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转折 陈可冀
五年的大学生涯，学的是现代医学，也叫西医。1954年9月起开始担任福建医学院内科助教及住院医师，我勤奋学习和工作，大部分时间在病房度过，对临床诊疗兴趣盎然，进步显著。第二年起便在《中华医学杂志》等发表《洋地黄中毒》等临床论文。当时的内科主任是王中方教授，他早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学识渊博，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人诚挚，很喜欢我。我对自己的前程充满憧憬，决心当一名优秀的内科医师，没有别的更多考虑。
根据毛泽东主席1954年6月“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和“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中国中医研究院1955年12月在北京成立。当时要求各省选拔具有三年以上的临床经验的医师到研究院学习和研究中医。医院原先决定抽调一位从上海来的已工作三年以上医师应召，但他不愿意去，事情拖到了1956年初。一天上午，王中方主任找我到办公室，说我虽然毕业不到三年，但凭水平可以胜任，决定推荐我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服从了分配。当然，王中方教授虽然出身协和，但也偶尔有兴趣给病人使用中药，没有成见，有科学家的风格，可谓心有灵犀了。这年的4月初，我便离开生活了25年的故土北上，开始了我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新历程。这也许是一种缘分，是不解的缘分，这对我专业方面的转折来说，变化可真是不小。
, 百拇医药
我于1956年4月6日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报到上班。由于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经开学，而内外科研究所又正式筹建，领导安排我在高干外宾治疗室工作，同时在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听课，边工作边系统学习中医经典著作。
从四川调来的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先生是我接触到的众多的名中医中的第一位，他和我在同日报到上班，那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素有“南冉北张(指张锡纯，《衷中参西录》著者)”之称的南方的名医冉雪峰。我自此成为冉老的助手，临证抄方学习长达二年，从此也就一头扎进了中医学术的浩瀚大海中去。我们一起为数以百计的苏联专家及领导干部诊病，效验明确。陈嘉庚先生乌头中毒和郭沫若的因频繁宴食所致泄泻都是在这个时期治好了的。
冉老是一位经方派大师，他的敬业精神、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渊博的学识，使他真正成了我的中医学术的启蒙老师。1957年，卫生部为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组织开展“师带徒活动”，我被指定拜冉老为师，由所长领着到冉老家，向冉老和冉师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才正式成为官方安排的新型的师徒关系。我的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学习此后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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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级安排我和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教授及郭士魁教授一起，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协作研究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和冠心病，从此持续约20年。由于工作需要，领导安排我又正式拜赵锡武老中医为师，这叫做“一徒多师”。赵老也是经方派大家，这对提高我的正统的中医学术水平进一步提供了条件。郭士魁老大夫则是经方、古方和时方并重的医生。郭老善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心血管病的经验为我日后深入研究活血化瘀理论及其应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期间我于1959年及1964年，曾两度脱产在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进修，为这一目标做了进一步的技术储备。
和我过从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著名老中医中，要数岳美中教授了，我到中医研究院工作的第一天下午，就开始听他讲解张仲景名著《金匮要略》的课，岳老讲课很生动，我听他讲课的笔记点点滴滴现在都还珍藏着。1957年他和吴阶平教授一同访日，回国时便赠给我一册日本著名汉方学家大塚敬节先生送给他的书，并在扉页上赠诗于我：“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哪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启发我要认真吸取中医学术精华，讲求辨证论治，发人深省。1960年前后，我专门跟随岳老临证抄方学习，这时我的中医学术已有一定水平，此时可说是一种“升堂入室”的提高。岳老诊余常爱跟我们聊天，在闲聊中对临床用药的讲究动药、静药、阳药及阴药等，十分切合实际。有时他还同我赋诗对仗，他曾出过一联要我对，叫“一番秋雨一番凉”，我到现在也没有对出理想的下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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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岳老年事已高，精神体力已大不如前，迫切希望将他毕生的经验整理成书，他给上级打报告要求让我协助他整理。我当时担任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还兼老年医学研究室主任、担子很重，但我还是十分愉快地挑起了又一付重担。感到继承整理老中医经验义不容辞。我和几位同道用了前后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和《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等四种著作，真实地反映了作为一代名医一生的治疗心得，包括曾为苏加诺等多国元首治病经验。这些医集在岳老生前全部出版，岳老十分欣慰，其中有的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有的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社会反映十分好。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对活血化瘀复方及药物如冠心Ⅱ号方、川芎嗪、赤芍精及元胡碱等抗心肌缺血及抗血小板作用机理，以及对去甲乌药碱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其β受体兴奋作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获国家及部级成果奖十项。岳名赠诗鼓励我：“英年绩学展鸿猷，中西结合喜善收，乌影不移参邃，梅枝独俏企风流；力从辨证求吾是，弗去分型相尔由；山媚川辉蕴珍宝，只看我辈识耶不?”可谓语重心长。
我从西医专业转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四十载，这一辈子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生涯，都是在以上这些中医老前辈的激励和教育下成长的，我感到如坐春风。当然，我同样体会到，作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科学工作者，发扬传统医药文化，我的成绩的取得，除了以上的缘分使我在中医学术造诣上能有很好的提高以外，现代医学即西医水平的提高也是同等重要的，只有两者都有很高的水平，能够精益求精，并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做出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我这里只重点谈我在中医学术学习成长过程中的若干经历或机遇，至于西医理论知识、技术水平以及科研方法学方面的提高和经历、包括西医名师如吴英恺、黄宛、方圻、张锡钧、邝安堃等教授的指导，只能在另文中再细说了。(摘自《七十初度──陈可冀医学选集》), 百拇医药
