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西医学手段研究中医，何以困难重重？
50年代来，部分西医师开始拜师系统学习中医，60年代初他们尝试借助西医学手段来研究中医，获得了部分极有意义的成果，从而引发了整个70～80年代的用西医学方法研究中医之热潮。若再考虑始自30年代的用近代药理学方法研究中药之历史，可以说，借助西医学方法手段研究也已有20～30个年头了。研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揭示了中医中药的一些深层机理，但却也存在着众多困难，突出地表现为所有研究都只是说明性、论证性的。只是表明中医中药某些理论或经验自有其能用现代西医解释得通的地方，而并未系统地揭示出新的机理或重要事实。这样一来，原本颇成体系的中医理论和诊疗经验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了，他仿佛赤身裸体地正在接受一个“异教徒”的审讯和盘查，凡能被后者接受认可的思想观念及诊疗经验，便被“肯定”为“科学”，其余的则有待于清除进垃圾箱。西医学俨然成了中医学科学性和应用价值的终极“判官”。显然，这种研究在动机，目的和意义上已“误入歧途”，它因此遭到部分传统中医师的排斥与抨击，这不难理解。然而，时至今日，即使这类研究，要自成系统地深入下去也越来越困难。这难免引起一大堆议论和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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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疑窦，有人说中医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助西医学(包括现代科学)方法手段进行研究，它可以独立发展，这显然是旧世纪“遗民”之言，不屑一顾。凡学术，都有一个进步与发展问题，科学更有一个不断地扬弃，以随时代同步前进的问题。西方甚至有人倡言“宗教现代化”，难道我们不应赋与中医理论和操作以现代气息吗？问题不是要不要研究，而是应搞清楚为什么这类研究会困难重重？从而找出解决困难的良方妙法。也有人不无诱惑地说：“不是中医理论不能研究，而是它太深奥了，涉及诸如‘精气神’等极深层次的生命奥秘，现代医学科学方法还不足以揭示这类奥秘”？!一位主管中医的官员曾这样说：“不是吗，人们连一根草的性质都没搞清楚，还妄谈什么探究人的奥秘”。一句话，关键在于西医学方法手段不行，尚需等待时日。这种把问题推诿到现代研究方法的做法，迷惑性很大。现代科学手段对揭示生命本质来说，的确远非尽善尽美；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但这绝不是造成中医研究困难重重的主要因素，造成这一困难的自有其内在因素。更有甚者，不少人基此兜售“伪科学”的内容，大谈要用神秘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医，来创造新科学，肆论什么“人体——宇宙学”之类货色，把严肃的科学探索活动异化，并以此否定近现代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一部《易经》已揭示了一切，超越了一切，达到了永恒，人们只要和着《易经》，在冥想中便可一劳永逸。对于这些“科学盲”的“梦呓”之语，更不屑一顾。他们需要的是科学常识的“扫盲”。
, 百拇医药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医现代研究困难重重呢？我们说可以列举的原因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方法(其中为中医所用的主要是西医学的方法)的“异质”及由此而引发的“排斥”问题。
人们常有一个错觉,总以为科学研究方法只是种方法，谁都可以用，与“谁”都可以匹配。因此，有一段时间“拿来主义”的中医学研究成为时髦口号，人们摇呐着“多学科”的旗子，似乎只要引进最尖锐的科学手段，最高级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一夜之间使中医脱胎换骨，成为执现代世界医学之牛耳者。这很像我们的企业界，我们的企业管理落后，人均工作效率低下，很多人以为只要照搬美日一套管理方法，即可旧貌换新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近现代科学(包括医学)研究方法和仪器设备等都是围绕着还原论这一方法核心发展起来的，它与原子论自然观自是孪生兄妹，十分匹配。一定的自然观，对应于一定的方法论，也对应于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设备和手段等，因此才会产生相应的科学形成及理论概念体系。这些之间是相互应和般配的。现代西方医学正是这么一个自我匹配且自洽的整体，它和同样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之上的西方生物学，乃致物理、化学等也都是可沟通、可匹配的。因此，一旦其他学科涌现出了新的方法手段，稍事改造后即可移植为医学所用。这类情况非常普遍。而其关键则在于相互间的指导观念(自然观)和主导方法(方法论)方面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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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医学与西医学(包括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是异质的，从自然观、方法论到具体的理论概念，都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限制了中医学对西医学方法的运用。