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一家针灸诊所
新华社6月13日电 (记者赵长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条主要大街上，坐落着一家针灸诊所。它的橱窗别具一格，除了针灸穴位挂图、人体穴位模型和醒目的毛笔字“中医”外，摆满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五颜六色、不同图案及风景的贺卡。
推门走进诊所，房间虽不大，但整洁有序。地上摆放着许多鲜花，墙上挂着大幅中国轴画。诊所的主人是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年夫妇刘建奇和牛玉兰。讲起诊所开业前前后后的经历，他们感慨万分。
7年前诊所开业时，很多人登门就诊首先要对他们进行一番盘问：“你们读过什么书？”“从哪所学校毕业？”“你们的针灸技术是怎么学的？”……时常一问就是半小时。面对顾虑重重的病人，毕业于中国河南中医学院、从小就学针灸的牛玉兰总是不急不慌，耐心解释；曾在中国广州中医学院就读8年并拿到硕士学位的刘建奇更是胸有成竹，有问必答。日久天长，他们以真诚的服务态度和高超的针灸医术逐渐博得了病人的信任。
一位从事物理学研究的芬兰教授，患面部神经麻痹，久治不愈，十分痛苦。他的中国学生劝他尝试一下针灸，并将刘建奇介绍给他。教授直截了当地对刘建奇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不相信针灸。因为搞物理的人更知道，什么东西要么能看得见，要么能用仪器测量出来，而针灸治病既不可测又不能量。可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说，我需要治疗。不管针灸有没有道理，只要能治好病就行。”经过几次针灸治疗，非常见效，教授的病治好了。对此，这位教授感恩不尽，专门在中餐馆设宴答谢为他解除病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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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患慢性湿疹的病人前来求医，经验丰富的牛玉兰知道火针治疗皮肤病很有效，便尝试用火针为病人治疗。结果病人几十年的慢性湿疹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位病人兴奋地将此事告诉同事、邻居，并推荐他们到这家中医诊所看病。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位名叫尤哈的病人时常来扎针灸，牛玉兰只知道他在附近邮局上班，对这位普通病人并没有在意。两三年后，她无意中才从尤哈介绍来的病人嘴里知道，病人的真实身份是医生，就在邮局楼上的保健中心上班。
随着针灸病人的增加，诊所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一位患坐骨神经痛的老人初次就诊时告诉牛玉兰，一位乘客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她吃力地起坐，便对她说：“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地方能治好你的病。”下车后，一位素不相识的过路人和对门的邻居又分别告诉她2个电话号码。回家一看，一路上得到的3个电话号码相同。
一天，一位陌生的病人打来电话要求预约看病。牛玉兰接待了她，并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为她诊脉、针灸。几天后，这位病人又打来电话说，她是芬兰最大报纸《赫尔辛基新闻》的记者，专门负责健康栏目的报道，她很想写一写自己所经历的针灸治疗的全过程。文章见报后，来诊所看病的人更多了，现在病人必须提前1个星期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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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开业以来，刘建奇和牛玉兰夫妇为病人建立的档案已有4000份。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明显地感到针灸的效果要比在国内好得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很多芬兰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对小小银针非常敏感，因此疗效显著；另一方面，芬兰人觉得针灸很神奇，对针灸治病深信不疑，这种心理作用也非常有助于治疗。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北欧国家原来那种平稳宁静的生活秩序被打破。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大，使人们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患紧张症、疼痛症、失眠症的人越来越多，芬兰人对针灸的需求明显增加。有的人在购买全额医疗保险时，专门要求将针灸费用作为保险内容之一，相当多的病人则全部自费进行针灸治疗。
现在，刘建奇在赫尔辛基大学病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牛玉兰每天要在诊所工作9小时。她的病人不仅有退休老人、教授学者、医护人员、著名歌星、体育明星、作曲家、艺术家，也有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公司老板……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名人士，凡到这里看病的人，她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一些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感觉经过牛玉兰针灸治疗后很放松，而且不易疲劳和受伤，因此每当重大比赛和表演前必来针灸。
