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
中國中醫藥學會 李致重
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和西醫藥學(即現代醫學，以下簡稱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在這兩種體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臨床診療技術三方面內容。因為各自的基礎醫學所揭示的關於生命与疾病的觀念、原理，是兩種醫學的核心，所以本文講的中、西醫，主要指兩者的基礎醫學而言。
“通約”一詞的原形，出自數學中分數加減運算時的“通分”与“約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數”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兩個分數實現“通分”，然后加以計算；接著用求“最大公約數”的方法對繁分數進行“約分”，使其化簡。近年來，學術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种事物關系時，便說“兩者可以通約”。當然，如果拿分數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這兩種屬性不同的數學命題因為相互不可通約，這樣的命題便不能成立。
本文旨在說明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因此我們將著重於兩者基礎醫學范疇之內, 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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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科學多元的基本理念談起
1.關於“科學”的含義及科學態度
“科學”一詞的本意即“知識”。由於客觀世界的復雜性，科學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們“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均稱之為“科學”。
世界上只有人類具有科學研究的能力。科學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結果；從事科學研究必須有實事求是的態度。
2.關於形上科學與形下科學
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存在，都決定於兩個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萬事萬物形成、發展、變化的共同規律，其次是在共同規律支配下各個事物自身的具體規律。對此，《易經·繫辭上第十二》的說法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形上與形下，就成為兩類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線和知識體系。於是，人們所獲取的科學知識，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學和形下科學兩大類。前者關注於萬事萬物相互間的變化、和諧、聯系及其支配萬事萬物的共同規律，并以此來認識具體事物；後者關注於具體事物以及內部的結构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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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也稱“後物理學”)，即超乎物性形體之上的學問。它與中國古代的《易經》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們所研究的“道”、“德”、“氣”，都屬於“形而上”的學問——超乎物性形體之上，是萬事萬物存在與運動規律的高度總結。
現今所說的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性科學(或綜合性科學)，多系形上類；而自然科學中的還原性科學(或分析性科學)，多系形下類。
3.關於系統性科學與還原性科學
由於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也由於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們所能看到的客觀實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質的“運動”，或運動著的“物質”。因此人們的研究工作往往著手於某一類事物的某一個側面。
物質的“運動”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事物在時間意義上的異時連續的運動方式，即信息、狀態、現象及其它們的變化。社會、歷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學中的天文、氣象、物候、生態、生物進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運動著的信息、狀態、現象為研究對象，而逐步獲取該領域所特有的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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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著的“物質”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間意義上的物質形態。人們通過研究組成這一特殊形態的結構及其功能，即逐步達到了認識和把握它的目標。
在近代，人們常把前者視為系統性科學(綜合性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後者視為還原性科學(分析性科學)研究的對象，并以此成為近代人們對科學在總體上的分類。
4.關於“人”的定義
中國古代有濃厚的“人本”觀念，認為“人是天地萬物之靈”。 其實，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都彰顯著萬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亞里斯多德提出、後經聖托瑪斯·阿奎那認定的關於“人”的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有三個內涵：“理性”、“動”、“物”。除“理性”為人所獨有外，其中的“動”，也是任何“物”無与倫比的。因為人是處於不斷的新陳代謝過程中的“自立體”—;他與周圍事物廣泛聯系，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從和諧出發，在與周圍世界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中趨於和諧，以保持自身的動態平衡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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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理論的奠基巨著《黃帝內經》上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以“神明”為其“君主”，而“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這個觀念與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與西方哲學家叔本華不謀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
用當代系統科學的表達方式講，這個有“理性”的“形上”的“動”著的“物”，是一個開放的、复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
5.關於“近代科學主義”
18世紀以來，還原性科學在人類物質文明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科學”也產生了一種“潮流性誤解”。
這種誤解是還原性科學固有的錯誤所造成的，同時也與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關。在當代許多人的頭腦中, 往往只有還原性科學的價值標准，並且, “科學”二字甚至被視為還原性科學專用名詞。因此在當代，人們常常越俎代庖，做出過許多用還原性科學來代替、解釋、改造、非議形上科學、綜合科學成果与價值的蠢事。這便是當代從事科學學研究的學者，一再警示人們的“近代科學主義”。盡管如此，“近代科學主義”仍然占据著潮流，并引導著當今的“技術瘋狂時代”。面對人類“回歸自然”的覺醒，在我們討論中、西兩種醫學關係時，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們冷靜反思、真誠面對的又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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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於“學科”的要素
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具備三個根本要素，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疇)體系。研究對象是該學科的根本出發點，也代表了該學科的本質屬性。研究方法是人們認識對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學問，它是科學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科學總是隨著研究方法的發展而發展的。人們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特定的研究對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為理性的認識，并借助語詞以概念、范疇的形式加以表述。當用來進行理論思維的概念、范疇積累起來，形成認識或解釋對象的理論體系之後，便標誌著這一門科學走向了成熟。為此，下面將圍繞這三個要素，對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做一些簡要的討論。