试想，西医学的形态学方法，尽管是细胞层次、分子层次的，对诸如“气”、“气化”之类自然哲学的概念，能有多大作为？它本身只适用于那些定义明确的实体概念之研究，只能对具体而明确的形成结构特点作出观察、记述或分析；但对“气”、“气化”之类本身含义极为广泛，捆绑着许多具体经验与事实的概念，何以下手进行贴切的观察研究？功能学的研究方法也差不多，它也只能对具体的、某些环节的现象作出研究，却无法对笼统的、捆绑着太多事实或现象的、诸如阴或阳、肾阴或肾阳之类概念作出全面的观察研究，充其量只能揭示这些术语所包含的部分现象的机理。这种揭示，又是以损失这些术语的其他内容为代价的。因此，我们看到了用西医学方法研究中医的“气”，竟然形成了二十余种不同的假说，每一种假说仅以部分研究事实为立论依据，而不及其他事实。所以，人们一般很难完全认可这类研究结果就是中医理论原本包含的主要内容的概貌。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日趋走向世界，人们常说：“在某某方面要与世界“接轨”。其实，科学文化也有一个“接轨”问题，这个“接轨”并不是说彻底地抛弃原有的传统和民族性特征，而是说要汲纳世界先进的、科学的、富有最新时代精神的一切好的实质内容。中医学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也有着与世界科学体系“接轨”，从而更好地耸立于医学科学之林的问题。但是，看来在“接轨”之前首先须中医学作出自身“辅轨”的准备。这种准备涉及学科的很多方面。而中医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建也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尽管这一体系有着丰富而合理的内涵，但它毕竟过于落后、陈旧，有着众多不合于时代气息的地方。对待传统文化负责任的态度是既要汰去其不合于时代的、落伍了的弊端或劣处，又要充分发扬和光大其合理内函，发掘并宏扬其科学精华。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中医学本身，特别是中医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的调整，就像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之前，首先要梳理清楚各种关系，作出多方面的调整和配套，并根据中国国情有所改进，才能推行一样。中医理论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到许多非常具体的环节和步骤，包括对中医理论从总体上作出分析解构，区分层次分别对待，如对于其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可结合事实的确认等一一作出尽可能清晰的解析，明确各自的具体所指，在此基础上，有的则可借助现代科学方法作出阐述或彰明，并对研究结果作出必要的理论重建(详可参见笔者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一书的第五篇)。这是项意义重大且任重道远的工程。相信它会结出一串串“硕果”的，并相信这方面的每一步研究发展都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起到某种促进作用。
摘自《中医药揭秘》,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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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疑窦，有人说中医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助西医学(包括现代科学)方法手段进行研究，它可以独立发展，这显然是旧世纪“遗民”之言，不屑一顾。凡学术，都有一个进步与发展问题，科学更有一个不断地扬弃，以随时代同步前进的问题。西方甚至有人倡言“宗教现代化”，难道我们不应赋与中医理论和操作以现代气息吗？问题不是要不要研究，而是应搞清楚为什么这类研究会困难重重？从而找出解决困难的良方妙法。也有人不无诱惑地说：“不是中医理论不能研究，而是它太深奥了，涉及诸如‘精气神’等极深层次的生命奥秘，现代医学科学方法还不足以揭示这类奥秘”？!一位主管中医的官员曾这样说：“不是吗，人们连一根草的性质都没搞清楚，还妄谈什么探究人的奥秘”。一句话，关键在于西医学方法手段不行，尚需等待时日。这种把问题推诿到现代研究方法的做法，迷惑性很大。现代科学手段对揭示生命本质来说，的确远非尽善尽美；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但这绝不是造成中医研究困难重重的主要因素，造成这一困难的自有其内在因素。更有甚者，不少人基此兜售“伪科学”的内容，大谈要用神秘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医，来创造新科学，肆论什么“人体——宇宙学”之类货色，把严肃的科学探索活动异化，并以此否定近现代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一部《易经》已揭示了一切，超越了一切，达到了永恒，人们只要和着《易经》，在冥想中便可一劳永逸。对于这些“科学盲”的“梦呓”之语，更不屑一顾。他们需要的是科学常识的“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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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医现代研究困难重重呢？我们说可以列举的原因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方法(其中为中医所用的主要是西医学的方法)的“异质”及由此而引发的“排斥”问题。
