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代化与中医学的还原化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 330006)
原载于《江西中医药》2001年4月第2期
“现代化”是当令中国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汇。中医现代化也几乎被公认为当代中医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并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孜孜以求。但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令许多中医人士感到困惑的迷宫，从这里似乎找不到一条发展中医的坦途。因此，深入探讨“现代化”的本质涵意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应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就字面上来解释，“现代”仅是一个时序上的概念，“时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令”、“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因此，“今”就是“现代”，无所谓“化”也不可能不“化”。当然，“现代化”的涵意并非时序上的“今”。
“现代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进化与发展的概念、但近几千年来，就生理而言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井没有很大的不同，纵使有些方面有所进化，同时，在有些方面有所退化，因此今日之我们与祖先相比体能上未必更优越，就智力而言我们也未必更聪明，老子的《道德经》、孙武的《兵法》今天仍受我们的膜拜，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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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体力与智力而言都未必比祖先优越的后人，却创造了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财富。由此赋予“现代”一词以“传统”“古代”所不可比拟的特殊魅力。
但是，今人是凭借什么创造出现代奇迹的呢？答案应该是--科学。然而古代也有其科学，于是创造奇迹的科学又须加上“现代”的定语。那么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有什么不同呢？由此就切入到本文的主题。
中医学是古代科学，科学就是知识的体系，中国古代圣哲所创立的医学知识体系就是中医学。可是自《黄帝内经》确立中医学的科学体系至今，历代医家对中医学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为什么不能赋予当代中医学以“现代科学”的属性呢？这是因为历代后贤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仍未超出《黄帝内经》的方法论范畴，也就是说，科学方法论决定科学的性质。
那么古代科学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17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做过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方法是一种“预测”的方法。其思路是由“最简单的特殊”突然上升到“最高级的一般”，然后推出种种中间命题。反观中医学的思路也正是如此：古代圣哲从日、月、水、火、明、暗、升、降、雌、雄等最简单的特殊事物中，抽象升华出“阴阳学说”这一哲学思想(“最高级的一般”)，然后再推导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脏为阴，腑为阳”“气为阳，血为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等中间命题。从而衍生出中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物化体系。预测的方法是从整体层次来认识事物方法，所以是整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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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认为预测的方法不能得出真正确切可靠的知识，而为了获取这种知识就必须采用“逐层归纳”的方法。即从“最简单的特殊”归纳出“较高一级的一般”，再由此而上升到“更高一级的一般”，如此逐层上升才得出“最高一级的一般”。这样一种逐层归纳方法配之以实验、实证，再加上数学工具的运用，使人类的认识方法得到一次质的飞跃，创造出生机勃勃的近现代科学，所以弗朗西斯·培根被尊为近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
逐层归纳的方法在认识事物时实际上是逐层深入的方法，逐层深入又实际上是逐层还原的方法，因此还原论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还原论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功能还原为结构，把上一层次的“现象”还原为下一层次的“原因”。这一方法的无比威力在生物医学科学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现代科学沿着人-系统-器官-细胞-分子-原子的途径逐层分割、分析，人类即将在2003年完成对自己基因的全部测序工作，当人类的23对染色体、14万个基因，30亿对碱基全部被破译之后，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大概都能通过其基因图谱被预测。或者说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还原为碱基配对的结构，大自然(或许是“上帝”)的造化之门将最终被打开，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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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还原论为方法论核心的现代科学在何等深刻的程度上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认识方式及其世界观。
