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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卫生状况落后政府出数百亿加强建设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31日 新华网
     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对“巩固非典防治成果,防止疫情反复,切实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再次进行部署和动员。

    与此同时,呼吁多年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在各地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紧锣密鼓地展开——

    最新公布的《北京市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勾画出北京300万农民将入大病统筹的轮廓;河北省政府计划用7年时间,在全省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河南省拿出2.4亿元,用3年重点建设600所标准卫生院,选择18个县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非典之后一系列针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举措,预示着“农村医疗将发生划时代的变革”。

    非典击中农村防疫体系“线断网破”软肋

    专家坦言,非典与广阔的农村仅是“擦肩而过”,最终没有长躯直入,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线断网破”的窘状,却在非典疫情面前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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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还记得,四五月份,我国农村防控非典措手不及、仓促上阵的尴尬局面:

    4月初,当山西静乐县发现全省第一例农村非典病例,全县竟找不到一辆救护车,最后借用县计生委的流动手术车才把病人送往太原治疗。

    疫情来临,原本已濒临倒闭的河南遂平县车站镇卫生院东挪西借5万多元,建起发热门诊,并从县卫校借来一台X光机,院长办公室连一扇完整的玻璃窗都没有。

    曾有4位村民被确诊为非典病例的山西汾阳杨家庄镇北偏城村,为对村子封闭管理,市里20天拨出专款20万元。耐人寻味的是,在破旧的土窑洞里建起的村卫生所,担负全村1300多名村民健康和防保工作,20年来村上总投资不过5000元。

    在农村较早出现非典疫情的河北,由于缺乏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和病房,也是备尝苦果:一些基层医院临时借调没有任何经验的内科医护人员,匆忙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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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的危房,60年代的器械,70年代的大夫,诊疗工具仍是“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三大件……作为三级卫生防保网“枢纽”的乡镇卫生院,多数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挣扎。于是,各地农民“自卫”防非典,大路小道设关卡、量体温、要路条;村头草庵,住满了被隔离的返乡民工……

    “非典时期,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处处捉襟见肘,如果不是中央数次拨巨资支援,真不知有些地方能不能挺过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问题专家高培勇教授颇为感慨。

    比非典更令人忧心的

    当人们还在围绕非典进行反思时,有识之士已经想得更远:非典值得人们谨慎对待,但比这更令人忧心的是肺结核、肝炎、性病等过去已消灭或基本消灭的疾病在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困扰和危害着农民群众。

    今年60岁的许德洪,原是湖南沅江漉湖血防站的一名职工,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消灭血吸虫,他和血防站的同志一道,在洞庭湖岸边、在茂密的芦苇荡里撒药,一干就是20多年。可怕的是,血吸虫最后竟然钻进了他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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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防治人员紧缺,资金严重不足,在各地逐渐消灭的血吸虫病近些年来“死灰复燃”。据统计,目前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已达9900余万人。

    这是一组并非杞人忧天的数据:全国患结核病人数达到500万人,占全球肺结核病例的1/4;全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人,占世界总数的1/3,居世界第一。在中国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农村的感染者约占总数的80%。

    受政府长期补偿机制不足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长久“营养不良”。对不少农民而言,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已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

    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山西村民果留,已经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河北石家庄井陉矿区横涧乡青泉村村民高世堂为给爱人看病,被迫将自己的家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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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有过辉煌。这个扎根于最基层农村的公共卫生系统,采取合作医疗的形式解决筹资,“赤脚医生”处理最常见的疾病,为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然而,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享受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始终处在低于10%的水准。

    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传染病防治力量薄弱,防疫专职人员不“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甚至转而开门诊创收;在乡级财政捉襟见肘,卫生费用逐年减少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尴尬,一些政府部门擅自截留卫生经费发工资,农村医保可谓“风雨飘摇”。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缺失,已经成为农村全面奔小康的‘拦路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说,这一问题,表面看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导致卫生资源严重匮乏,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政府定位不明,“缺位”和“越位”并存。填补“赤脚医生”消失后留下的职能空缺,已成为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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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9亿农民织张“健康网”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毫无疑问,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非典给了我们一次“补课”的机会:为9亿农民织好“健康网”,政府“唱主角”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确保财政投入力度,解决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为重构防疫网提供有力支撑。据卫生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将投资100多亿元建立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县的三级疾病控制中心,保证每个乡镇与卫生部联网,每个县都建立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病区。与此同时,投资数百亿元加强县级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农村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强化乡村卫生人员培训。随着中央财政的大力投入,地方的配套资金也应尽快跟上。

    其次,要将原来的“重治轻防”转为“以防为主”,必须依托一个“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提出,对原来已被削弱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要逐步强化,同时,可考虑依托相对成熟的计划生育网,建立健全农村卫生防疫网络,解决“线断、网破、人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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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这张“网”如何操作?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仑建议,政府要把卫生拨款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村,集中使用,加强监管,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体系,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改变当前只在形式上到达乡一级的局面。“让农民就近看得起病”,才是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有限的钱如何确保用在刀刃上?采访中,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国家投入巨资,关键问题是要“专款专用”,确保这笔费用真正用到农民医疗消费上。千万不要再搞部门分割,只争钱、争权、争利,而不承担责任了。部门利益只有让位于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形成一股合力,各司其职,才能织就关乎9亿农民的“健康网”。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所言,“非典是一次机会,你必须和它进行抗争。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才有可能应对下一次挑战。”(完)(来源:新华网), 百拇医药(陈芳 顾立林 杨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