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人口高峰问题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1年前,以21世纪我国的总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以下简称“三大”人口高峰)相继来临与彼此叠加，提出了令人忧心忡忡的困境与危机问题(《生存与发展》，胡鞍钢等，科学出版社，1989年)。其影响随着时间的广延，迅速扩大。如今，将“三大”人口高峰视作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与压力，已是相当普遍。然而，这种认识并非正确。为说明此问题，这里做一精细分析。
一、“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所谓“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三大”人口的峰值。对于一个增长型人口来说，“三大”人口分别不再继续增长时的总量便成为最高值，即峰值。因此，峰值是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标志。
在一定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三大”人口停止增长或达零增长的前提：一是生育水平必须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二是这种低生育水平必须要相对稳定数十年。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将无休止地增长，所谓高峰或峰值就根本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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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实际是数十年稳定这种低生育水平和相应形成的数十个单岁年龄导致的结构变动，共同作用而相继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分别终止增长，达其峰值的客观必然反映。
实行计划生育，使我国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0年。“三大”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纯属是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惯性增长。其增长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人们对这种有所不为的增长表示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其视为是消极因素及压力与负担，那就欠缺科学不足取了。
我国若没有全面实行计划生育，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一旦推迟到21世纪中后期，那么，“三大”人口必将在21世纪无峰值地不停顿增长。可以想见，无高峰的“三大”人口，较有高峰的“三大”人口，其增长相对要大的惊人。21世纪“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即“三大”人口相继停止增长的到来，无疑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三大”人口高峰只能相继到来，不可能有彼此叠加的问题。如果将“三大”人口各自达零增长过程中的某一有限时间内，并列出现的惯性增长称为彼此叠加，实质是将本属于一码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划分为总体与部分重复表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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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其峰值而非其形成过程。因为形成过程中的“三大”人口相对增速是呈衰减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控制出来的结果，也是结束其增长历史和其增长类型的标志。
二、“三大”人口高峰是喜还是忧
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达其峰值时约为16亿。这是此前生育水平持续在更替水平及稍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数十年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的必然结果。其间人口从21世纪初始的13亿以内增至约16亿，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增长。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增长，只是其表象而非其内在的质。当一个人口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保持下去，这就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必将停止下来，达其峰值。
人口总量在达其峰值之前的数十年增长，实质是实现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前奏，也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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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区分更替水平之上前提下的人口无峰值或无高峰的无限期增长，与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有峰值或有高峰的有限期增长，是正确认识此间人口增长变动趋势，正确认识人口总量变化的关键。否则，就会将问题的性质搞错。
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岁人口。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逐年逐龄进入劳动年龄人口。2034年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980年末为5.90亿，1984年末为6.70亿，年均增量为2000万，年均增速为3.17%，增加一个亿的时间为5年，基本反映的是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当实行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速就明显减缓，1989年末为7.54亿，较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一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与1994年末相比，5年后的1999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到不足1.0%，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加大到12.20年。此后，受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从1999年末到2008年末的9年间增加了一个亿，为9.47亿，年均增量为1111万，年均增速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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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从2009年起，呈急剧加速衰减态势，年增量最高不足900万，最低仅有几十万。停止增长达其峰值时为10.3亿。时间预计在2025-2027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速或年增量，因1970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而从1985年起便呈显著的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8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及增速，都锐减了一半多。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极大地减轻了就业压力，而且还为此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年龄结构客观环境与机遇。这是计划生育成效的滞后效应。
新增就业人口压力的减轻，对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再就业压力与社会稳定问题都有极大缓解作用，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大难以估量。否则，所要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须指出的是，当前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调整与减员增效，并非来自单纯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
21世纪2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即其峰值的到来，实际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两端的进入量与退出量相等的到来。紧接其后的是退出量将大于进入量，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这对于长期处于就业压力的我国来说，无疑是喜而不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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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的初始年龄为65岁。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出生人口，直至2036年才开始步入老年人口行列。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与出生人口的锐减，相应也锐减了65年后的老年人口。