自从现代科技蓬勃发展席卷全球以来，古代科学中的绝大多数分支都被取代而泯灭。唯独中医学犹如历经第四纪冰川的浩劫而孑遗至今的水杉树一样，顽强地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今日的中医学环顾四周时会发现，科技之林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树在科学规范这一‘基因’上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说现代科技知识背景是‘一片翠绿’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它的色彩与背景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面对着存在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中医学人提出过“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中西医结合”等设想，而“中医现代化”则是最时尚最与全社会趋同的一种思路。
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科学而言，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还原化，追求中医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追求中医学的还原化。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医学应该还原化或需要还原化吗？中医学能还原化吗？用还原论来“化”中医学，是中医学的发展还是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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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尝试由来已久，“1926年陈光恢自麻黄中提取分离出平喘有效成份麻黄素为这方面的先河”[2]。此外，延胡索素、常山碱、贝母碱、育蒿素的研究都是成功的范例，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视为现代药学的生药研究成果，它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有效的新药，但对中药的性味、归经等理论却并未阐明，因此对中药的发展也并无促进。今天的中医师或由此可知玄胡素是“中枢性镇痛剂”，但它“理气活血以止痛”“行血中之气”的意义井未因此而得到阐明。
用还原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的尝试，最著名而影响深远的莫过于姜春华、沈自尹先生的“肾的研究”和危北海先生的“脾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曾使中医学界深受鼓舞。但近20年的徘徊与反思又使中医学界认识到，要将中医学的藏象“内景”概念还原为系统-器官的生理生化指标，其间就横亘着重重的障碍。自从中医研究生教育实施以来，以类似思路做研究生论文的应在百千计，其结果都只能是在微观的迷路中对宏观“仰望”，似乎都可以找到某种“遥相呼应”的联系。就象地上的诗人遥望天上的明月，都可以“对影成三人”“千里共蝉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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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相匹美的还有“瘀血和活血化瘀”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血液流变学指标作为瘀血的诊断标准似乎得到“公认”，但通过对其方法学的分析也使我们认识到瘀血的微观指标远未能如此轻易地确立[3]。
上述试图对中医概念进行还原的研究为什么难以深入？肾虚、脾虚、瘀血的“客观”指标为什么至今不能确立？其间存在的问题仅仅是技术性的，还是涉及到方法论、认识论甚至是哲学理念的根本差异？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笔者认为，以还原论方法研究中医学所出现的困境，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到方法论、认识论，甚至是基本哲学理念的问题。从层次论的角度似乎更易于剖明其间的隔阂。 就笔者管见所及，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这几种不同认识对象的知识都涉及到层次的问题。层次的问题由“悖论”引出，其中最古老最知名的即“克里特岛人悖论”：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特岛上的哲学家埃比曼尼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说谎”，由于埃比曼尼德就是克里特岛人，所以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根据这句话所说的内容，它又应该是假的；反之，如果它是假的，那么根据其内容，它又应该是真的。塔斯塔斯基在解决这一悖论时指出：人们在使用普通日常语言时，混淆了语言的层次和语义的层次。任何一个层次的语句中的真值谓词都是用来解释下一个层次的真值谓词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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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领域中“伽利略悖论”：“平方数的集合 | 1、4、9、16、25…… n2 …… | 同自然数的集合 | 1、 2、3、4、5 …… n …… | 完全相等。”揭示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与“整体等于部分”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这一矛盾的分析，人们发现了有限集合与无限集合之间的本质区别，开创了集合论研究的新阶段即认识到集合也是有层次的，无穷也是有层次的[4]。
