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书之缘
作者：绍奇
借书
四十年前，我在四川梓潼拜师学医，老师先授以《医学五则》。此书作者为清末中江人廖云溪先生，书凡五卷，曰：《医门初步》、《切总伤寒》、《药性简要》、《汤头歌诀》、《增补脉诀》。此书作为课徒之书，在川北流行已久。其中，汤头大体上取自汪昂，药性则以汪氏《本草备要》为蓝本编成歌诀，脉诀以李时珍《濒湖脉诀》为主。《初步》则颇不足道，最差的是有关伤寒的一卷：“一日二日宜发表而散，三日四日宜和解而诠，五六日便实方可议下，七八日不愈又复再传，日传两经名之两感……”大悖仲景原义。质之业师，业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旨哉言乎!于是，我便尽可能找其他书来读。其时适值二版中医院校教材公开发行，无奈僻处小县城，总买不齐，一遍遍去书店询问，××书到了没有？同时，学徒补助费一月仅人民币八块，就是一下子到位了，也买不起。只好到处借书读。业师新三先生惜书如命，向他借书，很难启齿。一次，借了他一本《中医学基础理论》，谁知上厕所时不慎一下子落入茅坑，急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好在有位西医马锡昌斯时大施援手，救我于水火之中：他说他刚好有这本书。以后，我在肖老安相先生、师兄发祥、志孝以及其他同学那里都借到不少书。借了书，就边读边抄。如南京的《伤寒论讲义》(《释译》前身)，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孙一奎的《赤水玄珠》等等，都抄过。为了省钱，都是用蝇头小楷，至今手边还留有一部分，有时翻出来看看，既觉得高兴，又有些辛酸。前些年，金寿山老师在一篇谈他治学的文章里说，他的经验之一是：书，是不买的好。他说，你买了书，就放进书柜里，不知什么时候拿出来读。如果不买，想看什么书，可以去图书馆借，借书都是有期限的，势必要逼着你读，逼着你动笔摘抄。此说可谓深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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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延安饭店，一次统稿组和顾问组的人在一起闲聊，谈及已故名医章次公先生，严世芸兄忽然愤激地说：章次公最没品德了——一时语惊四座。我的老师朱良春老当时也在座，他正是章先生的高足，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严说：“他借了我父亲(苍山先生)一部善本书，不但不还，一高兴竟然转赠给他人了。气得我父亲生了一场病。”一时满座哗然。朱老也满面通红地承认，章老名士风流，不拘小节，或有此事。
惜书
书是读书人的至宝，当然要爱惜，对那些得来不易的书，就更是珍若拱壁了。上海范行准先生藏书极多，有不少善本、珍本。据朱良春老告诉我，解放前，这位范老先生因为要买一部什么书，钱不够，大冬天把棉衣当了，才凑齐书款。捧着书，一路冻得打哆嗦。刚好章次公先生出诊回来，在人力车上看见他了，一问才知是怎么回事，身上也没带钱，当即脱下身上新做的皮大衣给范披上，自己哆嗦着回家去了。
姜春华老的书橱上，贴着两张小纸条，一张是“闲谈不得超过十分钟”，另一张是“图书自用，概不外借”。
, 百拇医药
任应秋老的书，全部用一色蓝布做的书套，又整齐，又漂亮。几次去他家，很想抽出一本来看看，又不敢，任老叹息说：“这几架书，已经是劫后之余了。”
我对书没有老一辈那么爱惜。只要是自己的书，读的时候，常常信笔把自己的看法写上去。不少研究生、进修生来借书，我也很慷慨，惜乎往往借去不还，一毕业，走了，更是杳如黄鹤。我出国以后，也有不少人向我妻子借书，妻子也传我的家风，来者不误。几年回来以后，四大书柜的书，仅余一半，徒呼奈何。
焚书
清代吴澄在《不居集》中说：医书很多，但说愈多而理愈晦，而且误人。他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患书少，而今之患却在书多，安得有一大圣人出，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火而焚之，才大快人心。章虚谷《医门棒喝》也有过类似这样的话。他们的话，当然失之偏激，而且也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我倒觉得，这些话对于所有写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声警钟!提醒我们：著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要对社会负责，对学术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好书不嫌其多，但事实上，无论古昔，真正的好书却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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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书
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作者出一本书，要自己“包销”若干册，凑够印数才行，否则出不了。“包销”的数字若小，倒也罢了，动不动就是几百册、一千册以上，谁受得了？
我辈不早不晚，干了三十多年，刚好在学术上成熟一点了，辛辛苦苦写出书来，劈头就遭这么一棒。住房本不宽大，再堆上一摞摞书，一开门，只得侧身而进，这且不说，这批书要砸在自己手里，数以万元计，还吃饭不吃？