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可通約性
廣義的生命科學是天地萬物的生生化化之學，而狹義的生命科學則是習慣上僅限於生物范疇的生存、變化之學。而醫學是生命科學中一個有限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於人的健康、長壽，其主要任務在於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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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們常常把醫學服務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相混淆。因此，擺在中、西醫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要回答醫學家面對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的理念，從研究對象而言，醫學家面對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種屬性：自然屬性的人，社會屬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屬性的人，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組織、器官屬性的人，細胞屬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屬性的人。
中醫研究的具體對象，是以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為中心而擴展的。
所謂活的整體狀態，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兩個方面。醫生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所獲取的，自然流露於外的機體反應狀態，即中醫學中的“證候”。而生理性的狀態，也是醫者為探求疾病而對正常的人進行觀察所見的表現，《黃帝內經》所稱的處於生理情況下的象、態、候等，其實也是證候。故《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說，中醫學是以證候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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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候的顯現，與以下四個方面直接關聯。其一，社會的安定與戰亂，文明與落後；人在其中的貧賤富貴、饑飽勞逸、榮辱炎涼等等，都會塑成肉體和精神的個體特性而表現在證候上。其二，自然的環境氣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陰陽晦明以及風、寒、暑、濕、燥、火等等，都會以每個人的體質特點為轉歸，在證候上顯現出來。其三，一個人的文化素養、思想觀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愛好等，既造就了每個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著每個人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的個體特點其及太過、不及情況下的證候表現。其四，一個人肉體的先天稟賦，後天長養，素體的盛衰強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決定了本人對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決定了他在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影響下,發病以後的病機轉歸和證候表現的個體特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證候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其一，中醫學從防病治病的目的出發，把人的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和機體的反應這四方面，以證候為聯結點，使之融合為一體。其二，“證候”是“運動”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特點。質言之，自然、社會、精神情志、活的整體狀態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們聯結在一起的證候的形上的特點，也就無所質疑了。其三，中醫通過證候，實現了人的形上屬性的具體化和個體化。就是說，中醫的證候，把每一個人生存過程中的形上性個體特點，都以各種不同的脈、舌、色、證表達了出來。其四，證候來源於病人的主動提供和醫者望聞問切的全面診察。在科學領域中，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象中醫診斷那樣，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動參與於研究之中的先例。況且，中醫的診斷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身為“萬物之靈”的兩方面“理性”活動的高度配合。這就增進了證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上述四個特點，奠定了中醫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西醫相互間的基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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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就西醫的生物醫學而言，它一開始見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個機體。但西醫的視線隨之即往下走��從組織、器官水平到細胞水平，又從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細的水平上研究機體的結構與功能。不難看出，西醫生物醫學最關注的具體研究對象，顯然是形下屬性的人。即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這與證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約的。
需要說明的是，西醫也講症狀與體徵。但是，西醫只把症狀視為“診斷疾病的嚮導”，并沒有作為抓住不放的研究對象來對待。至於體徵，西醫也只把它視為內在的組織、器官病變在體外的特異性反應，并沒有在人的形上聯繫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醫證候的特點。
需要強調的是，當代西醫也講“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醫學模式。但是，心理和社會領域有顯而易見的形上特性，而西醫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對象具有鮮明的形下特點。所以西醫的生物、心理、社會三種醫學，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個醫學分支的關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學與化學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醫學之中的心理、社會醫學，將必然與其生物醫學之間,保持著今天這種多元并存的關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約，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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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方法，是選擇和被選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譬如冶煉而成鋼、掏沙以取金。是鐵礦石與含金的沙，各自天然地選擇了“冶煉”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換。所以，人們不可能因為還原性方法或技術的發達，把它任意“拿來”解決邏輯學和哲學的難題；更不會用化學方法化合出信息，用解剖學方法打開七情。
第一，由於中醫研究對象的形上學特點，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中醫的學習與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學。
