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大处方”
肺炎住院20多天 药品花费2万元
山东省某省直机关离休干部王杰老人因肺炎住院22天，药费花了2万多元。老人病故后，家属从院方拿到没用完的药品100多瓶(盒)，绝大多数药品连包装都没有打开。
“如果不是我们无意中发现，也许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病故老人王杰的老伴张老太对记者说。据家属介绍，78岁的王杰老人在山东这家三级甲等医院享受保健医疗待遇，因咳嗽于今年2月11日入住医院保健病房，直到3月6日下午去世，住院共22天。
“入院后，王杰被诊断为肺炎，再加上以前心脏、前列腺、结肠等也有些小毛病。”张老太介绍说，“剩余的100多瓶(盒)药品大体分为这几个种类，另外还有一些补钙药。”
记者在盖有医院公章的病人用药明细表上看到，用药品种密密麻麻地排列了171条，除少数几天外，几乎每天都有药品开出，其中2月12日一天，药费达5576元，住院期间药费高达2.08万余元。老人的子女指着明细单说：“作为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很难知道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该用，但医生治一种病开多种药、搭车开药的事实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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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陪在病人身边的张老太指着几种药对记者说：“用药几天后，病人有点胃口不适，吃不下饭，医生就开了几种治胃病的药，你看，剩下这么多。”记者看到，7盒“金双歧三联活菌片”原封未动，每盒24片；治疗胃炎的施维舒替普瑞酮胶囊每盒20粒，剩余7盒。另外，治疗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的药物哈乐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每盒10粒，剩余5盒，按照规定的每日一次、每次一粒的用量，可以吃50天。
据王杰老人女婿周强华介绍，老人病故后，家属3月10日结清了住院账目，后来因偶然原因重新返回医院，才发现了这些剩余药品。由于非典原因，此事一直搁置下来，直到前不久，王杰家人才开始与医院重新交涉此事。“虽然老人享受保健医疗待遇，绝大多数费用花的是国家的钱，但我们就是要为医院这种‘大处方’行为讨个说法。”老人的子女对记者说。
发稿前，记者为此事电话采访了这家医院的医务处有关负责同志。他解释说，由于王杰老人所在的保健科康复一楼微机没有联网，医生一向习惯于一次开出5天～10天的用药存放在病人处，随用随取，既方便，又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 百拇医药
医院给记者提供的关于此事的情况报告上说：“关于‘大处方’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病人病情恶化前，大夫为病人开了几天的常规治疗用药，后由于病人病情突然恶化死亡，使药物剩余。病人死亡后，家属擅自将剩余药物带回了家。”对于剩余的100余瓶(盒)药品，这份报告称“来自本次住院的只有不到一半”。对于医院的说法，王杰的家人予以否认。
“我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与医生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已经有13年的临床经验，谈起“大处方”，他认为这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并以此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很有必要。在保证不透露其姓名的前提下，这位医生与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现在，病人普遍感觉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药价贵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医生开“大处方”，病人花冤枉钱的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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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大处方”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都是有理由的，病人如有疑义，许多医生会说：我看病，还是你看病？让我看病，就吃这药。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堵回去。其实，有意开“大处方”的医生很少，能有10%
～20%吧。我觉得这些年媒体把医生形象丑化了，患者处于弱者地位获得的同情太多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
记者：你所在的科室有人开“大处方”吗？“大处方”有哪些表现？
医生：有这么一两个大夫吧。你看，有的大夫有便宜药不用，用贵的，明明10元钱的药能治好病，可偏用20元的；有的不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开药能吃几个月，这都有“大处方”的嫌疑。另外，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医生搭车开药也是事实，病人的钱花得不明不白。不过，实行住院费用“一日清”以后，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记者：你开过大处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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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尴尬地一笑)：我自认为没有过。我们医生在开方的时候，一般先考虑患者的病情适合用哪种药，当然，如果几种药的疗效都差不多，医生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说的这种实际情况是不是回扣的多少？
