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期待规范告知
“我曾经问过几位医生同样的问题：医生在病人身上进行的治疗有侵袭性时，会不会遇上法律上的麻烦？这几位医生都笑我幼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病人，怎么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其实，麻烦就是这么出现的。”一位法律工作者对记者说。
知情同意为何总难兑现
患者说：“为什么这些事我不知道？”
张女士要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卵巢切除手术，她签下了“同意切除左侧卵巢”的手术同意书。医生研究术式时认为，在传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之间，选择腹腔镜手术更好，结果没想到术中伤了患者的输尿管。张女士糊涂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医生为她做的是腹腔镜手术，结果她把医院告了。专家鉴定时认为，这位患者病情复杂，选择传统术式视野清楚，更适合这位患者。法院认为，医院没有告诉患者为她选择的手术方法，患者根本不知道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和可能造成的后果。
80岁的王大爷患了肺纤维化，医生建议他用化疗药物治疗，但没有告诉他化疗药物对白细胞的损害大，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尤其是对老人影响更大。结果，王大爷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因为感染死亡。他的家属说，如果医生事先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我们不会选择这种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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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要落到实处，还有许多要做的事。
解放军总医院法律室主任张宝珠说，现在的医疗纠纷中，不管是医院、患者还是法院，不少人都把医疗纠纷和知情同意纠纷混在了一起，有的纠纷其实属于知情同意纠纷，但医院往往却为此赔了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核心部分是患者知情同意的权利，如果能减少知情同意的不足，那么就会大大减少医患纠纷。
医院管理者说：“这些事情我们也犯难。”
许多事情因为没有约定和承诺，所以无法与患者沟通，医院为此伤透脑筋。
“死无对证”的急救：一场车祸后，急救车接到电话马上赶到现场，当时检查伤者是骨折，生命体征平稳。医生征求了伤者意见，并按其要求送到骨科专科医院。结果因为交通问题，伤者在途中病情恶化死亡。患者家属质问医院：“为什么不送就近的医院？”急救医生说：“我们当时是按患者要求这么做的。但因为没有任何凭证，只能是‘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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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住”的外出病人：有位住院病人在医院住久了闷得慌，有一天偷偷出去到饭馆喝酒，结果和人打架后受了内伤，回到医院就躺在床上起不来。值班医生很着急，问他哪里不舒服，病人死活不肯说。晚上，病人因脑疝死亡。医院为此很无奈。因为这位病人是有行为能力者，医院无法限制其行为。
“既不出院也不交钱”的患者：有位病人进医院后病情危急，医院立即为他实施紧急抢救，也没有收钱。因为根据规定，对紧急病人，可以先抢救后交钱。医院实施救治后，病人病情稳定了，可没几天出现了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这时，如果继续治疗，就应当收费，但病人死活不交，医院又不能将病人赶出门，不知道该怎么办。
患者有困惑，医院有困惑，集中在一点，就是医患之间都没有“知情同意”的规范，使得许多事情难以做到“把话说在前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认为，目前不光是医疗行为的“知情同意”落实得不好，一些非医疗行为也有同样问题，比如病人入院后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CT、核磁检查的效果如何，阳性率该多高，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是多少，甚至医院哪些地方有电源等危险设施，都没有向公众明示。所以，知情同意落到实际，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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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份知情同意书的核心
——医患约定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委员会尝试一种新的做法：委托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起草了32份规范的“知情同意书”，将医患双方在“知情同意”中常见的情况归入其中，并在一些大中型医院试点，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签订这些“合约”，让医患双方“明白看病，自我约束”。
医院该告诉患者什么？
在这些“知情同意书”的起草过程中，专家们针对目前医院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
只要对患者身体有所侵害，就要告诉患者。
医生开药要告诉患者药物的不良反应。
现场急救要告诉患者或家属，患者送什么医院，是否要现场抢救，有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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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要积极宣传尸检，并要告之家属，为了更好地诊断，应当48小时内进行尸检。
紧急情况下实施了什么医疗行为要告诉患者，比如是否为患者上了呼吸机，监护室的费用问题等等。
患者费用不够时，要告诉患者的是，你的药还能用几天，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筹款，无钱病人应当如何取得证明。
急诊时要及时告诉患者大约的等候时间，知晓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等。