在一定的平均预期寿命下，2036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未实行计划生育时的出生人口构成。其历年的老年人口相应是已确定了的量。老年人口数量变动是客观年龄结构变动的结果，人们无法改变。然而，0-14岁的少儿人口比例，与老年人口比例，因都是占同一人口总体的比例，所以，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势必要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
老年人口人为无法使其增减，属不可控的“一头”。少儿人口可通过控制出生率减少出生，使少儿人口比例降低，属可控的“一头”。同期的老年人口比例无论是升还是降，相应抚养的均是同一老年人口量。这就是说，无论老年人口比例升幅有多大，同期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是相应已确定的量。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主要是少儿人口比例下降致成。在一定的经济抚养能力下，减轻对少儿人口的抚养，必然也就有利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根据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过程就是老年人口老龄化来说，人口老龄化不仅利于养小，也利于养老。须指出的是，人口老龄化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人口稳定之时，既是人口老龄化终止之时，也是年龄构成合理稳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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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那种将“总和生育率下降越快，人口老化构成就越高，老化速度就越快，年龄构成越不合理，使我们陷入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老化的两难境地”(《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胡鞍钢等，科学出版社，1989年)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老年人口，1983年末为5228万，2000年末为8854万，2006年末突破1个亿，为10030万，2010年末为10628万，2029年末突破2个亿，为20320万，2050年末为25897万，2062年突破3个亿，为30019万。老年人口从1亿增至2亿，时隔23年，从2亿增至3亿延长了10年，为33年。足见1970年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对未来相应老年人口减少的巨大作用。老年人口增至3亿之后，其增速加速放慢，直至21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仅增0.3亿，便达峰值，即老年人口高峰。随后便开始缩减。
实行计划生育，使老年人口在65年后出现了增速急剧减缓的趋势。待趋近于老年人口高峰时，增速降至最低，直至停止增长。可见，老年人口高峰的到来，是老年人口总量停止增长的标志，也是随后开始缩减的标志。这是喜也不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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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三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依次为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估计所用时间，分别约为57年、80年和115年。
“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越早，其峰值规模相应也越小。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则无高峰，其增长则无休止。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越早，“三大”人口高峰也到来的越早，其峰值规模相对也小得多。因此，真正的担忧是，21世纪不出现“三大”人口高峰或“三大”人口高峰来的太迟。
三、“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意义
“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稳定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的结果。“三大”人口高峰来临的过程，是人口增速加快下行与经济增速上行的伴随过程，是劳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更为广阔、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中国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老年人口总量步入良性循环的开始。那种认为“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消极因素，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要面临的新的更大的负担与压力。明确而肯定地说，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 马瀛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查瑞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人口学会会长) 马立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文媚
2000年2月28日, 百拇医药
一、“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所谓“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三大”人口的峰值。对于一个增长型人口来说，“三大”人口分别不再继续增长时的总量便成为最高值，即峰值。因此，峰值是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标志。
在一定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三大”人口停止增长或达零增长的前提：一是生育水平必须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二是这种低生育水平必须要相对稳定数十年。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将无休止地增长，所谓高峰或峰值就根本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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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实际是数十年稳定这种低生育水平和相应形成的数十个单岁年龄导致的结构变动，共同作用而相继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分别终止增长，达其峰值的客观必然反映。
实行计划生育，使我国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至少提前了50年。“三大”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纯属是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惯性增长。其增长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人们对这种有所不为的增长表示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将其视为是消极因素及压力与负担，那就欠缺科学不足取了。
我国若没有全面实行计划生育，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一旦推迟到21世纪中后期，那么，“三大”人口必将在21世纪无峰值地不停顿增长。可以想见，无高峰的“三大”人口，较有高峰的“三大”人口，其增长相对要大的惊人。21世纪“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即“三大”人口相继停止增长的到来，无疑是计划生育成果的体现。
“三大”人口高峰只能相继到来，不可能有彼此叠加的问题。如果将“三大”人口各自达零增长过程中的某一有限时间内，并列出现的惯性增长称为彼此叠加，实质是将本属于一码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划分为总体与部分重复表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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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指的是其峰值而非其形成过程。因为形成过程中的“三大”人口相对增速是呈衰减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控制出来的结果，也是结束其增长历史和其增长类型的标志。
二、“三大”人口高峰是喜还是忧
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达其峰值时约为16亿。这是此前生育水平持续在更替水平及稍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数十年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的必然结果。其间人口从21世纪初始的13亿以内增至约16亿，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增长。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增长，只是其表象而非其内在的质。当一个人口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保持下去，这就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必将停止下来，达其峰值。
人口总量在达其峰值之前的数十年增长，实质是实现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前奏，也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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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严格区分更替水平之上前提下的人口无峰值或无高峰的无限期增长，与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有峰值或有高峰的有限期增长，是正确认识此间人口增长变动趋势，正确认识人口总量变化的关键。否则，就会将问题的性质搞错。