医生(默许地笑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全国没有回扣的药品凤毛麟角。成本只有七八元的药，到患者手中可以卖到100多元。一个做医药代表的小姑娘，刚刚毕业，月收入就一万多元，而大多数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辛辛苦苦一个月，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当然，医生的收入在当地都属于中上等水平，我们应该知足了，但人都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也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但在不能切实提高医生收入的情况下，对于送上门来的药品回扣，为什么不要呢？不要白白送给了那些医药代表。
据我所知，目前主任医师年收入四五万元，药品回扣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肿瘤中心的医生光开药每月回扣收入就有两三万元。现在，肿瘤药物回扣最高，能达30%，也就是说开100元的药，医生能得到30元回扣。行规是回扣占药价的10%左右，抗生素要高一些，约占15%。据说，北京一家医院想给医生涨工资，条件是医生不准收红包、不准拿回扣，竟没人同意。由此你可以想象回扣之风有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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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医院对医生的处方权没有任何监督、限制吗？
医生：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贵的药越好卖，越便宜的药越没人用，除了医生能多拿点回扣以外，医院也是受益方。所以，大多数医院对“大处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再说，即使要查，“大处方”也很难界定。真要查的话，恐怕医院就空了。
我觉得“大处方”问题不应该把医生作为焦点，这是制度的漏洞，应该由制度来填补。青霉素为什么没人给回扣？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有多余的钱作回扣。现在，药品从定价环节给回扣留出的空间太大，如果切实把药价的水分拧出来，我相信回扣现象就可以大大减少，医生的“处方”也可以干净很多了。
“处方权敌不过高回扣”——医药代表谈“大处方
许多药品经销商反映，目前我国药品生产明显供大于求，由于药品是被动消费，医生对药品使用有着绝对的权力。一种药品在医院销得好不好，全凭医生的一只笔，所以和医生联络感情、给回扣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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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几家医院第一次联合招标时，尽管中标药品临床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回扣空间减少，在医院的销售额都不同程度地下降。知情人士坦言，这种赢了招标、输了市场的现象是因为：“中标药价格虽然低，但临床做的不好，医生不愿意开。”
杭州一家制药企业驻山东办事处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一种药全国几十家企业生产，能不做医生的工作吗？现在90%以上的药有回扣，在疗效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谁‘工作’做得好，医生用谁的；谁给的回扣高，医生用谁的。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每支2000元，进价才100多元，回扣一支就达500元。医生能不开吗？再举个例子，外地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专门拿出一名医生处理药品回扣，代表科室与药商谈条件，一人干一年，就赚出一套房子一辆车，大家轮着来。你想想，医生每年吃多少回扣就有数了。”
一方面，商家高回扣促成了医生的“大处方”，另一方面，医生的处方权又助长了商家的高回扣之风，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济南某药业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我现在卖的这些药实际成本只有申报价格的十分之一，国内新药的零售价多为生产成本的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0倍。换句话说，花100元买的药，其价值也就是几元钱。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支付回扣、公关等各项费用，否则再好的药也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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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药品几次大规模降价，但病人仍感觉药价贵。原因何在？这位销售人员说，“虽然有些药品降价，但很多医院和医生不愿使用降价后的药品。原因是降价后，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小了，给医生的‘处方费’少了，很多医生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仍愿意给病人开有回扣的非降价药品，医院也愿意经营没有降价的替代药品。”
别让“大处方”玷污医道尊严
“大处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许很多人或多或少地遭遇过，只是有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手里攥着的是一张注了水的“大处方”而已。
医院是人们获得药品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最权威的渠道，据介绍，全国有80%的药品通过医院这条渠道来“消化”。这几年，医生开药拿回扣，开大方，搭车开药，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
身患疾病的人总是把解除生理痛苦的希望甚至对生命的渴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他们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和尊重，对其诊断和用药言听计从，不仅照单全收，而且毫不怀疑。然而，医生这种神圣的处方权，却被高回扣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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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老人去世了，留给家人的竟是一堆昂贵却又无用的药品，这真是一个“大处方”的典型注脚。老人享受保健医疗，花的是国家的钱，可以想象，如果老人家属不予以追究，这笔数额不小的药费将流向哪里。