有一次，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朱帮贤君约我和江幼李等几个人写了一本《中医学三百题》，没有稿费，以书折价，自己的书还没卖出去，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摞，真叫人发愁。后来幼李出了个主意，说距咱们西苑不远有一所京侨大学，有个中医系，这些书不妨拿去卖。于是我们一行数人就骑上自行车，带上书，直奔京侨大学。不巧人家正在上课，站在教室门口静候了大半个小时，学生出来了，幼李就向他们介绍，无非是说这本书如何如何好，我则站在一边，实在说不出话来。学生们翻着书，七嘴八舌，评头品足，或说这本书的用纸怎么这么坏？是不是盗版书？或说真有用么？或说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这和集贸市场卖菜鸡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只卖出一两本。我骑着车驮着书往回走，脸上火辣辣的，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当是最后一次卖书的经过。
, 百拇医药
偷书
关于医书，我发了上述一些感慨，最后想到一个题目是：偷书。
说到“偷书”，我想先谈谈我曾经遭受过的一次不白之冤。那1971年，我在甘肃碧口电站工地作医生。时间一长，和当地居民渐渐熟了，便向他们借些书看。其中有一本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打开一看，扉页上有两个图章，一个圆形的，是某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一个方形小章，竟是我的图章。图章的一角，有一根用钢笔划的线，线的末尾，大书三字曰：偷书贼。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从四川沦落到甘肃的，更不知道我何以成了“偷书贼”!仔细一想，原来此书是我以前从旧书店买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误以我袖自图书馆，故尔愤激如此也。
偷书固属不雅，但也有因偷书而成为名医的。元末明初有位医生叫王宾，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习儒，精古文。因慕丹溪弟子戴元礼之名而谒见之，向戴请教学医之道。戴说：无它，熟读素问耳。王宾遵其教，归而习之。过了三年，戴至吴江，闻其谈论，骇了一大跳，自愧弗如。其实王宾虽得纸上语，却未解用药，听说戴藏有丹溪医案十卷，欲学其术，戴元礼便想把他收归门下，说：“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王宾不干，说：我老了，不能给你当弟子了。过了几天，王宾伺原礼外出，便把戴所珍藏的丹溪医案席卷而去，朝夕诵读，后来竟成为吴下名医。这个王宾倒不大为今人所知，但他的学生尚启东(寅)却是明代大医家。
我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偷书。, 百拇医药
借书
四十年前，我在四川梓潼拜师学医，老师先授以《医学五则》。此书作者为清末中江人廖云溪先生，书凡五卷，曰：《医门初步》、《切总伤寒》、《药性简要》、《汤头歌诀》、《增补脉诀》。此书作为课徒之书，在川北流行已久。其中，汤头大体上取自汪昂，药性则以汪氏《本草备要》为蓝本编成歌诀，脉诀以李时珍《濒湖脉诀》为主。《初步》则颇不足道，最差的是有关伤寒的一卷：“一日二日宜发表而散，三日四日宜和解而诠，五六日便实方可议下，七八日不愈又复再传，日传两经名之两感……”大悖仲景原义。质之业师，业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旨哉言乎!于是，我便尽可能找其他书来读。其时适值二版中医院校教材公开发行，无奈僻处小县城，总买不齐，一遍遍去书店询问，××书到了没有？同时，学徒补助费一月仅人民币八块，就是一下子到位了，也买不起。只好到处借书读。业师新三先生惜书如命，向他借书，很难启齿。一次，借了他一本《中医学基础理论》，谁知上厕所时不慎一下子落入茅坑，急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好在有位西医马锡昌斯时大施援手，救我于水火之中：他说他刚好有这本书。以后，我在肖老安相先生、师兄发祥、志孝以及其他同学那里都借到不少书。借了书，就边读边抄。如南京的《伤寒论讲义》(《释译》前身)，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孙一奎的《赤水玄珠》等等，都抄过。为了省钱，都是用蝇头小楷，至今手边还留有一部分，有时翻出来看看，既觉得高兴，又有些辛酸。前些年，金寿山老师在一篇谈他治学的文章里说，他的经验之一是：书，是不买的好。他说，你买了书，就放进书柜里，不知什么时候拿出来读。如果不买，想看什么书，可以去图书馆借，借书都是有期限的，势必要逼着你读，逼着你动笔摘抄。此说可谓深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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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延安饭店，一次统稿组和顾问组的人在一起闲聊，谈及已故名医章次公先生，严世芸兄忽然愤激地说：章次公最没品德了——一时语惊四座。我的老师朱良春老当时也在座，他正是章先生的高足，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严说：“他借了我父亲(苍山先生)一部善本书，不但不还，一高兴竟然转赠给他人了。气得我父亲生了一场病。”一时满座哗然。朱老也满面通红地承认，章老名士风流，不拘小节，或有此事。
惜书
书是读书人的至宝，当然要爱惜，对那些得来不易的书，就更是珍若拱壁了。上海范行准先生藏书极多，有不少善本、珍本。据朱良春老告诉我，解放前，这位范老先生因为要买一部什么书，钱不够，大冬天把棉衣当了，才凑齐书款。捧着书，一路冻得打哆嗦。刚好章次公先生出诊回来，在人力车上看见他了，一问才知是怎么回事，身上也没带钱，当即脱下身上新做的皮大衣给范披上，自己哆嗦着回家去了。
