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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0193047
追思SARS病人遗体处理全过程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26日 南方周末
     ■让SARS死者有尊严地离去,是我们的职责——护士长

    ■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轻轻的——遗体搬运者

    ■对死者的尊重,在于后人处理后事的心态要庄重恭敬——高僧

    ■当按动焚化炉的电钮时,我默默许愿:希望她能得到永生——火化工

    ■我们应该反思,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死者家属

    让死者安详地离开

    “让SARS死者有尊严地离去,是我们的职责。”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贾双萍说。

    贾双萍亲手送走了地坛医院第一位因SARS去世的患者——派克·阿罗。

    “阿罗是在4月6日凌晨去世的。”贾双萍回忆道,“近5个小时的抢救没有奏效,当看到这位芬兰人永远离开时,我心如刀绞。SARS不像癌症会让你有心理准备,它是那样突然地夺走了一个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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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午夜1时半,贾双萍带着3名助手,开始了最后的护理。首先拔掉逝者身上的管子,然后脱去他的病号服,帮他清理身体。

    贾双萍说,“这位外国人的体重超过了100公斤,帮他翻身是件很费力的事情。”

    据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一位资深护士介绍,在一般病人去世时,擦洗身体大多是由家属来完成的,亲人们以这种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但在非典肆虐的时刻,家属是不能进入病房探视的,包括病人死亡后。

    “帮阿罗梳理头发时,我想到了妈妈。”贾双萍说,“她去世时,后事是我料理的。我也希望阿罗能像我妈妈那样安详地离开。”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目前,SARS病毒在遗体上存留多久尚无定论,但“处理遗体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地处广州的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彦青医生说:“遗体内的病毒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存活,所以遗体肯定具有传染性。体表消毒只能灭菌,并不能杀死SARS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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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们开始用棉球堵塞死者的口、鼻、肛门以及其他孔道。这与正常人的遗体处理无异,是为了防止体液流出;但贾双萍她们用的棉球是过氧乙酸浸泡过的,这种液体是SARS病毒的克星。

    “白单盖住了他安详的脸,我们在上面喷洒过氧乙酸溶液;然后再裹一层白被单,再消毒。”贾双萍说,“阿罗的遗体料理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最后被放在一个可防渗漏的袋子里。这种特殊的尸体袋,是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处买来的。”

    地坛医院总务科科长傅克举说,尽管地坛医院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传染病医院,但如此慎重对待病人遗体仍是第一次。非典期间,这所医院一共接收病人306名,其中20多人去世。

    据贾双萍介绍,5月中旬,她又亲手送走了一位因SARS去世的女士。“比头一例要顺利些,因为有了经验。”她说,“但不变的是,我像活着时一样尊重他们,让死者安详地离开。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护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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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夜运送遗体

    4月28日午夜2时半,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发烧门诊二楼,SARS病毒再次逞凶。

    91岁的老先生是在5个小时前被送进门诊的,垂危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被转入病房。老先生的遗体要被抬到楼下——这座被临时改造为发烧门诊的小楼,没有安装电梯。

    医院后勤处木工室负责人黄绍文回忆说,“当我接到领导的电话,让我带几个人去把老先生送到太平间时,心悬了起来。”

    夜雨洒落,当49岁的黄绍文推开隔离病房的门时,护士们正对遗体进行消毒。退到走廊里的木工们下意识去摸香烟,但又突然想起来,自己已被隔离服裹得一丝不透。

    “很安静,听不到处理尸体的声音。”黄绍文说,但对于非典的恐惧,在他全身上下游动着。

, 百拇医药     积水潭医院总务处的冯毅侠说,在这家三等甲级医院,一共有7位病人因SARS死去。老先生是惟一死在发热门诊的病人,其他在病房死去的人可以用电梯送到楼下。地坛医院的傅克举介绍,阿罗的遗体也是被人抬到楼下的,因为他去世的楼里,电梯被划入了清洁区域。

    40分钟后,骤雨初歇。当黄绍文再次走进屋子时,老先生已经安详躺进了一个黄色的袋子里。SARS病毒通过这种警戒色炫耀着自己的威力:它还可能杀死下一个接触它的人。

    45岁的木工杨宝安,搭起了停尸袋的左前角。卢新周、陆君廷、陈子明分别抬起了另外三个角,袋子被放在担架上。

    “那是一种凄惨的感觉,”杨宝安说,“这位老先生被送进病房时,是我们用担架抬来的。那时的他在不停地咳嗽、喘息,而现在却一动不动。”

    逝者体重大约75公斤,加之15公斤的担架以及其他物品,至少100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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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楼梯只有1.2米宽,担架的宽度是0.6米。

    负责引路的黄绍文说,他很清楚地记得,楼梯一共是21级台阶。在杨宝安的描述中,最困难的地方是在拐角处——走在前面的他不得不将担架高举,避免和栏杆发生碰撞。杨宝安说:“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轻轻的,和抬他上来时一样。”

    看管太平间的陈师傅已经在雨夜中守候多时了。他推来了运送尸体的四轮平板车,帮着人们把老先生的遗体放在了上面。

    空气中飘着牛毛一样的雨丝。此时是凌晨3点半左右,北京城在SARS病毒的笼罩下不安地沉睡着。当天,共有110多人被瘟疫感染,疑似病人也超过100人。6人踩着积水默默前行,车轮与地面发出的摩擦声,传入寂静的夜里。10分钟后,他们陪着老先生走完了从病房到太平间的400米路程。

    人伦与防疫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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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卫生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遗体处理和丧葬活动的紧急通知》,其中规定:非典患者死亡后,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其他形式的丧葬活动。5月11日,北京市将此规定延伸为:全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非典患者遗体,否则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在非常时期,大多数人还是能理解这种做法的。”冯毅侠说,“但伦理和现实的冲突难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家人同死者在死亡前见最后一面是尽孝心,可以保证亡灵的平安。”

    冯毅侠回忆称,在今年4月底,一位死者的家属赶到医院后非要见亲人最后一面,“只远远地看一下就行”。然而这种要求仍然被回绝了。

    “我们通常这样劝导死者家属,”他说,“您的孝心我们很理解,但如果您因此而染上非典,死者能够瞑目吗?”