对于农民以及其他经济贫困的人来说，“大处方”不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而且让他们越来越不敢走进医院。记者曾经在医院门诊看到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老农，他们把医生的处方视作救命的稻草，对于“看一次病，要半年粮”的农民来说，一张“大处方”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
一场抗击非典的战役让我们看到了医生神圣而又纯洁的面孔，但“大处方”的存在却玷污了神圣的医道尊严。人们不希望在遭受肉体病痛的同时，再受到心灵的伤害，尤其是这种伤害来自他们最信任的“白衣天使”。
一份关于“大处方”的诊断报告
临床症状：能用便宜药偏用高价药，能用一种药偏偏“联合用药”。治个感冒上百元，开个处方几百元稀松平常。更有甚者，开一次药可以保你吃半年。对于住院病人来说，搭车开药更让你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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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诊断：这种病是一种由来以久、蔓延极广、且久治不愈的顽症，医学名称叫“大处方”。
后遗症：此病只在有处方权的医生中发作，但波及范围远远不止医生群体。作为被施治对象，广大患者是此症的直接受害者。所以，民间有了“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的说法。
据报道，我国居民患病率近年增加了7%左右，但有一半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就诊率较前些年反而下降了约20%，一些中小城市30%的住院病人宁肯在家服药治病，因为住院费用太高，家庭负担不起。许多病人有病到药店自己买药，有的在医院开了方不取药，医院“走方”率逐年升高。
病因：导致“大处方”病情发作的直接原因是药品回扣。回扣高的药经常出现在“大处方”上，而降价药、中标药等水分少的药，则不受青睐。
根本原因是药品价格虚火太旺。药品定价高出成本几十、上百倍，给高额回扣留足了空间，在如此高利的诱惑下，人非圣贤，同样要养家糊口的医生群体能不犯“大处方”的毛病吗？
处方：规范临床用药，对感冒、肺炎、肠胃疾病等临床常见病用药进行规范，此乃治标之策，但仍有漏洞可钻。
治本之策有三味药：首先，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国家应引导和干预定价机制，特别是加强对进口药品的定价管理，同时对国内制药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资产重组，淘汰一批生产水平低的中小药厂。其次，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由医院药事委员会提出采购计划，交由中介机构统一实行明价招标。临床上提倡合理用药，真正落实招标用药。第三，加快医疗机构改革步伐，加大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机制缺陷。, http://www.100md.com(新华社 张晓晶)
山东省某省直机关离休干部王杰老人因肺炎住院22天，药费花了2万多元。老人病故后，家属从院方拿到没用完的药品100多瓶(盒)，绝大多数药品连包装都没有打开。
“如果不是我们无意中发现，也许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病故老人王杰的老伴张老太对记者说。据家属介绍，78岁的王杰老人在山东这家三级甲等医院享受保健医疗待遇，因咳嗽于今年2月11日入住医院保健病房，直到3月6日下午去世，住院共22天。
“入院后，王杰被诊断为肺炎，再加上以前心脏、前列腺、结肠等也有些小毛病。”张老太介绍说，“剩余的100多瓶(盒)药品大体分为这几个种类，另外还有一些补钙药。”
记者在盖有医院公章的病人用药明细表上看到，用药品种密密麻麻地排列了171条，除少数几天外，几乎每天都有药品开出，其中2月12日一天，药费达5576元，住院期间药费高达2.08万余元。老人的子女指着明细单说：“作为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很难知道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该用，但医生治一种病开多种药、搭车开药的事实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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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陪在病人身边的张老太指着几种药对记者说：“用药几天后，病人有点胃口不适，吃不下饭，医生就开了几种治胃病的药，你看，剩下这么多。”记者看到，7盒“金双歧三联活菌片”原封未动，每盒24片；治疗胃炎的施维舒替普瑞酮胶囊每盒20粒，剩余7盒。另外，治疗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的药物哈乐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每盒10粒，剩余5盒，按照规定的每日一次、每次一粒的用量，可以吃50天。
据王杰老人女婿周强华介绍，老人病故后，家属3月10日结清了住院账目，后来因偶然原因重新返回医院，才发现了这些剩余药品。由于非典原因，此事一直搁置下来，直到前不久，王杰家人才开始与医院重新交涉此事。“虽然老人享受保健医疗待遇，绝大多数费用花的是国家的钱，但我们就是要为医院这种‘大处方’行为讨个说法。”老人的子女对记者说。
发稿前，记者为此事电话采访了这家医院的医务处有关负责同志。他解释说，由于王杰老人所在的保健科康复一楼微机没有联网，医生一向习惯于一次开出5天～10天的用药存放在病人处，随用随取，既方便，又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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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给记者提供的关于此事的情况报告上说：“关于‘大处方’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病人病情恶化前，大夫为病人开了几天的常规治疗用药，后由于病人病情突然恶化死亡，使药物剩余。病人死亡后，家属擅自将剩余药物带回了家。”对于剩余的100余瓶(盒)药品，这份报告称“来自本次住院的只有不到一半”。对于医院的说法，王杰的家人予以否认。