逻辑学、语义学与数学的层次性，向我们提示：层次是科学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科学是有层次的，而不同层次的科学具有不同的属性。
恰如数学中的“伽俐略悖论”所揭示的：无穷集合虽然是由有限集合组成的，有限集合是无穷集合的表现形式，但无穷集合不是有限集合的简单重复相加，而是有本质的差别，在有限集合中成立的命题(本性)，在无穷集合中不一定成立；反之适用于无穷集合的命题，在有限集合中也不一定成立。从有限到无限，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飞跃，是无限对有限的否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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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区别也在于层次的不同。例如：脾阳虚与胃阴虚是两个反映客观存在于整体层次的“证”的概念，然而这种“证”也仅仅在整体层次才存在，是整体才具有的属性，中医院的消化科医师通过望、闻、问、切自可把握之。而当这位医师将纤维胃镜插入患者胃中时，他既看不到“脾阳虚”，也看不到“胃阴虚”。这是因为整体与器官是两个层次，“脾阳虚”“胃阴虚”不能还原为胃镜所见。或者说整体层次的属性在还原中消失。整体与器官之间的差异尚且如此，而想要从细胞层次或分子层次还原出“脾阳”“胃阴”自然是愈去愈远。或问：前述人类基因图谱不是可以预知“生-老-病-死”么？但笔者以为，整体永远会有大于其部分之总和的内容。即如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列宁的革命功业总是难以在“碱基配对”中还原出来的。
迄今为止，人类科学发展就只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两个层次。传统科学企图从事物的整体关联中把握其运动规律。现代科学则企图从分析中发现可还原的结构。《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注家说：“道者，道也。”用今天的话说，“道”就是“途径”。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其出发的层次不同、方法不同、途径不同，也就是不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不同层次，以不同方法或途径发展出的不同概念体系是不可“通约”“互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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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层次的医学，了解到中医与现代科学是两个层次的科学，就会知道，中西医结合是“谈何容易”，中医现代化的设想是何等“不相为谋”之“谋”。
层次的概念在人类的思维中早已存在，西方的“九天说”，中国的“十八重天说”都是其例。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层次之别，也可以“天上人间”譬之。中医的天地之阴阳、四季之阴阳、脏腑之阴阳、气血之阴阳、药物性味之阴阳、经络之阴阳全属于整体层次的思维，犹如皓月行空。现代研究者所说的 CAMP、CGMP、17-羟、17-酮、β-受体、α-受体、血管内皮素、心纳素、一氧化氮、5-羟色胺、SOD等等则如人间的诗人或泽畔行吟，或春台舞胥，或寻寻觅觅，或浩歌千里，他们都可以对月伤怀，他们都觉得“月亮走我也走”，而其实月亮自有月亮的轨迹，并不与诗人的遭际同步。
当我们了解到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属于不同的层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是否可以取代传统科学，或者说科学既然发展到现代层次，那么传统层次的科学(它的理论信念、概念体系、物化体系)是否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失去，那么传统体系就必须应当具有现代体系所不可替代的某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它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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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传统体系的优势来源于它的层次特性即整体性，因为“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从整体出发可以获取最大的系统值。分析的方法、还原的方法虽然可以使系统结构更清晰，但整体的系统值总会在分析中丢失。中医从整体的层次来把握人的阴阳运动，所见者大，又从整体层次来调节人的阴阳运动，故所扼者宽。所以中医总是能忽略黑箱的内部结构而做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其次整体方法与分析方法的区别还在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交互关系。整体方法的认识主体是企图融汇在客体中，或者将客体延纳入主体中。这种认识方法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体物会心，即古人所谓“究心于天人之际”。而分析方法是将“我”置于客体之上，唯求“客观”而杜绝“主观”的参入。
正因为中医采用整体方法，所以能在2000多年以前就发现疾病发生的社会因素，如《素问·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才能够发现疾病发生的心理因素，将“七情”视为内因。才能够发现疾病发生的环境因素“六淫”。而现代医学至本世纪70年代才提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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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科学的“客观”认识方法名曰“去魅”，并提出后现代科学的“返魅”问题，如此看来传统科学的优势恰在于它的“容魅”。“容魅”的方法似乎有“唯心”之嫌，但对于中医来说，它所认识的正是心身一体的人，唯医者之有“心”才能知患者之心，知其心才能测其性，才能调适作为心身一体的人。因此，这一点恰恰是中医学之所长。如中医学中“郁”的概念就唯有以心去体察才能理解，才会发现，然后才能调节。