形上學其實并不神密。一般來說，形上學是“論有之學”。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形上學是“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所謂萬有，就是人們感知到的(包括暫時還沒有感知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我國古代講的天、地、萬物，佛陀講的色、受、想、行、識，現代哲學定義中所指的自然、社會、思維，其實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難以想象、難以全部把握的萬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首先必須承認萬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為的私慾偏情、卑微無知、狹隘武斷、自立門戶，只承認其中一部分“有”，而否定自己不愿意承認或尚未知到的“有”。當普遍确立了萬有的觀念之後，人們共同來研究萬有的特性，就容易趨於一致,而減少門戶之見或左道旁門之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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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形上學是關於萬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學問，因此形上學是一切哲學方法論、認識論的基礎。中國古代的道、德、氣、理是形上學；毫無割裂地把自然、社會、思維看作萬有而總結出來的哲學，當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學。盡管在形上學上，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學派，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只要承認“萬有”，承認有共同規律支配著萬有，并不斷朝著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學會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來解決實踐問題，這就可以稱得上掌握形上學的真諦了。
“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彰顯著萬物的投影。”所以，中醫在學習和研究中，必須熟悉形上學的基本原理。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醫工作者都必須是形上學家，但起碼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們在中醫的研究上便獲得了主動。
第二，中醫研究的證候(狀態)，與當代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中所講的信息，涵義相同。所以系統性方法將為中醫的當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系統性方法是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方法，已為世人所熟知。在系統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調控的對象；控制則作為對信息進行存儲、處理、調控的方式；系統論是對整個系統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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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醫裡，證候是活著的人表現出來的不斷運動、變化的信息；各種治療則是依据證候，察明病機，對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醫的理論中包含著豐富的現代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內核。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中醫面對的人則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因此，認真掌握系統論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對於學習、研究和推動中醫的發展，無疑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還原論與系統論，綜合與分析，本來是不可通約的；不同學科所面對的不同的研究對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隨意置換的。比如，以水來說。用物理學方法看到的水，是無色、無味、無臭、透明的，在攝氏零度時凝固為冰、一百度時變為氣態，四度時比重最大、體積最小。而用化學方法看到的水，則是由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構成的。假設置換研究方法，用物理學的眼光，如何能發現或理解日常所見的水，必然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构而成的呢？
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從近代科學主義的偏見出發，怀疑或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的科學地位；無視形上學和系統性方法。我們常常主觀地把中醫、中藥當做被研究的對象，用西醫生物醫學研究中習用的還原性方法，進行“研究”。雖代價沉重，但“成果”聊聊。根本原因就在於忽略了兩種醫學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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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種醫學基礎理論的不可通約性
中醫與西醫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兩者所形成的理性認識，用語詞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疇體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醫的臟象學說。中醫在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證候)的過程中，首先把人視為證候的人、信息的人，視為一個由不斷運動、變化著的狀態构成的整體系統。然後在形上學觀念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包含系統方法內核的陰陽五行學說，以綜合�演繹的邏輯原則，把整體系統划分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聯系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以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氣等名稱命名。對於各子系統的職能，中醫多以不同的“官”或“主”來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統有粗淺解剖的影子，但事實上，它是信息系統模型，是某一方面“職能主管者”的代名詞。故中醫稱之為“藏象”，而非西醫所指的“臟器”。恽鐵樵在他的《群經見智錄》中，稱中醫的五臓是“四時之五臟，而非血肉之五臟。”聯系到現代系統理論，這“四時之五臟”，即人身整體系統內所包含的五個子系統，它是“天人相應之五臟”，或曰“天、地、人合一之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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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中醫的病因病機。在中醫看來，疾病的發生，一方面歸結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另一方面歸結於內在的精神情志和整個機體的素因。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使正常的機體反應狀態發生紊亂，於是形成疾病。在疾病過程中，中醫把導致“善行而數變”(即變化多端)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風”；把導致“潤下”、“沉滯”、“留連難除”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濕”。如此等等。這些病因是基於病理狀態，借助“風”或“濕”的屬性，演繹而來的信息性病因模型。它不同於西醫的“致病因子”，也不同於自然界直觀的風或濕。
人體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臟腑、經絡，精、氣、血、津液出現疾病狀態，分析產生這種狀態而認識的內在本質，即稱病機。它同樣是一種信息性病機模型。不是來源於按照邏輯實證論而設計的實驗室指標，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這種信息性病機模型，表面上看不見、摸不著。因為它是人們認知活動的結果,所以离開了醫者和病者的共融現場，就變得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營衛失和”、“樞機不利”、“心腎陽虛”、“肝陽上亢”、“脾虛濕停”、“寒滯經脈”……均是如此。它來源於人們對客觀實在的理性概括—;具體的病理狀態在理性思維的作用下，經過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級的理性具體。應該說，它也是經過數千年實踐檢驗的形上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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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治則與方藥。中醫的“論治”，即根据辨證所得的病因病機，對疾病進行審因審機而採取的負反饋調節過程。“調和營衛”、“通利樞機”、“溫補心腎”、“平肝潛陽”、“健脾燥濕”、“溫經散寒”……皆是針對病機，從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則。用控制論的語言來表述，即負反饋調節的決策.