“我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与医生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已经有13年的临床经验，谈起“大处方”，他认为这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并以此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很有必要。在保证不透露其姓名的前提下，这位医生与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现在，病人普遍感觉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药价贵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医生开“大处方”，病人花冤枉钱的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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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大处方”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都是有理由的，病人如有疑义，许多医生会说：我看病，还是你看病？让我看病，就吃这药。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堵回去。其实，有意开“大处方”的医生很少，能有10%
～20%吧。我觉得这些年媒体把医生形象丑化了，患者处于弱者地位获得的同情太多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
记者：你所在的科室有人开“大处方”吗？“大处方”有哪些表现？
医生：有这么一两个大夫吧。你看，有的大夫有便宜药不用，用贵的，明明10元钱的药能治好病，可偏用20元的；有的不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开药能吃几个月，这都有“大处方”的嫌疑。另外，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医生搭车开药也是事实，病人的钱花得不明不白。不过，实行住院费用“一日清”以后，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记者：你开过大处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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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尴尬地一笑)：我自认为没有过。我们医生在开方的时候，一般先考虑患者的病情适合用哪种药，当然，如果几种药的疗效都差不多，医生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说的这种实际情况是不是回扣的多少？
医生(默许地笑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全国没有回扣的药品凤毛麟角。成本只有七八元的药，到患者手中可以卖到100多元。一个做医药代表的小姑娘，刚刚毕业，月收入就一万多元，而大多数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辛辛苦苦一个月，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当然，医生的收入在当地都属于中上等水平，我们应该知足了，但人都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也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但在不能切实提高医生收入的情况下，对于送上门来的药品回扣，为什么不要呢？不要白白送给了那些医药代表。
据我所知，目前主任医师年收入四五万元，药品回扣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肿瘤中心的医生光开药每月回扣收入就有两三万元。现在，肿瘤药物回扣最高，能达30%，也就是说开100元的药，医生能得到30元回扣。行规是回扣占药价的10%左右，抗生素要高一些，约占15%。据说，北京一家医院想给医生涨工资，条件是医生不准收红包、不准拿回扣，竟没人同意。由此你可以想象回扣之风有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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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医院对医生的处方权没有任何监督、限制吗？
医生：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贵的药越好卖，越便宜的药越没人用，除了医生能多拿点回扣以外，医院也是受益方。所以，大多数医院对“大处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再说，即使要查，“大处方”也很难界定。真要查的话，恐怕医院就空了。
我觉得“大处方”问题不应该把医生作为焦点，这是制度的漏洞，应该由制度来填补。青霉素为什么没人给回扣？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有多余的钱作回扣。现在，药品从定价环节给回扣留出的空间太大，如果切实把药价的水分拧出来，我相信回扣现象就可以大大减少，医生的“处方”也可以干净很多了。
“处方权敌不过高回扣”——医药代表谈“大处方
许多药品经销商反映，目前我国药品生产明显供大于求，由于药品是被动消费，医生对药品使用有着绝对的权力。一种药品在医院销得好不好，全凭医生的一只笔，所以和医生联络感情、给回扣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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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几家医院第一次联合招标时，尽管中标药品临床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回扣空间减少，在医院的销售额都不同程度地下降。知情人士坦言，这种赢了招标、输了市场的现象是因为：“中标药价格虽然低，但临床做的不好，医生不愿意开。”
杭州一家制药企业驻山东办事处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一种药全国几十家企业生产，能不做医生的工作吗？现在90%以上的药有回扣，在疗效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谁‘工作’做得好，医生用谁的；谁给的回扣高，医生用谁的。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每支2000元，进价才100多元，回扣一支就达500元。医生能不开吗？再举个例子，外地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专门拿出一名医生处理药品回扣，代表科室与药商谈条件，一人干一年，就赚出一套房子一辆车，大家轮着来。你想想，医生每年吃多少回扣就有数了。”