患者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入院时要知道医院的规定，自己的信息应当被保密，有权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有权知道并决定医院能否在你身上搞医学试验，有权对其家属进行授权委托等等。
最后，医患双方要签字，因为这是双方的一种“承诺”。
医患双方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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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份“知情同意书”会不会使就医过程太繁琐？有法律效力吗？医患双方对此的接受程度如何？
“具体到每个病人，因为情况不同，所以知情同意书用在一个病人身上不会那么多，并不繁琐。我想医生会接受的，因为现在当医生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对病人进行全面告知。”空军总医院医务科长杜海说。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刘雁斌说：“协和医院光是手术同意书就有260多项，我们输入计算机操作，非常方便。”
“主要是为了规范知情同意。”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雪倩说，目前各个医院都在搞告知，主要问题是告知不全面也不规范。另外，临床医生没有这么多时间研究告知书怎么写，法律知识也不那么丰富。有了规范的知情同意书后，可以为临床医生减轻负担。
当然，也有人担心，这些知情同意书一旦出现在患者面前，会不会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北京一位医生说：“看完这些，有的手术患者可能就不敢做了，但好处是，起码患者知道了种种后果，给他提了个醒。我认为这是医院负责的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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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是个垄断的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让患者知道得多一些？专家认为，医院要告诉患者什么，这里不光有规范问题，还有“人情味”的东西，比如重大手术前的谈话，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进行，这不是一两个小册子能解决得了的。
一些专业人士把目前容易忽视的知情同意问题向患者“告知”：
您做整形美容手术，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医生“术前约定”，因为整形美容没有客观的标准，手术的效果也没有客观的尺度，只有主观的“满意不满意”，患者要做的就是和医生对手术效果作出约定。
在ICU病房，当医生紧急救治时，不及通过您或您的家属而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所导致的后果，可以有免责权。
不要盲目接受各种“新技术、新疗法”，在您的医生准备为您应用这些新技术、新疗法时，您有权知道这是不是第一例，或者是不是国内外新技术在这里的第一次运用。同时医生应当说明手术或治疗的风险。
您在诊疗时要正确理解“决定权”，您可以向一组而不仅仅是一位医生征求治疗方案，医生在为您制定治疗方案时，您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但您的“决定权”是有限的，因为医生在治疗、诊断、预后等决策中有决定权，您只能决定选择或不选择。
■本报记者刘虹, 百拇医药
知情同意为何总难兑现
患者说：“为什么这些事我不知道？”
张女士要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卵巢切除手术，她签下了“同意切除左侧卵巢”的手术同意书。医生研究术式时认为，在传统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之间，选择腹腔镜手术更好，结果没想到术中伤了患者的输尿管。张女士糊涂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医生为她做的是腹腔镜手术，结果她把医院告了。专家鉴定时认为，这位患者病情复杂，选择传统术式视野清楚，更适合这位患者。法院认为，医院没有告诉患者为她选择的手术方法，患者根本不知道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和可能造成的后果。
80岁的王大爷患了肺纤维化，医生建议他用化疗药物治疗，但没有告诉他化疗药物对白细胞的损害大，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尤其是对老人影响更大。结果，王大爷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因为感染死亡。他的家属说，如果医生事先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我们不会选择这种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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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要落到实处，还有许多要做的事。
解放军总医院法律室主任张宝珠说，现在的医疗纠纷中，不管是医院、患者还是法院，不少人都把医疗纠纷和知情同意纠纷混在了一起，有的纠纷其实属于知情同意纠纷，但医院往往却为此赔了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核心部分是患者知情同意的权利，如果能减少知情同意的不足，那么就会大大减少医患纠纷。
医院管理者说：“这些事情我们也犯难。”
许多事情因为没有约定和承诺，所以无法与患者沟通，医院为此伤透脑筋。
“死无对证”的急救：一场车祸后，急救车接到电话马上赶到现场，当时检查伤者是骨折，生命体征平稳。医生征求了伤者意见，并按其要求送到骨科专科医院。结果因为交通问题，伤者在途中病情恶化死亡。患者家属质问医院：“为什么不送就近的医院？”急救医生说：“我们当时是按患者要求这么做的。但因为没有任何凭证，只能是‘死无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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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住”的外出病人：有位住院病人在医院住久了闷得慌，有一天偷偷出去到饭馆喝酒，结果和人打架后受了内伤，回到医院就躺在床上起不来。值班医生很着急，问他哪里不舒服，病人死活不肯说。晚上，病人因脑疝死亡。医院为此很无奈。因为这位病人是有行为能力者，医院无法限制其行为。