用於治療的方法或藥物，是落實治療決策而採取的具體措施。不難看出，中醫的針灸、推拿、按摩，在醫生與病人之間，沒有物質、能量的交換，完全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至於口服的中藥，它的确是包含多種化學成份的物質實體。然而，信息也是構成物質世界的三大成分之一。自《黃帝內經》到今天，中藥的性質是以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來判定的；中藥的功效是以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等標準來判定的。這些判定的依据，顯然是關於信息的定性標準。所以中醫臨床的治則，如“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所信守的不是藥物中的所謂有效化學成份,而仍然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標準。
, http://www.100md.com 講到這里，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特點，我們不妨作一種比喻。
被中醫命名為人身“十二官”的臟腑，相當於一個國家的中央各職能部門，因為它擔負著全國家某一個方面的管理職能。證候則相當於某一個，或某一些職能部門工作出現失職或紊亂時的病理表現。病機則相當於導致這些部門出現病理表現的本質原因。治療(包括治療原則和各種具體的治療方法)則是從整體出發，對有關職能部門進行相應調控的戰略性原則和措施。那么，中醫大夫呢?
他便是總理, 即每一位病人的總理。所謂“醫者意也”，“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說的便是一個中醫大夫要善於理性思維，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則他眼中有全局，緊緊地盯著境內、境外；心中有整體，明瞭他所管轄的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狀態；胸中有明鏡，善於透過現象正确判斷各部門的寒、熱、虛、實；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全是他用於“宏觀調控”的有效決策。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機制理順了，功能健全了，用不著總理去參與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原料供給、成品生產、廢料處理等生產力方面的具體問題，也用不著擔心鋼鐵夠不夠用,糧食夠不夠吃, 照樣可以實現財源不斷, 國泰民安的總目標!這就是中醫��形而上醫學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對於處在世界主流醫學地位的西醫來說，兩者在基礎醫學上的不可通約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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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束語
人類的科學發展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的熱潮中，近代科學主義盛行，邏輯實證論、機械唯物論充斥人們的頭腦，“技術瘋狂”正成為一種時代的特點，引導著當代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中，人們甚至忘記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隨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與驕傲。因此，形上學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學多元性遇到挑戰。在醫學界內，連人自己是什么幾乎也成了大問題：“人是各种物質元素構成的一架機器”,至今仍然是許多醫家奉守的信條。這個時期，同樣是一個因“熱潮”而多夢幻，因“現代”而廢傳統的時期。人們正以自己執著的努力，實踐看“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類科學的發展，必然要在“現代化”的喧鬧中，以丟掉與己相異的另一類科學為代價。當此之時，植根於傳統文化的中醫，其發展的道路能不艱難嗎!
無論如何，人類也正在開拓著一個文化、科學多元化的新時期。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繽紛的文化、科學殿堂。恰好在此時，西方傳來了“回歸自然”、重視傳統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醫，中醫要走向世界，這或許正是中華民族的科學瑰寶，需要重新振興的原因和機遇所在!