一方面，商家高回扣促成了医生的“大处方”，另一方面，医生的处方权又助长了商家的高回扣之风，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济南某药业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我现在卖的这些药实际成本只有申报价格的十分之一，国内新药的零售价多为生产成本的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0倍。换句话说，花100元买的药，其价值也就是几元钱。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支付回扣、公关等各项费用，否则再好的药也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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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药品几次大规模降价，但病人仍感觉药价贵。原因何在？这位销售人员说，“虽然有些药品降价，但很多医院和医生不愿使用降价后的药品。原因是降价后，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小了，给医生的‘处方费’少了，很多医生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仍愿意给病人开有回扣的非降价药品，医院也愿意经营没有降价的替代药品。”
别让“大处方”玷污医道尊严
“大处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许很多人或多或少地遭遇过，只是有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手里攥着的是一张注了水的“大处方”而已。
医院是人们获得药品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最权威的渠道，据介绍，全国有80%的药品通过医院这条渠道来“消化”。这几年，医生开药拿回扣，开大方，搭车开药，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
身患疾病的人总是把解除生理痛苦的希望甚至对生命的渴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他们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和尊重，对其诊断和用药言听计从，不仅照单全收，而且毫不怀疑。然而，医生这种神圣的处方权，却被高回扣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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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老人去世了，留给家人的竟是一堆昂贵却又无用的药品，这真是一个“大处方”的典型注脚。老人享受保健医疗，花的是国家的钱，可以想象，如果老人家属不予以追究，这笔数额不小的药费将流向哪里。
对于农民以及其他经济贫困的人来说，“大处方”不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而且让他们越来越不敢走进医院。记者曾经在医院门诊看到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老农，他们把医生的处方视作救命的稻草，对于“看一次病，要半年粮”的农民来说，一张“大处方”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
一场抗击非典的战役让我们看到了医生神圣而又纯洁的面孔，但“大处方”的存在却玷污了神圣的医道尊严。人们不希望在遭受肉体病痛的同时，再受到心灵的伤害，尤其是这种伤害来自他们最信任的“白衣天使”。
一份关于“大处方”的诊断报告
临床症状：能用便宜药偏用高价药，能用一种药偏偏“联合用药”。治个感冒上百元，开个处方几百元稀松平常。更有甚者，开一次药可以保你吃半年。对于住院病人来说，搭车开药更让你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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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诊断：这种病是一种由来以久、蔓延极广、且久治不愈的顽症，医学名称叫“大处方”。
后遗症：此病只在有处方权的医生中发作，但波及范围远远不止医生群体。作为被施治对象，广大患者是此症的直接受害者。所以，民间有了“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的说法。
据报道，我国居民患病率近年增加了7%左右，但有一半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就诊率较前些年反而下降了约20%，一些中小城市30%的住院病人宁肯在家服药治病，因为住院费用太高，家庭负担不起。许多病人有病到药店自己买药，有的在医院开了方不取药，医院“走方”率逐年升高。
病因：导致“大处方”病情发作的直接原因是药品回扣。回扣高的药经常出现在“大处方”上，而降价药、中标药等水分少的药，则不受青睐。
根本原因是药品价格虚火太旺。药品定价高出成本几十、上百倍，给高额回扣留足了空间，在如此高利的诱惑下，人非圣贤，同样要养家糊口的医生群体能不犯“大处方”的毛病吗？
处方：规范临床用药，对感冒、肺炎、肠胃疾病等临床常见病用药进行规范，此乃治标之策，但仍有漏洞可钻。
治本之策有三味药：首先，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国家应引导和干预定价机制，特别是加强对进口药品的定价管理，同时对国内制药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和资产重组，淘汰一批生产水平低的中小药厂。其次，大力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由医院药事委员会提出采购计划，交由中介机构统一实行明价招标。临床上提倡合理用药，真正落实招标用药。第三，加快医疗机构改革步伐，加大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机制缺陷。, http://www.100md.com(新华社 张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