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是否唇齿相依-非典之后的医患关系
新华网北京8月22日电 今年4月2日，卫生部召集专家座谈，希望他们就如何塑造卫生行业形象提出建设性意见。不出主办者所料，这个会的主题几乎全集中在医患关系问题上，与会者自然地分成了两大潜在阵营——医生和患者，只需听发言的内容是倾向哪方面的，便可准确判断其人“出身”。虽然专家们都十分理智，但还是可以看出隐隐的火花来。
其时，非典型肺炎已经悄悄潜入我们的身边，没过几天，它就成为全中国的中心话题，一度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暂时平静下来。
那时我们互相依存
非典期间，出现了近年来医患关系少有的和睦景象。但一提到医护人员就满是鲜花和赞美的时候，冷静的头脑就有了发问：这种和谐能存在多久？曾经一度紧张到弦快绷断了的医患关系，能否随着一场大病的痊愈而无影无踪？如果抱有医患矛盾就此遁形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把问题作了简单化考虑。
随着非典逐步平静，对医疗行业的批评之声渐渐鹊起：高女士怎么也想不明白，妈妈到医院输了一次液，药费加在一起也就7.13元，而其它的治疗费、材料费却花去了2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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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下午，高女士的妈妈心脏病突然发作，被家人紧急送往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输了一瓶氯化钠注射液加硝酸甘油。“这两种药一种4元钱，另一种才3元多，可怎么材料费就要近70元？”
收费清单打出后，高女士发现仅一次性输液器就40多元。对此，值班医生的解释是，这种输液器多了可调节的刻度，能严格调整速度，不用担心速度的变化引起病人不适。
在高女士看来，尽管不是特别精确，一般的输液管同样也能起到调节速度的作用，而医生用这么昂贵的输液管，事先并没有说明，也没有询问他们是否承受得起。让高女士更加不解的还有，只做了一次心电监护，却有两次收费，护士说：“一个监护心脏，一个监护血压!”可为什么同一台机器在同一时段的工作还要收取两次费用呢？
搞不懂的还很多：交完了心电图的检查费，为什么还要交一个常规检查费？仅仅是输一次液的简单处理，治疗费值50多元吗？只输液几个小时，为什么要收取30多元的床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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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形成激烈冲突，但作为患者家属，如此种种，高女士已对医护人员十分不满。但实际上，收费的项目和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医护人员并没有权力决定收多收少。
“现在的医患矛盾实际上是患者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的一句话说透了不满的本质：不解决根源问题，只靠一次突然而来的非典，医患矛盾不可能真正缓解。非典期间，因全民对抗非典，一个陌生可以致命的疾病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医患矛盾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掩盖，并非消失。
不只一个医院院长为记者算过账：国家对医院实行“断奶”政策，医院的工资支出、医疗设备购买、医院建设等费用都要靠自己的经营收入，“以药养医”是不得已的办法。当一些医护人员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灰色收入就成了补偿机制。 医疗行业改革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改革，使其身为服务业，已经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相脱节，自然不能满足人民对健康日益高涨的需要，也理所当然地会招致群众乃至医务人员自身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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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设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刘女士的婆婆已经是86岁高龄，可除了老年痴呆以外，心、肝、肺等都还很健康。
非典刚过不久，老太太自己一不小心摔成骨折，住进了最负盛名的骨科专科医院。所有的检查做了一个遍，花了数千元钱，却被告知不能手术。
“这么大年纪了，又啥也不懂，还治她干吗？”医护人员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刘女士一家人伤透了心：“这么说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可为什么就不考虑病人家属的感受呢？再说了，住进医院，却不给治疗，这算不算是不负责？!”
患者的结论就这样下来了：医院就是个买气生、买罪受的地方，非典一过，医护人员依然故我，爱搭不理的劲头根本没变!