本文討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學主義”衝擊下，處於“百年困惑”之中的中醫，盡快抓住機遇,找准自己的科學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兩種醫學，比作太極的兩儀，那么，與其執於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滿全。“孤陽不生，獨陰不長”，人類醫學，需要中、西醫共存。
歡迎知我者罪我，謹此拋磚而引玉。
2000年12月18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 百拇医药
中醫藥學(以下簡稱中醫)和西醫藥學(即現代醫學，以下簡稱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在這兩種體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臨床診療技術三方面內容。因為各自的基礎醫學所揭示的關於生命与疾病的觀念、原理，是兩種醫學的核心，所以本文講的中、西醫，主要指兩者的基礎醫學而言。
“通約”一詞的原形，出自數學中分數加減運算時的“通分”与“約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數”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兩個分數實現“通分”，然后加以計算；接著用求“最大公約數”的方法對繁分數進行“約分”，使其化簡。近年來，學術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种事物關系時，便說“兩者可以通約”。當然，如果拿分數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這兩種屬性不同的數學命題因為相互不可通約，這樣的命題便不能成立。
本文旨在說明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因此我們將著重於兩者基礎醫學范疇之內, 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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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科學多元的基本理念談起
1.關於“科學”的含義及科學態度
“科學”一詞的本意即“知識”。由於客觀世界的復雜性，科學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們“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均稱之為“科學”。
世界上只有人類具有科學研究的能力。科學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結果；從事科學研究必須有實事求是的態度。
2.關於形上科學與形下科學
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存在，都決定於兩個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萬事萬物形成、發展、變化的共同規律，其次是在共同規律支配下各個事物自身的具體規律。對此，《易經·繫辭上第十二》的說法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形上與形下，就成為兩類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線和知識體系。於是，人們所獲取的科學知識，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學和形下科學兩大類。前者關注於萬事萬物相互間的變化、和諧、聯系及其支配萬事萬物的共同規律，并以此來認識具體事物；後者關注於具體事物以及內部的結构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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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也稱“後物理學”)，即超乎物性形體之上的學問。它與中國古代的《易經》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們所研究的“道”、“德”、“氣”，都屬於“形而上”的學問——超乎物性形體之上，是萬事萬物存在與運動規律的高度總結。
現今所說的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性科學(或綜合性科學)，多系形上類；而自然科學中的還原性科學(或分析性科學)，多系形下類。
3.關於系統性科學與還原性科學
由於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也由於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們所能看到的客觀實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質的“運動”，或運動著的“物質”。因此人們的研究工作往往著手於某一類事物的某一個側面。
物質的“運動”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事物在時間意義上的異時連續的運動方式，即信息、狀態、現象及其它們的變化。社會、歷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學中的天文、氣象、物候、生態、生物進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運動著的信息、狀態、現象為研究對象，而逐步獲取該領域所特有的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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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著的“物質”呈現給人們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間意義上的物質形態。人們通過研究組成這一特殊形態的結構及其功能，即逐步達到了認識和把握它的目標。
在近代，人們常把前者視為系統性科學(綜合性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後者視為還原性科學(分析性科學)研究的對象，并以此成為近代人們對科學在總體上的分類。
4.關於“人”的定義
中國古代有濃厚的“人本”觀念，認為“人是天地萬物之靈”。 其實，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都彰顯著萬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亞里斯多德提出、後經聖托瑪斯·阿奎那認定的關於“人”的定義為：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有三個內涵：“理性”、“動”、“物”。除“理性”為人所獨有外，其中的“動”，也是任何“物”無与倫比的。因為人是處於不斷的新陳代謝過程中的“自立體”—;他與周圍事物廣泛聯系，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從和諧出發，在與周圍世界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中趨於和諧，以保持自身的動態平衡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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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理論的奠基巨著《黃帝內經》上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以“神明”為其“君主”，而“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這個觀念與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與西方哲學家叔本華不謀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
用當代系統科學的表達方式講，這個有“理性”的“形上”的“動”著的“物”，是一個開放的、复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
5.關於“近代科學主義”
18世紀以來，還原性科學在人類物質文明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與此同時，人們對“科學”也產生了一種“潮流性誤解”。
這種誤解是還原性科學固有的錯誤所造成的，同時也與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關。在當代許多人的頭腦中, 往往只有還原性科學的價值標准，並且, “科學”二字甚至被視為還原性科學專用名詞。因此在當代，人們常常越俎代庖，做出過許多用還原性科學來代替、解釋、改造、非議形上科學、綜合科學成果与價值的蠢事。這便是當代從事科學學研究的學者，一再警示人們的“近代科學主義”。盡管如此，“近代科學主義”仍然占据著潮流，并引導著當今的“技術瘋狂時代”。面對人類“回歸自然”的覺醒，在我們討論中、西兩種醫學關係時，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們冷靜反思、真誠面對的又一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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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於“學科”的要素