当古代圣哲将体物会心的方法施之于自己的“身”，即将己身也视为“物”而以心体察之时，就发展出“内景”方法。他们“返听则所闻彻，内视而见无朕”，经络系统即中此而发现。在这里心的认识能力发挥到极致。因此经络系统也是一种心身一体的整体存在，难以还原为某一器官或组织。
物我交融的传统科学对宇宙、环境、自然、社会及人都抱一种“同情”“同胞”的“一体感”，即儒家所称的“民胞物与”。这种一体感作为一种基本理念贯穿在中医学中，正是从这种一体感出发，才使中医的辨证从体情察性入手达到治人而不仅仅治“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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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一体的认识方法与现代科学的“客观”方法是有本质差异的。然而现代科学的先驱与巨人爱因斯坦却说：“我找不到比‘宗教的’这一术语更好的术语来表达对实在及其可以被人类心智认识的合理本性的信赖了。缺乏这种信赖，科学就会堕落为庸碌的过程。”[5]可见“物我”“主客”的联系并不是可以轻易割断的。因此中医这种传统科学的认识方法，岂能用“客观的”“实证的”“还原的”现代方法所替代!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以上所论显然已涉及到一种基本哲学理念。应该知道，以“圣人之教”为根本的中医学，实际上就是基于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心于天人之际，以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有机的信念来观察和理解宇宙和人类。”[6]这种信念与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显然是不同源的。因此，当我们沿着技术方法论认识论哲学理念的途径上溯到源头时，就更能理解中医现代化的悖谬之所在。
至于中医学能否现代化，这也不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中医学术欲“现代化”，就必须还原化，而还原化则必然使中医学的整体特性荡然无存。中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物化体系也必然被割裂、肢解而名存实亡，甚至名实俱亡。因为中医学的概念体系是整体层次的存在的反映，而在整体以下的层次(更不用说细胞、分子层次)，既然无此种存在又何来反映此存在的概念？所以中医学其实是不能被还原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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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传统科学的孑遗，尽管它茕茕独立，形单影孤，但它却保留着传统科学即整体科学的宝贵基因，这正是它的宝贵之处与独特之处。在现代化即现代科学还原化的洪流中，是让它随波“化”去，还是保持它的独特基因代代相传，这其实是不难做出的选择。
但是在近20年的现代化浪潮中，我国中医高层次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却基本上是以还原论为武器，对中医体系进行分割。尾随现代生物-医学科学之后，企图在微观层次还原到宏观性质的结构之根。莘莘学子上下求索，不畏路漫漫其修远。而问题却在于方向不对，不但劳师无功，更使-代学子在还原论的跋涉中迷失了中医的方向。也使得若干中医耆老重复着“×老上书”的无奈抗争。有鉴于此，在世纪更替的今天，对中医现代化作出清醒的评估就更为必要。
中医学不能按现代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改造发展，并不是说当代中医不应当使用现代工具，问题在于如何为我所用。
中医学应当努力保持自身的整体论特色，使自己的基因代代相传，也不是说中医学应当抱残守缺。中医学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武器，解决现实临床中的新问题，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从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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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当我们孜孜于“现代化”的时候，早已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却出现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新潮流。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在批判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有机论的整体论”这一方法论主张。使整体论方法再一次走上科学的前沿。这一趋势恰与中医方法论取向一致。因此，中医学在21世纪与后现代科学邂逅，并与后现代科学同步发展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跳出“中医现代化”的悖论，回归中医的传统的整体科学的属性与方法，才是21世纪中医发展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匡萃璋.现代科技知识背景下的中医学[J].中国医药学报，1995，10(5)：6-7
[2]陈耀祖.面对21世纪发展中药的几点思考[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1)：9-11
[3]匡萃璋.论宏观辩证与微观辩证相结合的方法学问题[J].中国医药学报，1992，10(5)：3
[4]申先甲，林可济.科学悖论集[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115
[5]安希孟.元科学文题[J].读书，2000(5)：99