    冯毅侠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记录:积水潭医院7位SARS病人及两名疑似病人遗体处理过程。他告诉记者,其中有位死者的9位家人此前全部染上了非典,所以一切后事都是由医院负责的,包括火化和购买骨灰盒的近3000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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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卫生部、民政部通知非典患者死亡后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广州殡仪馆依旧举行过多次抗非烈士的悼念仪式,像陈洪光、叶欣和邓练贤等。当然,仪式上,烈士的塑像和骨灰替代了烈士的遗体。

    对于控制疫情与抚慰亲人间的矛盾,一位高僧开释说:“对死者的尊重,是在于后人处理后事的心态要庄重恭敬,而不在于拘泥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形式。”

    遗体的最后一程

    据卫生部统计,截至7月23日,全国内地共报告非典型肺炎死亡348例,其中北京192例。4月上旬,为避免交叉感染,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决定,昌平、大兴殡仪馆负责承担火化非典逝者遗体任务,直至疫情结束。

    “从没有过的紧张,但没有退路。”昌平区殡仪馆副书记梁台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梁台告诉记者,已成立20多年的昌平殡仪馆也曾处理过一些传染病人的遗体,比如黄疸型肝炎,“在为死者整容时,身体上会往下掉黄色粉末”。但对SARS这种大规模的烈性传染病,他们并未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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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行了运送遗体专人专车,火化时专炉专用,并走专门通道。”梁台说,“当灵车即将到达时,司机会通知火化车间,并将灵车直接开到火化通道前。”

    火化工沈群英介绍:通常焚化一具遗体要40分钟,为了达到杀灭病毒的效果,焚化非典逝者的遗体最长为一个半小时。5月7日—14日,在这位昌平殡仪馆惟一的女火化工值班的一周内,她处理了37具SARS病人遗体。

    “我疲惫不堪,但不敢有一点松懈。”沈群英说,“他们的骨灰都是我亲手捧出来的。”

    另一位火化工梁建国告诉记者,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他接到了通知,焚化一位牺牲在抗非前线的护士的遗体。“当按动焚化炉的电钮时,我默默许愿:希望她能得到永生。”他说。

    “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天我都会接到SARS死者家属的电话。”殡仪馆业务部主任潘秀珍说,“我在这里工作已经4年,但还是忍不住——我不停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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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7旬老人向她描述着与老伴6岁相识,而后数十年的相伴历程;一位中年女士从5公里外走到殡仪馆,却给丈夫买了14700元的紫檀木骨灰盒;还有很多,是一家失去多人的悲戚。

    “如果没有SARS,他们应该仍是幸福的家庭。”潘秀珍说,“我只能劝慰他们:好好活着,就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7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存放SARS死者骨灰的安息堂。一个花圈摆放在屋子中间,挽联上写着:“向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不幸逝世的同胞们致哀。”

    每位逝者的骨灰前,都摆着精致的童男童女塑像。潘秀珍说,这是特意为SARS病人准备的。他们走得孤独,所以让“人”来陪伴他们。

    也有两三个骨灰盒并列在一起的。这是家属要求,让逝者中的亲友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相伴。

    梁台介绍说,由于疫情得到了控制,目前非典病人的骨灰交接工作已经开始。到7月5日,已经顺利移交1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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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死者家属可以随时领取骨灰盒,绝大多数SARS逝者骨灰盒已被亲属领走。南方医院病理科丁主任说:“SARS患者遗体火化后的骨灰仍然具有传染性的说法科学性不强。温度达到上千摄氏度,SARS病毒已经不能够再存活下去了。迄今为止,除了火化,没有其他任何更好的途径能将SARS病毒从遗体上消灭。”

    劫后余悲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瘟疫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1491年的古埃及。根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共有1000多人因此而丧生。此后,鼠疫、霍乱、天花等顽疾数百次地大规模侵袭地球,造成了十几亿人死亡。

    如何处理因疫病而死的人的遗体,成为人类与瘟疫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7世纪罗马鼠疫的见证人、《圣徒传》作者约翰这样描述当时处理尸体的情景:官员们安排了一些人往坑里运送并翻转尸体,像堆干草一样将尸体一层层地紧压……由于缺少足够的空间,所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孩子都被挤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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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法国作家加缪的笔下,那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鼠疫中,当局是这样处理遗体的:“在一个空地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

    “你能在这两个案例中看出明显差别——如何对待遗体,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一位社会学家说,“但只有在人类有能力控制一种流行病的前提下,才能让死者体面地离去。”

    曾在SARS隔离区连续采访5天的一位记者建议:要在瘟疫被消灭的那天,举国降半旗致哀。这个提议一度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焦点。“其实,这种形式并不重要。我们比较满意政府对去世亲友的照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死者家属说,“但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反思,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生活。而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