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具備三個根本要素，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疇)體系。研究對象是該學科的根本出發點，也代表了該學科的本質屬性。研究方法是人們認識對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學問，它是科學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為科學總是隨著研究方法的發展而發展的。人們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特定的研究對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為理性的認識，并借助語詞以概念、范疇的形式加以表述。當用來進行理論思維的概念、范疇積累起來，形成認識或解釋對象的理論體系之後，便標誌著這一門科學走向了成熟。為此，下面將圍繞這三個要素，對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做一些簡要的討論。
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可通約性
廣義的生命科學是天地萬物的生生化化之學，而狹義的生命科學則是習慣上僅限於生物范疇的生存、變化之學。而醫學是生命科學中一個有限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於人的健康、長壽，其主要任務在於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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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們常常把醫學服務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相混淆。因此，擺在中、西醫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要回答醫學家面對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的理念，從研究對象而言，醫學家面對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種屬性：自然屬性的人，社會屬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屬性的人，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組織、器官屬性的人，細胞屬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屬性的人。
中醫研究的具體對象，是以活的整體狀態的人為中心而擴展的。
所謂活的整體狀態，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兩個方面。醫生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所獲取的，自然流露於外的機體反應狀態，即中醫學中的“證候”。而生理性的狀態，也是醫者為探求疾病而對正常的人進行觀察所見的表現，《黃帝內經》所稱的處於生理情況下的象、態、候等，其實也是證候。故《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說，中醫學是以證候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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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候的顯現，與以下四個方面直接關聯。其一，社會的安定與戰亂，文明與落後；人在其中的貧賤富貴、饑飽勞逸、榮辱炎涼等等，都會塑成肉體和精神的個體特性而表現在證候上。其二，自然的環境氣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陰陽晦明以及風、寒、暑、濕、燥、火等等，都會以每個人的體質特點為轉歸，在證候上顯現出來。其三，一個人的文化素養、思想觀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愛好等，既造就了每個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著每個人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的個體特點其及太過、不及情況下的證候表現。其四，一個人肉體的先天稟賦，後天長養，素體的盛衰強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決定了本人對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決定了他在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影響下,發病以後的病機轉歸和證候表現的個體特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證候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其一，中醫學從防病治病的目的出發，把人的自然、社會、精神情志和機體的反應這四方面，以證候為聯結點，使之融合為一體。其二，“證候”是“運動”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特點。質言之，自然、社會、精神情志、活的整體狀態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們聯結在一起的證候的形上的特點，也就無所質疑了。其三，中醫通過證候，實現了人的形上屬性的具體化和個體化。就是說，中醫的證候，把每一個人生存過程中的形上性個體特點，都以各種不同的脈、舌、色、證表達了出來。其四，證候來源於病人的主動提供和醫者望聞問切的全面診察。在科學領域中，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象中醫診斷那樣，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動參與於研究之中的先例。況且，中醫的診斷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身為“萬物之靈”的兩方面“理性”活動的高度配合。這就增進了證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上述四個特點，奠定了中醫的本質屬性，也是中、西醫相互間的基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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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就西醫的生物醫學而言，它一開始見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個機體。但西醫的視線隨之即往下走��從組織、器官水平到細胞水平，又從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細的水平上研究機體的結構與功能。不難看出，西醫生物醫學最關注的具體研究對象，顯然是形下屬性的人。即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這與證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約的。
需要說明的是，西醫也講症狀與體徵。但是，西醫只把症狀視為“診斷疾病的嚮導”，并沒有作為抓住不放的研究對象來對待。至於體徵，西醫也只把它視為內在的組織、器官病變在體外的特異性反應，并沒有在人的形上聯繫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醫證候的特點。
需要強調的是，當代西醫也講“生物、心理、社會”綜合性醫學模式。但是，心理和社會領域有顯而易見的形上特性，而西醫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對象具有鮮明的形下特點。所以西醫的生物、心理、社會三種醫學，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個醫學分支的關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學與化學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醫學之中的心理、社會醫學，將必然與其生物醫學之間,保持著今天這種多元并存的關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約，結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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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方法，是選擇和被選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譬如冶煉而成鋼、掏沙以取金。是鐵礦石與含金的沙，各自天然地選擇了“冶煉”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換。所以，人們不可能因為還原性方法或技術的發達，把它任意“拿來”解決邏輯學和哲學的難題；更不會用化學方法化合出信息，用解剖學方法打開七情。
第一，由於中醫研究對象的形上學特點，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中醫的學習與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學。