根据毛泽东主席1954年6月“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和“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中国中医研究院1955年12月在北京成立。当时要求各省选拔具有三年以上的临床经验的医师到研究院学习和研究中医。医院原先决定抽调一位从上海来的已工作三年以上医师应召，但他不愿意去，事情拖到了1956年初。一天上午，王中方主任找我到办公室，说我虽然毕业不到三年，但凭水平可以胜任，决定推荐我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服从了分配。当然，王中方教授虽然出身协和，但也偶尔有兴趣给病人使用中药，没有成见，有科学家的风格，可谓心有灵犀了。这年的4月初，我便离开生活了25年的故土北上，开始了我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新历程。这也许是一种缘分，是不解的缘分，这对我专业方面的转折来说，变化可真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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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6年4月6日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报到上班。由于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经开学，而内外科研究所又正式筹建，领导安排我在高干外宾治疗室工作，同时在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听课，边工作边系统学习中医经典著作。
从四川调来的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先生是我接触到的众多的名中医中的第一位，他和我在同日报到上班，那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素有“南冉北张(指张锡纯，《衷中参西录》著者)”之称的南方的名医冉雪峰。我自此成为冉老的助手，临证抄方学习长达二年，从此也就一头扎进了中医学术的浩瀚大海中去。我们一起为数以百计的苏联专家及领导干部诊病，效验明确。陈嘉庚先生乌头中毒和郭沫若的因频繁宴食所致泄泻都是在这个时期治好了的。
冉老是一位经方派大师，他的敬业精神、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渊博的学识，使他真正成了我的中医学术的启蒙老师。1957年，卫生部为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组织开展“师带徒活动”，我被指定拜冉老为师，由所长领着到冉老家，向冉老和冉师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才正式成为官方安排的新型的师徒关系。我的中医经典理论和临床学习此后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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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级安排我和著名老中医赵锡武教授及郭士魁教授一起，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协作研究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和冠心病，从此持续约20年。由于工作需要，领导安排我又正式拜赵锡武老中医为师，这叫做“一徒多师”。赵老也是经方派大家，这对提高我的正统的中医学术水平进一步提供了条件。郭士魁老大夫则是经方、古方和时方并重的医生。郭老善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心血管病的经验为我日后深入研究活血化瘀理论及其应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期间我于1959年及1964年，曾两度脱产在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进修，为这一目标做了进一步的技术储备。
和我过从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著名老中医中，要数岳美中教授了，我到中医研究院工作的第一天下午，就开始听他讲解张仲景名著《金匮要略》的课，岳老讲课很生动，我听他讲课的笔记点点滴滴现在都还珍藏着。1957年他和吴阶平教授一同访日，回国时便赠给我一册日本著名汉方学家大塚敬节先生送给他的书，并在扉页上赠诗于我：“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哪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启发我要认真吸取中医学术精华，讲求辨证论治，发人深省。1960年前后，我专门跟随岳老临证抄方学习，这时我的中医学术已有一定水平，此时可说是一种“升堂入室”的提高。岳老诊余常爱跟我们聊天，在闲聊中对临床用药的讲究动药、静药、阳药及阴药等，十分切合实际。有时他还同我赋诗对仗，他曾出过一联要我对，叫“一番秋雨一番凉”，我到现在也没有对出理想的下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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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岳老年事已高，精神体力已大不如前，迫切希望将他毕生的经验整理成书，他给上级打报告要求让我协助他整理。我当时担任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还兼老年医学研究室主任、担子很重，但我还是十分愉快地挑起了又一付重担。感到继承整理老中医经验义不容辞。我和几位同道用了前后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和《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等四种著作，真实地反映了作为一代名医一生的治疗心得，包括曾为苏加诺等多国元首治病经验。这些医集在岳老生前全部出版，岳老十分欣慰，其中有的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有的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社会反映十分好。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对活血化瘀复方及药物如冠心Ⅱ号方、川芎嗪、赤芍精及元胡碱等抗心肌缺血及抗血小板作用机理，以及对去甲乌药碱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其β受体兴奋作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获国家及部级成果奖十项。岳名赠诗鼓励我：“英年绩学展鸿猷，中西结合喜善收，乌影不移参邃，梅枝独俏企风流；力从辨证求吾是，弗去分型相尔由；山媚川辉蕴珍宝，只看我辈识耶不?”可谓语重心长。
我从西医专业转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四十载，这一辈子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生涯，都是在以上这些中医老前辈的激励和教育下成长的，我感到如坐春风。当然，我同样体会到，作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科学工作者，发扬传统医药文化，我的成绩的取得，除了以上的缘分使我在中医学术造诣上能有很好的提高以外，现代医学即西医水平的提高也是同等重要的，只有两者都有很高的水平，能够精益求精，并融汇贯通，才有可能做出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我这里只重点谈我在中医学术学习成长过程中的若干经历或机遇，至于西医理论知识、技术水平以及科研方法学方面的提高和经历、包括西医名师如吴英恺、黄宛、方圻、张锡钧、邝安堃等教授的指导，只能在另文中再细说了。(摘自《七十初度──陈可冀医学选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