人们常有一个错觉,总以为科学研究方法只是种方法，谁都可以用，与“谁”都可以匹配。因此，有一段时间“拿来主义”的中医学研究成为时髦口号，人们摇呐着“多学科”的旗子，似乎只要引进最尖锐的科学手段，最高级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一夜之间使中医脱胎换骨，成为执现代世界医学之牛耳者。这很像我们的企业界，我们的企业管理落后，人均工作效率低下，很多人以为只要照搬美日一套管理方法，即可旧貌换新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简单。近现代科学(包括医学)研究方法和仪器设备等都是围绕着还原论这一方法核心发展起来的，它与原子论自然观自是孪生兄妹，十分匹配。一定的自然观，对应于一定的方法论，也对应于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设备和手段等，因此才会产生相应的科学形成及理论概念体系。这些之间是相互应和般配的。现代西方医学正是这么一个自我匹配且自洽的整体，它和同样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之上的西方生物学，乃致物理、化学等也都是可沟通、可匹配的。因此，一旦其他学科涌现出了新的方法手段，稍事改造后即可移植为医学所用。这类情况非常普遍。而其关键则在于相互间的指导观念(自然观)和主导方法(方法论)方面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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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医学与西医学(包括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是异质的，从自然观、方法论到具体的理论概念，都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限制了中医学对西医学方法的运用。试想，西医学的形态学方法，尽管是细胞层次、分子层次的，对诸如“气”、“气化”之类自然哲学的概念，能有多大作为？它本身只适用于那些定义明确的实体概念之研究，只能对具体而明确的形成结构特点作出观察、记述或分析；但对“气”、“气化”之类本身含义极为广泛，捆绑着许多具体经验与事实的概念，何以下手进行贴切的观察研究？功能学的研究方法也差不多，它也只能对具体的、某些环节的现象作出研究，却无法对笼统的、捆绑着太多事实或现象的、诸如阴或阳、肾阴或肾阳之类概念作出全面的观察研究，充其量只能揭示这些术语所包含的部分现象的机理。这种揭示，又是以损失这些术语的其他内容为代价的。因此，我们看到了用西医学方法研究中医的“气”，竟然形成了二十余种不同的假说，每一种假说仅以部分研究事实为立论依据，而不及其他事实。所以，人们一般很难完全认可这类研究结果就是中医理论原本包含的主要内容的概貌。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日趋走向世界，人们常说：“在某某方面要与世界“接轨”。其实，科学文化也有一个“接轨”问题，这个“接轨”并不是说彻底地抛弃原有的传统和民族性特征，而是说要汲纳世界先进的、科学的、富有最新时代精神的一切好的实质内容。中医学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也有着与世界科学体系“接轨”，从而更好地耸立于医学科学之林的问题。但是，看来在“接轨”之前首先须中医学作出自身“辅轨”的准备。这种准备涉及学科的很多方面。而中医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建也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尽管这一体系有着丰富而合理的内涵，但它毕竟过于落后、陈旧，有着众多不合于时代气息的地方。对待传统文化负责任的态度是既要汰去其不合于时代的、落伍了的弊端或劣处，又要充分发扬和光大其合理内函，发掘并宏扬其科学精华。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中医学本身，特别是中医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的调整，就像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之前，首先要梳理清楚各种关系，作出多方面的调整和配套，并根据中国国情有所改进，才能推行一样。中医理论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到许多非常具体的环节和步骤，包括对中医理论从总体上作出分析解构，区分层次分别对待，如对于其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可结合事实的确认等一一作出尽可能清晰的解析，明确各自的具体所指，在此基础上，有的则可借助现代科学方法作出阐述或彰明，并对研究结果作出必要的理论重建(详可参见笔者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一书的第五篇)。这是项意义重大且任重道远的工程。相信它会结出一串串“硕果”的，并相信这方面的每一步研究发展都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起到某种促进作用。
摘自《中医药揭秘》,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