[6]匡萃璋.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的中医学[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1)：6-8, 百拇医药
原载于《江西中医药》2001年4月第2期
“现代化”是当令中国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汇。中医现代化也几乎被公认为当代中医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并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孜孜以求。但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令许多中医人士感到困惑的迷宫，从这里似乎找不到一条发展中医的坦途。因此，深入探讨“现代化”的本质涵意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应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就字面上来解释，“现代”仅是一个时序上的概念，“时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令”、“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因此，“今”就是“现代”，无所谓“化”也不可能不“化”。当然，“现代化”的涵意并非时序上的“今”。
“现代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进化与发展的概念、但近几千年来，就生理而言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井没有很大的不同，纵使有些方面有所进化，同时，在有些方面有所退化，因此今日之我们与祖先相比体能上未必更优越，就智力而言我们也未必更聪明，老子的《道德经》、孙武的《兵法》今天仍受我们的膜拜，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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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体力与智力而言都未必比祖先优越的后人，却创造了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财富。由此赋予“现代”一词以“传统”“古代”所不可比拟的特殊魅力。
但是，今人是凭借什么创造出现代奇迹的呢？答案应该是--科学。然而古代也有其科学，于是创造奇迹的科学又须加上“现代”的定语。那么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有什么不同呢？由此就切入到本文的主题。
中医学是古代科学，科学就是知识的体系，中国古代圣哲所创立的医学知识体系就是中医学。可是自《黄帝内经》确立中医学的科学体系至今，历代医家对中医学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为什么不能赋予当代中医学以“现代科学”的属性呢？这是因为历代后贤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仍未超出《黄帝内经》的方法论范畴，也就是说，科学方法论决定科学的性质。
那么古代科学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17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做过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方法是一种“预测”的方法。其思路是由“最简单的特殊”突然上升到“最高级的一般”，然后推出种种中间命题。反观中医学的思路也正是如此：古代圣哲从日、月、水、火、明、暗、升、降、雌、雄等最简单的特殊事物中，抽象升华出“阴阳学说”这一哲学思想(“最高级的一般”)，然后再推导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脏为阴，腑为阳”“气为阳，血为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等中间命题。从而衍生出中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物化体系。预测的方法是从整体层次来认识事物方法，所以是整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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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认为预测的方法不能得出真正确切可靠的知识，而为了获取这种知识就必须采用“逐层归纳”的方法。即从“最简单的特殊”归纳出“较高一级的一般”，再由此而上升到“更高一级的一般”，如此逐层上升才得出“最高一级的一般”。这样一种逐层归纳方法配之以实验、实证，再加上数学工具的运用，使人类的认识方法得到一次质的飞跃，创造出生机勃勃的近现代科学，所以弗朗西斯·培根被尊为近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
逐层归纳的方法在认识事物时实际上是逐层深入的方法，逐层深入又实际上是逐层还原的方法，因此还原论是现代科学的根本方法。还原论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功能还原为结构，把上一层次的“现象”还原为下一层次的“原因”。这一方法的无比威力在生物医学科学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现代科学沿着人-系统-器官-细胞-分子-原子的途径逐层分割、分析，人类即将在2003年完成对自己基因的全部测序工作，当人类的23对染色体、14万个基因，30亿对碱基全部被破译之后，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大概都能通过其基因图谱被预测。或者说人的生-老-病-死都可以还原为碱基配对的结构，大自然(或许是“上帝”)的造化之门将最终被打开，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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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还原论为方法论核心的现代科学在何等深刻的程度上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认识方式及其世界观。