形上學其實并不神密。一般來說，形上學是“論有之學”。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形上學是“論萬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學”。所謂萬有，就是人們感知到的(包括暫時還沒有感知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我國古代講的天、地、萬物，佛陀講的色、受、想、行、識，現代哲學定義中所指的自然、社會、思維，其實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難以想象、難以全部把握的萬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首先必須承認萬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為的私慾偏情、卑微無知、狹隘武斷、自立門戶，只承認其中一部分“有”，而否定自己不愿意承認或尚未知到的“有”。當普遍确立了萬有的觀念之後，人們共同來研究萬有的特性，就容易趨於一致,而減少門戶之見或左道旁門之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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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形上學是關於萬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學問，因此形上學是一切哲學方法論、認識論的基礎。中國古代的道、德、氣、理是形上學；毫無割裂地把自然、社會、思維看作萬有而總結出來的哲學，當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學。盡管在形上學上，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學派，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只要承認“萬有”，承認有共同規律支配著萬有，并不斷朝著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學會用形上學的思維方法來解決實踐問題，這就可以稱得上掌握形上學的真諦了。
“人是萬物之靈，人就是萬物，人的身上處處彰顯著萬物的投影。”所以，中醫在學習和研究中，必須熟悉形上學的基本原理。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醫工作者都必須是形上學家，但起碼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們在中醫的研究上便獲得了主動。
第二，中醫研究的證候(狀態)，與當代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中所講的信息，涵義相同。所以系統性方法將為中醫的當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系統性方法是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方法，已為世人所熟知。在系統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調控的對象；控制則作為對信息進行存儲、處理、調控的方式；系統論是對整個系統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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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醫裡，證候是活著的人表現出來的不斷運動、變化的信息；各種治療則是依据證候，察明病機，對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醫的理論中包含著豐富的現代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內核。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中醫面對的人則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的,有保持和恢復自穩態能力的巨系統。因此，認真掌握系統論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對於學習、研究和推動中醫的發展，無疑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還原論與系統論，綜合與分析，本來是不可通約的；不同學科所面對的不同的研究對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隨意置換的。比如，以水來說。用物理學方法看到的水，是無色、無味、無臭、透明的，在攝氏零度時凝固為冰、一百度時變為氣態，四度時比重最大、體積最小。而用化學方法看到的水，則是由兩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構成的。假設置換研究方法，用物理學的眼光，如何能發現或理解日常所見的水，必然是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构而成的呢？
數十年來，我們往往從近代科學主義的偏見出發，怀疑或不承認中醫基礎理論的科學地位；無視形上學和系統性方法。我們常常主觀地把中醫、中藥當做被研究的對象，用西醫生物醫學研究中習用的還原性方法，進行“研究”。雖代價沉重，但“成果”聊聊。根本原因就在於忽略了兩種醫學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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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種醫學基礎理論的不可通約性
中醫與西醫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兩者所形成的理性認識，用語詞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疇體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醫的臟象學說。中醫在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即證候)的過程中，首先把人視為證候的人、信息的人，視為一個由不斷運動、變化著的狀態构成的整體系統。然後在形上學觀念和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包含系統方法內核的陰陽五行學說，以綜合�演繹的邏輯原則，把整體系統划分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聯系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以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氣等名稱命名。對於各子系統的職能，中醫多以不同的“官”或“主”來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統有粗淺解剖的影子，但事實上，它是信息系統模型，是某一方面“職能主管者”的代名詞。故中醫稱之為“藏象”，而非西醫所指的“臟器”。恽鐵樵在他的《群經見智錄》中，稱中醫的五臓是“四時之五臟，而非血肉之五臟。”聯系到現代系統理論，這“四時之五臟”，即人身整體系統內所包含的五個子系統，它是“天人相應之五臟”，或曰“天、地、人合一之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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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中醫的病因病機。在中醫看來，疾病的發生，一方面歸結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因素，另一方面歸結於內在的精神情志和整個機體的素因。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使正常的機體反應狀態發生紊亂，於是形成疾病。在疾病過程中，中醫把導致“善行而數變”(即變化多端)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風”；把導致“潤下”、“沉滯”、“留連難除”之類狀態的原因，歸咎為“濕”。如此等等。這些病因是基於病理狀態，借助“風”或“濕”的屬性，演繹而來的信息性病因模型。它不同於西醫的“致病因子”，也不同於自然界直觀的風或濕。
人體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臟腑、經絡，精、氣、血、津液出現疾病狀態，分析產生這種狀態而認識的內在本質，即稱病機。它同樣是一種信息性病機模型。不是來源於按照邏輯實證論而設計的實驗室指標，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這種信息性病機模型，表面上看不見、摸不著。因為它是人們認知活動的結果,所以离開了醫者和病者的共融現場，就變得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營衛失和”、“樞機不利”、“心腎陽虛”、“肝陽上亢”、“脾虛濕停”、“寒滯經脈”……均是如此。它來源於人們對客觀實在的理性概括—;具體的病理狀態在理性思維的作用下，經過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級的理性具體。應該說，它也是經過數千年實踐檢驗的形上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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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治則與方藥。中醫的“論治”，即根据辨證所得的病因病機，對疾病進行審因審機而採取的負反饋調節過程。“調和營衛”、“通利樞機”、“溫補心腎”、“平肝潛陽”、“健脾燥濕”、“溫經散寒”……皆是針對病機，從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則。用控制論的語言來表述，即負反饋調節的決策.