对这位医护人员的话，北京酒仙桥医院副院长吴增安也认为有欠妥当。但对他们的所为，却表示了同行的理解：“现在医疗服务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做这种高危手术确实有很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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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为医院和医生设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和意外，医生本人或医院就要负担所有赔偿。在这样沉重的压力面前，医生有谁愿意接手疑难重症呢？其实，不光是疑难重症，普通的治疗和手术也都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反应和后果。
吴增安刚刚处理完一名患者因阑尾切除后切口感染要求免除费用的纠纷。阑尾手术虽小，感染率不超过5%。可这样不起眼的数字，落实到一个患者身上，却是百分之百的痛苦。而对于患者认为是合理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接受。
然而，如果有一个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障，不仅大多数医生心里有底了，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大夫，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即可。“这样，医患矛盾就会减少许多。”在吴增安看来，建立这样的机制，医院和大夫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此外，如果某位医生的赔付额总是居高不下，要么他所缴的保费上涨，要么保险公司不再给他承保，这对医生的医疗质量也同样是一种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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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沟壑并非无法跨越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与医护人员闹别扭，但在医院中遭遇冷淡却是常有的事，这也是许多病人对医院不满的原因。对这样的评价，许多医生们不予认可。“病人是否治好了？看病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吗？病都治好了，你挑剔大夫态度干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现阶段的医患双方似乎存在着沟壑。医院强调的是技术上的要求，要合格，要规范，要解决病人肌体问题；而老百姓看到更多的是综合质量，是服务和态度。换言之，医院强调的是治愈医学，百姓认可的不仅是治愈医学，还有关爱医学。
然而，医生和患者如果能换位思考，这个沟壑也并非无法跨越。作为一家非典定点医院，中铁建总医院6月底刚刚恢复接诊。尽管是一名骨科医生，安医生也同样曾经战斗在非典一线：“那时候，非典病人们真的很可怜，充满对未来的恐惧，有的三十几岁的大男人也是整天哭。就不由得在治疗之余，尽量多给他们一些关怀和帮助。”非典，让安医生深刻地领会到，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如果能够帮他一把，可能会记你一辈子。而这个帮助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一句话，一个笑脸，可能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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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过后，李女士同往常一样到北大妇儿医院看病。本来挂了上午的专家号，却因为人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因此要多等候一个小时的李女士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抱怨起来。因为她看见了，整整一上午，医生都没有离开板凳，没有喝上一口水，也没有去一趟厕所，一直到12时多才吃上饭。“在我之前，这个医生已经看了20多个人，等的时候希望她快点看，可轮到自己了，还是想她能看细一点。”
多次体会当病人的不容易，李女士终于也认识到了医生的不容易。对此，曾带着几百人的医疗队伍冲上抗击非典前线的周生来说，非典时期医患之间存在的和谐如鱼水的关系其积极意义在于，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医生和患者对立甚至对抗的情况。它让老百姓认识到，医生原来不是所谓的“白狼”，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有些医生甚至因感染上非典对患者有了更多的理解。周院长认为，非典让人们换位思考，给了重塑社会信任机制一个契机。
一位在电话中为医护人员激烈争辩的医生最终与记者达成了共识：社会的确在某些方面对医疗队伍存有偏见，但医护人员中也有对自己的服务性位置认识不够准确的倾向。
毕竟，医生和患者之间，不是老鼠与猫的天敌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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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互相依存
非典期间，出现了近年来医患关系少有的和睦景象。但一提到医护人员就满是鲜花和赞美的时候，冷静的头脑就有了发问：这种和谐能存在多久？曾经一度紧张到弦快绷断了的医患关系，能否随着一场大病的痊愈而无影无踪？如果抱有医患矛盾就此遁形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把问题作了简单化考虑。
随着非典逐步平静，对医疗行业的批评之声渐渐鹊起：高女士怎么也想不明白，妈妈到医院输了一次液，药费加在一起也就7.13元，而其它的治疗费、材料费却花去了2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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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下午，高女士的妈妈心脏病突然发作，被家人紧急送往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输了一瓶氯化钠注射液加硝酸甘油。“这两种药一种4元钱，另一种才3元多，可怎么材料费就要近70元？”
收费清单打出后，高女士发现仅一次性输液器就40多元。对此，值班医生的解释是，这种输液器多了可调节的刻度，能严格调整速度，不用担心速度的变化引起病人不适。
在高女士看来，尽管不是特别精确，一般的输液管同样也能起到调节速度的作用，而医生用这么昂贵的输液管，事先并没有说明，也没有询问他们是否承受得起。让高女士更加不解的还有，只做了一次心电监护，却有两次收费，护士说：“一个监护心脏，一个监护血压!”可为什么同一台机器在同一时段的工作还要收取两次费用呢？
