“是知因邪而发热，但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至于导邪之出路，则应懂得“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者。故八法之中，以“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从门户而出，可为治(疫)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即使邪未近表又未入里而伏于膜原时，汗吐下三法尚未可及者，可先以达原饮疏利少阳，“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再伺其表里分传之机，终以汗下解之。可见吴又可创达原饮之溃邪名方，亦为达邪外透而设。因此，治疫首先应注意审邪之所在，以便选择汗吐下法，因势利导，务必使邪就近而出。张从正擅长汗吐下法而突出攻邪理论，正是对逐邪贵在出路有深刻认识和切身体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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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邪务尽，矫枉不妨过正
《内经》虽有毒药攻病，十去其七而止之训，但疫邪为病，既异于人身本气自病，也不同于异常时气外加，其不仅为“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且“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非一汗一下可尽”，作为致病之源，致虚之本，只要“邪不去则病不愈”。因此，治疗就有“因证数攻”而须反复汗下的要求。如“温疫下后，……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即有膜原余邪复传到胃也，宜“更下之，……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总以邪尽为度，否则，姑息养奸，“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艹尊)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如若一见虚象就轻投补剂，反致“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由此反思，治疫不仅逐邪宜早，逐邪宜速，而且逐邪宜尽，甚至矫枉有所过正，斩草才能除根。
综上所述，《温疫论》逐邪三说，初看似与“补虚攻实”的一般治则有所出入，实质上它正将此治则，根据疫病的特殊机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通，它提示人们：论攻补，不仅取决于虚实的轻重缓急，而且取决于虚实的因果标本。虚虽宜补，但因邪伤正则当补从于攻；实虽宜攻，但因虚招邪则当攻从于补；因果标本不同则攻补当有侧重，这才真正抓住了中医审症求因，治病求本的灵魂，才能从发病机理的角度和疾病全程的高度把握辨证论治的主动权。从此眼光去认识其他外感与内伤等不同病种的证治立场，就不难领会它们在运用补虚攻实基本法则上的各自特点和具体规律了。, http://www.100md.com
原载于《江西中医药》1996年第5期
虚者补之，实者攻之，是中医治病的一般原则。但明代温病大家吴又可的《温疫论》则提出了逐邪为扶正之本，逐邪以导出为贵，逐邪不妨矫枉过正的治疫三说，这对外感病的辨证论治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1 治疫以逐邪为本，扶正为标
《内经》虽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从疫病横行肆疟，“延门合户，又如摇役之役，众人均等”的发病特点，可见它不同于时气致病，仅以一时寒热偏胜，乘虚客扰机体而已，而是“大地间别有一种异气”，能以超常的致病力，使老少青壮而强弱无异地沾相染役。所以疫病之发生实以邪毒客气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方面，病中所现虚象，亦多属邪实所伤，仍是因病致虚，虚随实走。故实为虚因，邪退则正易自复。因此，治疗应当见病溯源，从因治本，攻邪才为正治，补剂不宜滥投。即便伴见虚象，治疗亦当从托邪立法，或“先泻而后补”，或最多补泻兼施，一旦“虚回五六，慎勿再补，多服则前邪复起。”若有虚不受攻者，或“先虚后实者，宜先补而后泻”，且在“此万不得已而投补剂一二贴后，虚证少退，便宜治疫”，否则“补剂连进，必助疫邪”。总之，邪为致虚之本.则攻邪不可稍迟，补虚不可早投，若非留人治病，固脱救逆，虽须扶正，用药亦须力免呆滞，适可即止，不然难免碍邪留寇，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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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邪以导出为本，清热为标
《内经》虽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但“邪所以为病，在于其能入，邪所以能祛，尤当令其出”，而“异气”为病，更以出入为本，寒热为标。因此，攻邪尤以开门驱贼为首务，温清之剂乃治标之法。如：温疫“邪之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若(见热)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标，何异小儿捕影”？只有立足于导邪外出，才“是知因邪而发热，但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至于导邪之出路，则应懂得“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者。故八法之中，以“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从门户而出，可为治(疫)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即使邪未近表又未入里而伏于膜原时，汗吐下三法尚未可及者，可先以达原饮疏利少阳，“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再伺其表里分传之机，终以汗下解之。可见吴又可创达原饮之溃邪名方，亦为达邪外透而设。因此，治疫首先应注意审邪之所在，以便选择汗吐下法，因势利导，务必使邪就近而出。张从正擅长汗吐下法而突出攻邪理论，正是对逐邪贵在出路有深刻认识和切身体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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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邪务尽，矫枉不妨过正
《内经》虽有毒药攻病，十去其七而止之训，但疫邪为病，既异于人身本气自病，也不同于异常时气外加，其不仅为“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而且“始则匿于膜原，根深蒂固，非一汗一下可尽”，作为致病之源，致虚之本，只要“邪不去则病不愈”。因此，治疗就有“因证数攻”而须反复汗下的要求。如“温疫下后，……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即有膜原余邪复传到胃也，宜“更下之，……其中有间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三四日者，有应连下二日间一日者”，总以邪尽为度，否则，姑息养奸，“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艹尊)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如若一见虚象就轻投补剂，反致“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由此反思，治疫不仅逐邪宜早，逐邪宜速，而且逐邪宜尽，甚至矫枉有所过正，斩草才能除根。
综上所述，《温疫论》逐邪三说，初看似与“补虚攻实”的一般治则有所出入，实质上它正将此治则，根据疫病的特殊机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通，它提示人们：论攻补，不仅取决于虚实的轻重缓急，而且取决于虚实的因果标本。虚虽宜补，但因邪伤正则当补从于攻；实虽宜攻，但因虚招邪则当攻从于补；因果标本不同则攻补当有侧重，这才真正抓住了中医审症求因，治病求本的灵魂，才能从发病机理的角度和疾病全程的高度把握辨证论治的主动权。从此眼光去认识其他外感与内伤等不同病种的证治立场，就不难领会它们在运用补虚攻实基本法则上的各自特点和具体规律了。,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