“既不出院也不交钱”的患者：有位病人进医院后病情危急，医院立即为他实施紧急抢救，也没有收钱。因为根据规定，对紧急病人，可以先抢救后交钱。医院实施救治后，病人病情稳定了，可没几天出现了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这时，如果继续治疗，就应当收费，但病人死活不交，医院又不能将病人赶出门，不知道该怎么办。
患者有困惑，医院有困惑，集中在一点，就是医患之间都没有“知情同意”的规范，使得许多事情难以做到“把话说在前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认为，目前不光是医疗行为的“知情同意”落实得不好，一些非医疗行为也有同样问题，比如病人入院后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CT、核磁检查的效果如何，阳性率该多高，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是多少，甚至医院哪些地方有电源等危险设施，都没有向公众明示。所以，知情同意落到实际，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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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份知情同意书的核心
——医患约定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委员会尝试一种新的做法：委托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起草了32份规范的“知情同意书”，将医患双方在“知情同意”中常见的情况归入其中，并在一些大中型医院试点，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签订这些“合约”，让医患双方“明白看病，自我约束”。
医院该告诉患者什么？
在这些“知情同意书”的起草过程中，专家们针对目前医院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
只要对患者身体有所侵害，就要告诉患者。
医生开药要告诉患者药物的不良反应。
现场急救要告诉患者或家属，患者送什么医院，是否要现场抢救，有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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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要积极宣传尸检，并要告之家属，为了更好地诊断，应当48小时内进行尸检。
紧急情况下实施了什么医疗行为要告诉患者，比如是否为患者上了呼吸机，监护室的费用问题等等。
患者费用不够时，要告诉患者的是，你的药还能用几天，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筹款，无钱病人应当如何取得证明。
急诊时要及时告诉患者大约的等候时间，知晓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等。
患者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入院时要知道医院的规定，自己的信息应当被保密，有权对自己的治疗方案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有权知道并决定医院能否在你身上搞医学试验，有权对其家属进行授权委托等等。
最后，医患双方要签字，因为这是双方的一种“承诺”。
医患双方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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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份“知情同意书”会不会使就医过程太繁琐？有法律效力吗？医患双方对此的接受程度如何？
“具体到每个病人，因为情况不同，所以知情同意书用在一个病人身上不会那么多，并不繁琐。我想医生会接受的，因为现在当医生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对病人进行全面告知。”空军总医院医务科长杜海说。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刘雁斌说：“协和医院光是手术同意书就有260多项，我们输入计算机操作，非常方便。”
“主要是为了规范知情同意。”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雪倩说，目前各个医院都在搞告知，主要问题是告知不全面也不规范。另外，临床医生没有这么多时间研究告知书怎么写，法律知识也不那么丰富。有了规范的知情同意书后，可以为临床医生减轻负担。
当然，也有人担心，这些知情同意书一旦出现在患者面前，会不会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北京一位医生说：“看完这些，有的手术患者可能就不敢做了，但好处是，起码患者知道了种种后果，给他提了个醒。我认为这是医院负责的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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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是个垄断的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让患者知道得多一些？专家认为，医院要告诉患者什么，这里不光有规范问题，还有“人情味”的东西，比如重大手术前的谈话，需要和患者面对面进行，这不是一两个小册子能解决得了的。
一些专业人士把目前容易忽视的知情同意问题向患者“告知”：
您做整形美容手术，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医生“术前约定”，因为整形美容没有客观的标准，手术的效果也没有客观的尺度，只有主观的“满意不满意”，患者要做的就是和医生对手术效果作出约定。
在ICU病房，当医生紧急救治时，不及通过您或您的家属而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所导致的后果，可以有免责权。
不要盲目接受各种“新技术、新疗法”，在您的医生准备为您应用这些新技术、新疗法时，您有权知道这是不是第一例，或者是不是国内外新技术在这里的第一次运用。同时医生应当说明手术或治疗的风险。
您在诊疗时要正确理解“决定权”，您可以向一组而不仅仅是一位医生征求治疗方案，医生在为您制定治疗方案时，您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但您的“决定权”是有限的，因为医生在治疗、诊断、预后等决策中有决定权，您只能决定选择或不选择。
■本报记者刘虹,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