用於治療的方法或藥物，是落實治療決策而採取的具體措施。不難看出，中醫的針灸、推拿、按摩，在醫生與病人之間，沒有物質、能量的交換，完全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至於口服的中藥，它的确是包含多種化學成份的物質實體。然而，信息也是構成物質世界的三大成分之一。自《黃帝內經》到今天，中藥的性質是以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來判定的；中藥的功效是以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等標準來判定的。這些判定的依据，顯然是關於信息的定性標準。所以中醫臨床的治則，如“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所信守的不是藥物中的所謂有效化學成份,而仍然是負反饋性的信息調節標準。
, http://www.100md.com 講到這里，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特點，我們不妨作一種比喻。
被中醫命名為人身“十二官”的臟腑，相當於一個國家的中央各職能部門，因為它擔負著全國家某一個方面的管理職能。證候則相當於某一個，或某一些職能部門工作出現失職或紊亂時的病理表現。病機則相當於導致這些部門出現病理表現的本質原因。治療(包括治療原則和各種具體的治療方法)則是從整體出發，對有關職能部門進行相應調控的戰略性原則和措施。那么，中醫大夫呢?
他便是總理, 即每一位病人的總理。所謂“醫者意也”，“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說的便是一個中醫大夫要善於理性思維，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則他眼中有全局，緊緊地盯著境內、境外；心中有整體，明瞭他所管轄的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狀態；胸中有明鏡，善於透過現象正确判斷各部門的寒、熱、虛、實；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全是他用於“宏觀調控”的有效決策。各個職能管理部門的機制理順了，功能健全了，用不著總理去參與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原料供給、成品生產、廢料處理等生產力方面的具體問題，也用不著擔心鋼鐵夠不夠用,糧食夠不夠吃, 照樣可以實現財源不斷, 國泰民安的總目標!這就是中醫��形而上醫學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對於處在世界主流醫學地位的西醫來說，兩者在基礎醫學上的不可通約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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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束語
人類的科學發展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的熱潮中，近代科學主義盛行，邏輯實證論、機械唯物論充斥人們的頭腦，“技術瘋狂”正成為一種時代的特點，引導著當代潮流。在這樣的潮流中，人們甚至忘記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隨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與驕傲。因此，形上學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學多元性遇到挑戰。在醫學界內，連人自己是什么幾乎也成了大問題：“人是各种物質元素構成的一架機器”,至今仍然是許多醫家奉守的信條。這個時期，同樣是一個因“熱潮”而多夢幻，因“現代”而廢傳統的時期。人們正以自己執著的努力，實踐看“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類科學的發展，必然要在“現代化”的喧鬧中，以丟掉與己相異的另一類科學為代價。當此之時，植根於傳統文化的中醫，其發展的道路能不艱難嗎!
無論如何，人類也正在開拓著一個文化、科學多元化的新時期。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繽紛的文化、科學殿堂。恰好在此時，西方傳來了“回歸自然”、重視傳統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醫，中醫要走向世界，這或許正是中華民族的科學瑰寶，需要重新振興的原因和機遇所在!
本文討論中、西醫的不可通約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學主義”衝擊下，處於“百年困惑”之中的中醫，盡快抓住機遇,找准自己的科學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兩種醫學，比作太極的兩儀，那么，與其執於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滿全。“孤陽不生，獨陰不長”，人類醫學，需要中、西醫共存。
歡迎知我者罪我，謹此拋磚而引玉。
2000年12月18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