自从现代科技蓬勃发展席卷全球以来，古代科学中的绝大多数分支都被取代而泯灭。唯独中医学犹如历经第四纪冰川的浩劫而孑遗至今的水杉树一样，顽强地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今日的中医学环顾四周时会发现，科技之林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树在科学规范这一‘基因’上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说现代科技知识背景是‘一片翠绿’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它的色彩与背景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面对着存在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中医学人提出过“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中西医结合”等设想，而“中医现代化”则是最时尚最与全社会趋同的一种思路。
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科学而言，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还原化，追求中医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追求中医学的还原化。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医学应该还原化或需要还原化吗？中医学能还原化吗？用还原论来“化”中医学，是中医学的发展还是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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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尝试由来已久，“1926年陈光恢自麻黄中提取分离出平喘有效成份麻黄素为这方面的先河”[2]。此外，延胡索素、常山碱、贝母碱、育蒿素的研究都是成功的范例，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视为现代药学的生药研究成果，它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有效的新药，但对中药的性味、归经等理论却并未阐明，因此对中药的发展也并无促进。今天的中医师或由此可知玄胡素是“中枢性镇痛剂”，但它“理气活血以止痛”“行血中之气”的意义井未因此而得到阐明。
用还原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的尝试，最著名而影响深远的莫过于姜春华、沈自尹先生的“肾的研究”和危北海先生的“脾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曾使中医学界深受鼓舞。但近20年的徘徊与反思又使中医学界认识到，要将中医学的藏象“内景”概念还原为系统-器官的生理生化指标，其间就横亘着重重的障碍。自从中医研究生教育实施以来，以类似思路做研究生论文的应在百千计，其结果都只能是在微观的迷路中对宏观“仰望”，似乎都可以找到某种“遥相呼应”的联系。就象地上的诗人遥望天上的明月，都可以“对影成三人”“千里共蝉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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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相匹美的还有“瘀血和活血化瘀”的研究。七八十年代以血液流变学指标作为瘀血的诊断标准似乎得到“公认”，但通过对其方法学的分析也使我们认识到瘀血的微观指标远未能如此轻易地确立[3]。
上述试图对中医概念进行还原的研究为什么难以深入？肾虚、脾虚、瘀血的“客观”指标为什么至今不能确立？其间存在的问题仅仅是技术性的，还是涉及到方法论、认识论甚至是哲学理念的根本差异？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笔者认为，以还原论方法研究中医学所出现的困境，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涉及到方法论、认识论，甚至是基本哲学理念的问题。从层次论的角度似乎更易于剖明其间的隔阂。 就笔者管见所及，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这几种不同认识对象的知识都涉及到层次的问题。层次的问题由“悖论”引出，其中最古老最知名的即“克里特岛人悖论”：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特岛上的哲学家埃比曼尼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说谎”，由于埃比曼尼德就是克里特岛人，所以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根据这句话所说的内容，它又应该是假的；反之，如果它是假的，那么根据其内容，它又应该是真的。塔斯塔斯基在解决这一悖论时指出：人们在使用普通日常语言时，混淆了语言的层次和语义的层次。任何一个层次的语句中的真值谓词都是用来解释下一个层次的真值谓词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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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领域中“伽利略悖论”：“平方数的集合 | 1、4、9、16、25…… n2 …… | 同自然数的集合 | 1、 2、3、4、5 …… n …… | 完全相等。”揭示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与“整体等于部分”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这一矛盾的分析，人们发现了有限集合与无限集合之间的本质区别，开创了集合论研究的新阶段即认识到集合也是有层次的，无穷也是有层次的[4]。
