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研应创新思路
张德英(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我们从事每一种工作，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的，其次应当使用与之相宜的方法。同理，搞中医科研，也必须首先明确目的，即发展中医；其次，应当明确方法或路径。如果目的不明确，就可能做无用功；如果工作方法不当，则事倍而功半；如果科研路径偏斜或错误，不仅徒劳往返，还恐误入歧途。反思以往的一些中医科研工作，确实存在着路径不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对此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找准今后的方向，就会为将来的中医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医科研存在的问题
1.生搬硬套，以西律中。我们常说，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在实践中，有人常常忽略这一点。譬如：在病因方面，对于某种具体的疾病来说，西医有病菌、病毒等单一的病因，而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外邪，更主要的、更看重的是具体患者的身体状况，更强调的是其内因。我们的不少中医科研，恰恰把内因轻视乃至忽略了。所以，某中药“杀灭某某病毒(病菌)”之类的科研结论，在别人运用的时候，自然常常大打折扣。在诊断方面，西医较重视体征，即医生之所见；而中医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因而比西医更加重视病人的主诉，即病人的感觉。在许多情况下，中医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疗某某病，倒不如说是在调治这个人。所以，“某某方剂治疗西医的某某疾病”之类的科研结论，一旦他人运用，便时有失灵之感。在科研实验对象的选用上，由于西医建立在脏器、组织、细胞等精确的实体结构基础之上，故常选用动物做实验对象，使用实验药物作用于动物的这些实体结构，以观察该药物引发的变化，从而确定其疗效和毒副作用。而中医对人体的观察，看重的常常不是这些实体结构，而大多是一些功能及信息，其结构也常常是一种理论模型，以此确定的众多疾病的证候中蕴涵了复杂的社会、精神因素。而建立在实体结构基础上，人为的、单一的因素所造的动物证候模型，大多忽略了疾病的社会、精神、人文因素，故这些“动物的证候”不能代表“人的证候”。在科研方法上，西医崇尚精确、清晰，而中医则清晰与模糊并重，精确与混沌同用。若单纯强调精确与清晰，企图将“纳呆、口苦、痰多”等等，都予以数字化的精确表述；企图将中医的证候都予以准确的组织结构定位，乃至于最终以西医的病名代替中医的证候，这不仅做不到，还可能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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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忽略整体，以偏概全。中医看待疾病，着眼于整体，所论之证候常常涉及全身多脏器、多组织。而使用现有的西医检测手段进行诊察，或许有所异常，或许未见病变，但无论如何，用西医的检测所得，来囊括所有中医的证候，或囊括某一中医证候的所有内涵的想法，在现代是无法实现的。就是说，用现有的西医理论，还远不能涵盖内容深广的中医理论，用西医理论去“规范”、“代替”中医理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一讲肾虚，就将眼盯住西医的肾脏，或把它等同于某些激素的变化，则难免会出现认识误区。因为中医的肾虚未必都有肾脏的病变，也未必都有激索的异常。且证候的形成，常常由体内和体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致，但我们在建立“证候模型”的时候，却理想性地把一个本来是很复杂的证候简单化，把一个内外多方面综合性的病因单一化(而且多为外在因素)，这样的“模型”，与中医的证候原型相比，在发病的机理上已经出现巨大误差。再加上认定所造“证候模型”与原证候一致的依据，通常是罗列若干与原证候相同的症状表现，而对于脉象、舌象这些对中医辨证十分重要的内容，却通常缺少记录或因无法得到而缺如。所以，将这样的“动物症状集合”来表示“病人的证候”，如同以骨骼标本代替病人一样，未免失于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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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某些中医科研由于路径和方法不够明确，或照搬西医的套路，所以难以得出对中医的发展提高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中医科研应怎样搞
1.中医科研的目标
众所周知，科研是为了使中医进步和提高。但中医的进步和提高，不在于将它的术语和内容换成西医的语言(尽管西医的语言是通俗的)。如果说，两个医学之间，确实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地方的话，搞一些这样的“翻译”，对中医的普及或许有些意义。但这并不等于中医的提高。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医和西医的名词术语(包括完全同名的名词术语)，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词义的交叉”，而不是“词义的重合”(还有的是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关于这一点，请那些疾呼“与国际(西医)接轨”的学者务必注意。那么，什么是中医的提高呢?笔者认为：中医的提高主要应表现在它效用的增强上。譬如：在中医理论方面，对以往理论中的错误进行纠正，或对其尚未发现的内涵作深入发掘，或拓宽其应用范围，或揭示其对现代医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临床治疗方面，使中医治疗的疾病谱更广，或使某些疾病的疗效更高，或对流行病找到容易掌握的基本治疗思路，或对疑难病的治疗有所突破，或为现代病找到处理和治疗的套路、原则，或对世界各国的地域性疾病的治疗取得满意的效果。在保健方面，不仅对我国不同地域的民众，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养生保健提出有效的方略。另外，让中医这种科学的新理念渗透到其他学科，发挥中医的启迪指导作用，促进其他学科的进步。以上所列举，都是中医的提高，都应属于中医的科研成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提高效用，不完全是满足于眼下的实用，也不局限于获取点点滴滴的治疗经验或取得零零星星的治疗效果。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将这些经验和效果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系统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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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科研的模式