搞不懂的还很多：交完了心电图的检查费，为什么还要交一个常规检查费？仅仅是输一次液的简单处理，治疗费值50多元吗？只输液几个小时，为什么要收取30多元的床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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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形成激烈冲突，但作为患者家属，如此种种，高女士已对医护人员十分不满。但实际上，收费的项目和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医护人员并没有权力决定收多收少。
“现在的医患矛盾实际上是患者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的一句话说透了不满的本质：不解决根源问题，只靠一次突然而来的非典，医患矛盾不可能真正缓解。非典期间，因全民对抗非典，一个陌生可以致命的疾病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医患矛盾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掩盖，并非消失。
不只一个医院院长为记者算过账：国家对医院实行“断奶”政策，医院的工资支出、医疗设备购买、医院建设等费用都要靠自己的经营收入，“以药养医”是不得已的办法。当一些医护人员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灰色收入就成了补偿机制。 医疗行业改革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改革，使其身为服务业，已经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相脱节，自然不能满足人民对健康日益高涨的需要，也理所当然地会招致群众乃至医务人员自身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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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设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刘女士的婆婆已经是86岁高龄，可除了老年痴呆以外，心、肝、肺等都还很健康。
非典刚过不久，老太太自己一不小心摔成骨折，住进了最负盛名的骨科专科医院。所有的检查做了一个遍，花了数千元钱，却被告知不能手术。
“这么大年纪了，又啥也不懂，还治她干吗？”医护人员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刘女士一家人伤透了心：“这么说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可为什么就不考虑病人家属的感受呢？再说了，住进医院，却不给治疗，这算不算是不负责？!”
患者的结论就这样下来了：医院就是个买气生、买罪受的地方，非典一过，医护人员依然故我，爱搭不理的劲头根本没变!
对这位医护人员的话，北京酒仙桥医院副院长吴增安也认为有欠妥当。但对他们的所为，却表示了同行的理解：“现在医疗服务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做这种高危手术确实有很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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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为医院和医生设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和意外，医生本人或医院就要负担所有赔偿。在这样沉重的压力面前，医生有谁愿意接手疑难重症呢？其实，不光是疑难重症，普通的治疗和手术也都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反应和后果。
吴增安刚刚处理完一名患者因阑尾切除后切口感染要求免除费用的纠纷。阑尾手术虽小，感染率不超过5%。可这样不起眼的数字，落实到一个患者身上，却是百分之百的痛苦。而对于患者认为是合理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接受。
然而，如果有一个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障，不仅大多数医生心里有底了，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大夫，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即可。“这样，医患矛盾就会减少许多。”在吴增安看来，建立这样的机制，医院和大夫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此外，如果某位医生的赔付额总是居高不下，要么他所缴的保费上涨，要么保险公司不再给他承保，这对医生的医疗质量也同样是一种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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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医生和患者如果能换位思考，这个沟壑也并非无法跨越。作为一家非典定点医院，中铁建总医院6月底刚刚恢复接诊。尽管是一名骨科医生，安医生也同样曾经战斗在非典一线：“那时候，非典病人们真的很可怜，充满对未来的恐惧，有的三十几岁的大男人也是整天哭。就不由得在治疗之余，尽量多给他们一些关怀和帮助。”非典，让安医生深刻地领会到，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实际上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如果能够帮他一把，可能会记你一辈子。而这个帮助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一句话，一个笑脸，可能就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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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过后，李女士同往常一样到北大妇儿医院看病。本来挂了上午的专家号，却因为人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因此要多等候一个小时的李女士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抱怨起来。因为她看见了，整整一上午，医生都没有离开板凳，没有喝上一口水，也没有去一趟厕所，一直到12时多才吃上饭。“在我之前，这个医生已经看了20多个人，等的时候希望她快点看，可轮到自己了，还是想她能看细一点。”
多次体会当病人的不容易，李女士终于也认识到了医生的不容易。对此，曾带着几百人的医疗队伍冲上抗击非典前线的周生来说，非典时期医患之间存在的和谐如鱼水的关系其积极意义在于，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医生和患者对立甚至对抗的情况。它让老百姓认识到，医生原来不是所谓的“白狼”，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有些医生甚至因感染上非典对患者有了更多的理解。周院长认为，非典让人们换位思考，给了重塑社会信任机制一个契机。
一位在电话中为医护人员激烈争辩的医生最终与记者达成了共识：社会的确在某些方面对医疗队伍存有偏见，但医护人员中也有对自己的服务性位置认识不够准确的倾向。
毕竟，医生和患者之间，不是老鼠与猫的天敌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