逻辑学、语义学与数学的层次性，向我们提示：层次是科学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科学是有层次的，而不同层次的科学具有不同的属性。
恰如数学中的“伽俐略悖论”所揭示的：无穷集合虽然是由有限集合组成的，有限集合是无穷集合的表现形式，但无穷集合不是有限集合的简单重复相加，而是有本质的差别，在有限集合中成立的命题(本性)，在无穷集合中不一定成立；反之适用于无穷集合的命题，在有限集合中也不一定成立。从有限到无限，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飞跃，是无限对有限的否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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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区别也在于层次的不同。例如：脾阳虚与胃阴虚是两个反映客观存在于整体层次的“证”的概念，然而这种“证”也仅仅在整体层次才存在，是整体才具有的属性，中医院的消化科医师通过望、闻、问、切自可把握之。而当这位医师将纤维胃镜插入患者胃中时，他既看不到“脾阳虚”，也看不到“胃阴虚”。这是因为整体与器官是两个层次，“脾阳虚”“胃阴虚”不能还原为胃镜所见。或者说整体层次的属性在还原中消失。整体与器官之间的差异尚且如此，而想要从细胞层次或分子层次还原出“脾阳”“胃阴”自然是愈去愈远。或问：前述人类基因图谱不是可以预知“生-老-病-死”么？但笔者以为，整体永远会有大于其部分之总和的内容。即如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列宁的革命功业总是难以在“碱基配对”中还原出来的。
迄今为止，人类科学发展就只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两个层次。传统科学企图从事物的整体关联中把握其运动规律。现代科学则企图从分析中发现可还原的结构。《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注家说：“道者，道也。”用今天的话说，“道”就是“途径”。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其出发的层次不同、方法不同、途径不同，也就是不同“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不同层次，以不同方法或途径发展出的不同概念体系是不可“通约”“互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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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层次的医学，了解到中医与现代科学是两个层次的科学，就会知道，中西医结合是“谈何容易”，中医现代化的设想是何等“不相为谋”之“谋”。
层次的概念在人类的思维中早已存在，西方的“九天说”，中国的“十八重天说”都是其例。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层次之别，也可以“天上人间”譬之。中医的天地之阴阳、四季之阴阳、脏腑之阴阳、气血之阴阳、药物性味之阴阳、经络之阴阳全属于整体层次的思维，犹如皓月行空。现代研究者所说的 CAMP、CGMP、17-羟、17-酮、β-受体、α-受体、血管内皮素、心纳素、一氧化氮、5-羟色胺、SOD等等则如人间的诗人或泽畔行吟，或春台舞胥，或寻寻觅觅，或浩歌千里，他们都可以对月伤怀，他们都觉得“月亮走我也走”，而其实月亮自有月亮的轨迹，并不与诗人的遭际同步。
当我们了解到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属于不同的层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科学是否可以取代传统科学，或者说科学既然发展到现代层次，那么传统层次的科学(它的理论信念、概念体系、物化体系)是否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失去，那么传统体系就必须应当具有现代体系所不可替代的某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它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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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传统体系的优势来源于它的层次特性即整体性，因为“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所以从整体出发可以获取最大的系统值。分析的方法、还原的方法虽然可以使系统结构更清晰，但整体的系统值总会在分析中丢失。中医从整体的层次来把握人的阴阳运动，所见者大，又从整体层次来调节人的阴阳运动，故所扼者宽。所以中医总是能忽略黑箱的内部结构而做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其次整体方法与分析方法的区别还在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交互关系。整体方法的认识主体是企图融汇在客体中，或者将客体延纳入主体中。这种认识方法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体物会心，即古人所谓“究心于天人之际”。而分析方法是将“我”置于客体之上，唯求“客观”而杜绝“主观”的参入。
正因为中医采用整体方法，所以能在2000多年以前就发现疾病发生的社会因素，如《素问·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才能够发现疾病发生的心理因素，将“七情”视为内因。才能够发现疾病发生的环境因素“六淫”。而现代医学至本世纪70年代才提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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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科学的“客观”认识方法名曰“去魅”，并提出后现代科学的“返魅”问题，如此看来传统科学的优势恰在于它的“容魅”。“容魅”的方法似乎有“唯心”之嫌，但对于中医来说，它所认识的正是心身一体的人，唯医者之有“心”才能知患者之心，知其心才能测其性，才能调适作为心身一体的人。因此，这一点恰恰是中医学之所长。如中医学中“郁”的概念就唯有以心去体察才能理解，才会发现，然后才能调节。