姜春华老的书橱上，贴着两张小纸条，一张是“闲谈不得超过十分钟”，另一张是“图书自用，概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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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应秋老的书，全部用一色蓝布做的书套，又整齐，又漂亮。几次去他家，很想抽出一本来看看，又不敢，任老叹息说：“这几架书，已经是劫后之余了。”
我对书没有老一辈那么爱惜。只要是自己的书，读的时候，常常信笔把自己的看法写上去。不少研究生、进修生来借书，我也很慷慨，惜乎往往借去不还，一毕业，走了，更是杳如黄鹤。我出国以后，也有不少人向我妻子借书，妻子也传我的家风，来者不误。几年回来以后，四大书柜的书，仅余一半，徒呼奈何。
焚书
清代吴澄在《不居集》中说：医书很多，但说愈多而理愈晦，而且误人。他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患书少，而今之患却在书多，安得有一大圣人出，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火而焚之，才大快人心。章虚谷《医门棒喝》也有过类似这样的话。他们的话，当然失之偏激，而且也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我倒觉得，这些话对于所有写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声警钟!提醒我们：著书，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要对社会负责，对学术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好书不嫌其多，但事实上，无论古昔，真正的好书却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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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作者出一本书，要自己“包销”若干册，凑够印数才行，否则出不了。“包销”的数字若小，倒也罢了，动不动就是几百册、一千册以上，谁受得了？
我辈不早不晚，干了三十多年，刚好在学术上成熟一点了，辛辛苦苦写出书来，劈头就遭这么一棒。住房本不宽大，再堆上一摞摞书，一开门，只得侧身而进，这且不说，这批书要砸在自己手里，数以万元计，还吃饭不吃？
有一次，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朱帮贤君约我和江幼李等几个人写了一本《中医学三百题》，没有稿费，以书折价，自己的书还没卖出去，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摞，真叫人发愁。后来幼李出了个主意，说距咱们西苑不远有一所京侨大学，有个中医系，这些书不妨拿去卖。于是我们一行数人就骑上自行车，带上书，直奔京侨大学。不巧人家正在上课，站在教室门口静候了大半个小时，学生出来了，幼李就向他们介绍，无非是说这本书如何如何好，我则站在一边，实在说不出话来。学生们翻着书，七嘴八舌，评头品足，或说这本书的用纸怎么这么坏？是不是盗版书？或说真有用么？或说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这和集贸市场卖菜鸡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只卖出一两本。我骑着车驮着书往回走，脸上火辣辣的，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当是最后一次卖书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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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书
关于医书，我发了上述一些感慨，最后想到一个题目是：偷书。
说到“偷书”，我想先谈谈我曾经遭受过的一次不白之冤。那1971年，我在甘肃碧口电站工地作医生。时间一长，和当地居民渐渐熟了，便向他们借些书看。其中有一本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打开一看，扉页上有两个图章，一个圆形的，是某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一个方形小章，竟是我的图章。图章的一角，有一根用钢笔划的线，线的末尾，大书三字曰：偷书贼。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从四川沦落到甘肃的，更不知道我何以成了“偷书贼”!仔细一想，原来此书是我以前从旧书店买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误以我袖自图书馆，故尔愤激如此也。
偷书固属不雅，但也有因偷书而成为名医的。元末明初有位医生叫王宾，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习儒，精古文。因慕丹溪弟子戴元礼之名而谒见之，向戴请教学医之道。戴说：无它，熟读素问耳。王宾遵其教，归而习之。过了三年，戴至吴江，闻其谈论，骇了一大跳，自愧弗如。其实王宾虽得纸上语，却未解用药，听说戴藏有丹溪医案十卷，欲学其术，戴元礼便想把他收归门下，说：“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王宾不干，说：我老了，不能给你当弟子了。过了几天，王宾伺原礼外出，便把戴所珍藏的丹溪医案席卷而去，朝夕诵读，后来竟成为吴下名医。这个王宾倒不大为今人所知，但他的学生尚启东(寅)却是明代大医家。
我讲这个故事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偷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