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岁人口。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逐年逐龄进入劳动年龄人口。2034年起的劳动年龄人口，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1980年末为5.90亿，1984年末为6.70亿，年均增量为2000万，年均增速为3.17%，增加一个亿的时间为5年，基本反映的是未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当实行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速就明显减缓，1989年末为7.54亿，较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一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与1994年末相比，5年后的1999年末，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到不足1.0%，增加一个亿的时间加大到12.20年。此后，受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从1999年末到2008年末的9年间增加了一个亿，为9.47亿，年均增量为1111万，年均增速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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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从2009年起，呈急剧加速衰减态势，年增量最高不足900万，最低仅有几十万。停止增长达其峰值时为10.3亿。时间预计在2025-2027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速或年增量，因1970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而从1985年起便呈显著的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8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及增速，都锐减了一半多。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极大地减轻了就业压力，而且还为此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年龄结构客观环境与机遇。这是计划生育成效的滞后效应。
新增就业人口压力的减轻，对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再就业压力与社会稳定问题都有极大缓解作用，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大难以估量。否则，所要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须指出的是，当前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调整与减员增效，并非来自单纯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
21世纪2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即其峰值的到来，实际上是劳动年龄人口两端的进入量与退出量相等的到来。紧接其后的是退出量将大于进入量，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这对于长期处于就业压力的我国来说，无疑是喜而不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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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的初始年龄为65岁。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出生人口，直至2036年才开始步入老年人口行列。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与出生人口的锐减，相应也锐减了65年后的老年人口。
在一定的平均预期寿命下，2036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未实行计划生育时的出生人口构成。其历年的老年人口相应是已确定了的量。老年人口数量变动是客观年龄结构变动的结果，人们无法改变。然而，0-14岁的少儿人口比例，与老年人口比例，因都是占同一人口总体的比例，所以，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势必要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
老年人口人为无法使其增减，属不可控的“一头”。少儿人口可通过控制出生率减少出生，使少儿人口比例降低，属可控的“一头”。同期的老年人口比例无论是升还是降，相应抚养的均是同一老年人口量。这就是说，无论老年人口比例升幅有多大，同期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是相应已确定的量。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主要是少儿人口比例下降致成。在一定的经济抚养能力下，减轻对少儿人口的抚养，必然也就有利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根据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过程就是老年人口老龄化来说，人口老龄化不仅利于养小，也利于养老。须指出的是，人口老龄化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人口稳定之时，既是人口老龄化终止之时，也是年龄构成合理稳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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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那种将“总和生育率下降越快，人口老化构成就越高，老化速度就越快，年龄构成越不合理，使我们陷入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老化的两难境地”(《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胡鞍钢等，科学出版社，1989年)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老年人口，1983年末为5228万，2000年末为8854万，2006年末突破1个亿，为10030万，2010年末为10628万，2029年末突破2个亿，为20320万，2050年末为25897万，2062年突破3个亿，为30019万。老年人口从1亿增至2亿，时隔23年，从2亿增至3亿延长了10年，为33年。足见1970年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对未来相应老年人口减少的巨大作用。老年人口增至3亿之后，其增速加速放慢，直至21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仅增0.3亿，便达峰值，即老年人口高峰。随后便开始缩减。
实行计划生育，使老年人口在65年后出现了增速急剧减缓的趋势。待趋近于老年人口高峰时，增速降至最低，直至停止增长。可见，老年人口高峰的到来，是老年人口总量停止增长的标志，也是随后开始缩减的标志。这是喜也不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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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人口高峰，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三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依次为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估计所用时间，分别约为57年、80年和115年。
“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越早，其峰值规模相应也越小。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三大”人口则无高峰，其增长则无休止。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越早，“三大”人口高峰也到来的越早，其峰值规模相对也小得多。因此，真正的担忧是，21世纪不出现“三大”人口高峰或“三大”人口高峰来的太迟。
三、“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意义
“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稳定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的结果。“三大”人口高峰来临的过程，是人口增速加快下行与经济增速上行的伴随过程，是劳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更为广阔、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中国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老年人口总量步入良性循环的开始。那种认为“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消极因素，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要面临的新的更大的负担与压力。明确而肯定地说，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 马瀛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查瑞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人口学会会长) 马立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文媚
2000年2月28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