当古代圣哲将体物会心的方法施之于自己的“身”，即将己身也视为“物”而以心体察之时，就发展出“内景”方法。他们“返听则所闻彻，内视而见无朕”，经络系统即中此而发现。在这里心的认识能力发挥到极致。因此经络系统也是一种心身一体的整体存在，难以还原为某一器官或组织。
物我交融的传统科学对宇宙、环境、自然、社会及人都抱一种“同情”“同胞”的“一体感”，即儒家所称的“民胞物与”。这种一体感作为一种基本理念贯穿在中医学中，正是从这种一体感出发，才使中医的辨证从体情察性入手达到治人而不仅仅治“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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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一体的认识方法与现代科学的“客观”方法是有本质差异的。然而现代科学的先驱与巨人爱因斯坦却说：“我找不到比‘宗教的’这一术语更好的术语来表达对实在及其可以被人类心智认识的合理本性的信赖了。缺乏这种信赖，科学就会堕落为庸碌的过程。”[5]可见“物我”“主客”的联系并不是可以轻易割断的。因此中医这种传统科学的认识方法，岂能用“客观的”“实证的”“还原的”现代方法所替代!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以上所论显然已涉及到一种基本哲学理念。应该知道，以“圣人之教”为根本的中医学，实际上就是基于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心于天人之际，以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有机的信念来观察和理解宇宙和人类。”[6]这种信念与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显然是不同源的。因此，当我们沿着技术方法论认识论哲学理念的途径上溯到源头时，就更能理解中医现代化的悖谬之所在。
至于中医学能否现代化，这也不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中医学术欲“现代化”，就必须还原化，而还原化则必然使中医学的整体特性荡然无存。中医学的概念体系与物化体系也必然被割裂、肢解而名存实亡，甚至名实俱亡。因为中医学的概念体系是整体层次的存在的反映，而在整体以下的层次(更不用说细胞、分子层次)，既然无此种存在又何来反映此存在的概念？所以中医学其实是不能被还原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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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传统科学的孑遗，尽管它茕茕独立，形单影孤，但它却保留着传统科学即整体科学的宝贵基因，这正是它的宝贵之处与独特之处。在现代化即现代科学还原化的洪流中，是让它随波“化”去，还是保持它的独特基因代代相传，这其实是不难做出的选择。
但是在近20年的现代化浪潮中，我国中医高层次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却基本上是以还原论为武器，对中医体系进行分割。尾随现代生物-医学科学之后，企图在微观层次还原到宏观性质的结构之根。莘莘学子上下求索，不畏路漫漫其修远。而问题却在于方向不对，不但劳师无功，更使-代学子在还原论的跋涉中迷失了中医的方向。也使得若干中医耆老重复着“×老上书”的无奈抗争。有鉴于此，在世纪更替的今天，对中医现代化作出清醒的评估就更为必要。
中医学不能按现代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改造发展，并不是说当代中医不应当使用现代工具，问题在于如何为我所用。
中医学应当努力保持自身的整体论特色，使自己的基因代代相传，也不是说中医学应当抱残守缺。中医学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武器，解决现实临床中的新问题，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从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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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当我们孜孜于“现代化”的时候，早已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却出现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新潮流。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在批判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有机论的整体论”这一方法论主张。使整体论方法再一次走上科学的前沿。这一趋势恰与中医方法论取向一致。因此，中医学在21世纪与后现代科学邂逅，并与后现代科学同步发展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跳出“中医现代化”的悖论，回归中医的传统的整体科学的属性与方法，才是21世纪中医发展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匡萃璋.现代科技知识背景下的中医学[J].中国医药学报，1995，10(5)：6-7
[2]陈耀祖.面对21世纪发展中药的几点思考[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1)：9-11
[3]匡萃璋.论宏观辩证与微观辩证相结合的方法学问题[J].中国医药学报，1992，10(5)：3
[4]申先甲，林可济.科学悖论集[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115
[5]安希孟.元科学文题[J].读书，2000(5)：99
[6]匡萃璋.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的中医学[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2(1)：6-8,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