每年的圣诞节是他们收获的日子。当兴奋不已的邮递员将一张张精美的贺卡送到诊所时，刘建奇和牛玉兰夫妇会感到无比欣慰，并将小小的贺卡视为最珍贵的礼物保存在诊所里。B10, 百拇医药
推门走进诊所，房间虽不大，但整洁有序。地上摆放着许多鲜花，墙上挂着大幅中国轴画。诊所的主人是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年夫妇刘建奇和牛玉兰。讲起诊所开业前前后后的经历，他们感慨万分。
7年前诊所开业时，很多人登门就诊首先要对他们进行一番盘问：“你们读过什么书？”“从哪所学校毕业？”“你们的针灸技术是怎么学的？”……时常一问就是半小时。面对顾虑重重的病人，毕业于中国河南中医学院、从小就学针灸的牛玉兰总是不急不慌，耐心解释；曾在中国广州中医学院就读8年并拿到硕士学位的刘建奇更是胸有成竹，有问必答。日久天长，他们以真诚的服务态度和高超的针灸医术逐渐博得了病人的信任。
一位从事物理学研究的芬兰教授，患面部神经麻痹，久治不愈，十分痛苦。他的中国学生劝他尝试一下针灸，并将刘建奇介绍给他。教授直截了当地对刘建奇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不相信针灸。因为搞物理的人更知道，什么东西要么能看得见，要么能用仪器测量出来，而针灸治病既不可测又不能量。可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说，我需要治疗。不管针灸有没有道理，只要能治好病就行。”经过几次针灸治疗，非常见效，教授的病治好了。对此，这位教授感恩不尽，专门在中餐馆设宴答谢为他解除病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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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患慢性湿疹的病人前来求医，经验丰富的牛玉兰知道火针治疗皮肤病很有效，便尝试用火针为病人治疗。结果病人几十年的慢性湿疹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位病人兴奋地将此事告诉同事、邻居，并推荐他们到这家中医诊所看病。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位名叫尤哈的病人时常来扎针灸，牛玉兰只知道他在附近邮局上班，对这位普通病人并没有在意。两三年后，她无意中才从尤哈介绍来的病人嘴里知道，病人的真实身份是医生，就在邮局楼上的保健中心上班。
随着针灸病人的增加，诊所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一位患坐骨神经痛的老人初次就诊时告诉牛玉兰，一位乘客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她吃力地起坐，便对她说：“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地方能治好你的病。”下车后，一位素不相识的过路人和对门的邻居又分别告诉她2个电话号码。回家一看，一路上得到的3个电话号码相同。
一天，一位陌生的病人打来电话要求预约看病。牛玉兰接待了她，并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为她诊脉、针灸。几天后，这位病人又打来电话说，她是芬兰最大报纸《赫尔辛基新闻》的记者，专门负责健康栏目的报道，她很想写一写自己所经历的针灸治疗的全过程。文章见报后，来诊所看病的人更多了，现在病人必须提前1个星期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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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开业以来，刘建奇和牛玉兰夫妇为病人建立的档案已有4000份。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明显地感到针灸的效果要比在国内好得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很多芬兰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对小小银针非常敏感，因此疗效显著；另一方面，芬兰人觉得针灸很神奇，对针灸治病深信不疑，这种心理作用也非常有助于治疗。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北欧国家原来那种平稳宁静的生活秩序被打破。社会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大，使人们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患紧张症、疼痛症、失眠症的人越来越多，芬兰人对针灸的需求明显增加。有的人在购买全额医疗保险时，专门要求将针灸费用作为保险内容之一，相当多的病人则全部自费进行针灸治疗。
现在，刘建奇在赫尔辛基大学病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牛玉兰每天要在诊所工作9小时。她的病人不仅有退休老人、教授学者、医护人员、著名歌星、体育明星、作曲家、艺术家，也有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公司老板……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名人士，凡到这里看病的人，她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一些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感觉经过牛玉兰针灸治疗后很放松，而且不易疲劳和受伤，因此每当重大比赛和表演前必来针灸。
每年的圣诞节是他们收获的日子。当兴奋不已的邮递员将一张张精美的贺卡送到诊所时，刘建奇和牛玉兰夫妇会感到无比欣慰，并将小小的贺卡视为最珍贵的礼物保存在诊所里。B1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