真正的科研成果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而科研模式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应当说，只要属于中医的科研成果，不管它事先是否立项，都应当得到承认，都可以给予资助和奖励。研究者可以事先申报科研项目，也可以在完成后申请鉴定其成果。不仅如此，为免于漏“宝”，我们还应多注意发现和搜集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上的中医科研成果。其次，研究的方法在符合中医的基本发展规律和体现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多套路、多方法。比如：科研成果可以是文献研究，可以是考古发现，可以是民间挖掘，可以是临床实践探索，更可以是临床和基础的一体化研究。这样的科研未必都要有西医科研设计那样的格式，未必都要经过实验室或动物的实验。因为比起动物的实验来，临床上的、人体上的验证更具有可靠性，更应得到我们的认可。最后，科研成果的鉴定，应能得到中医同道们广泛的认同。暂时难以确定对否的科研结论，可由行政主管部门选定临床实验基地进行临床检验，这样的基地应有多个，以确保检验的广泛和公正。
综观中医的发展史，几千年来，中医师们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不过，这些科研既没有挂上正式的科研标牌，也没有指望得到哪个人的奖赏。但每一个杰出的医家都对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今天，我们有了政府的多方支持，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优越条件，我们理应充分利用之，以引导和促使中医师们及中医科技、教育人员，多出真正的中医科研之果；我们更应正确使用之，让当代的张仲景们切实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中医的辉煌将不再是一个愿望和口号，她将在一个不太远的将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百拇医药
我们从事每一种工作，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的，其次应当使用与之相宜的方法。同理，搞中医科研，也必须首先明确目的，即发展中医；其次，应当明确方法或路径。如果目的不明确，就可能做无用功；如果工作方法不当，则事倍而功半；如果科研路径偏斜或错误，不仅徒劳往返，还恐误入歧途。反思以往的一些中医科研工作，确实存在着路径不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对此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找准今后的方向，就会为将来的中医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医科研存在的问题
1.生搬硬套，以西律中。我们常说，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在实践中，有人常常忽略这一点。譬如：在病因方面，对于某种具体的疾病来说，西医有病菌、病毒等单一的病因，而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外邪，更主要的、更看重的是具体患者的身体状况，更强调的是其内因。我们的不少中医科研，恰恰把内因轻视乃至忽略了。所以，某中药“杀灭某某病毒(病菌)”之类的科研结论，在别人运用的时候，自然常常大打折扣。在诊断方面，西医较重视体征，即医生之所见；而中医认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因而比西医更加重视病人的主诉，即病人的感觉。在许多情况下，中医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疗某某病，倒不如说是在调治这个人。所以，“某某方剂治疗西医的某某疾病”之类的科研结论，一旦他人运用，便时有失灵之感。在科研实验对象的选用上，由于西医建立在脏器、组织、细胞等精确的实体结构基础之上，故常选用动物做实验对象，使用实验药物作用于动物的这些实体结构，以观察该药物引发的变化，从而确定其疗效和毒副作用。而中医对人体的观察，看重的常常不是这些实体结构，而大多是一些功能及信息，其结构也常常是一种理论模型，以此确定的众多疾病的证候中蕴涵了复杂的社会、精神因素。而建立在实体结构基础上，人为的、单一的因素所造的动物证候模型，大多忽略了疾病的社会、精神、人文因素，故这些“动物的证候”不能代表“人的证候”。在科研方法上，西医崇尚精确、清晰，而中医则清晰与模糊并重，精确与混沌同用。若单纯强调精确与清晰，企图将“纳呆、口苦、痰多”等等，都予以数字化的精确表述；企图将中医的证候都予以准确的组织结构定位，乃至于最终以西医的病名代替中医的证候，这不仅做不到，还可能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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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忽略整体，以偏概全。中医看待疾病，着眼于整体，所论之证候常常涉及全身多脏器、多组织。而使用现有的西医检测手段进行诊察，或许有所异常，或许未见病变，但无论如何，用西医的检测所得，来囊括所有中医的证候，或囊括某一中医证候的所有内涵的想法，在现代是无法实现的。就是说，用现有的西医理论，还远不能涵盖内容深广的中医理论，用西医理论去“规范”、“代替”中医理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一讲肾虚，就将眼盯住西医的肾脏，或把它等同于某些激素的变化，则难免会出现认识误区。因为中医的肾虚未必都有肾脏的病变，也未必都有激索的异常。且证候的形成，常常由体内和体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致，但我们在建立“证候模型”的时候，却理想性地把一个本来是很复杂的证候简单化，把一个内外多方面综合性的病因单一化(而且多为外在因素)，这样的“模型”，与中医的证候原型相比，在发病的机理上已经出现巨大误差。再加上认定所造“证候模型”与原证候一致的依据，通常是罗列若干与原证候相同的症状表现，而对于脉象、舌象这些对中医辨证十分重要的内容，却通常缺少记录或因无法得到而缺如。所以，将这样的“动物症状集合”来表示“病人的证候”，如同以骨骼标本代替病人一样，未免失于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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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某些中医科研由于路径和方法不够明确，或照搬西医的套路，所以难以得出对中医的发展提高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中医科研应怎样搞
1.中医科研的目标
众所周知，科研是为了使中医进步和提高。但中医的进步和提高，不在于将它的术语和内容换成西医的语言(尽管西医的语言是通俗的)。如果说，两个医学之间，确实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地方的话，搞一些这样的“翻译”，对中医的普及或许有些意义。但这并不等于中医的提高。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医和西医的名词术语(包括完全同名的名词术语)，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词义的交叉”，而不是“词义的重合”(还有的是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关于这一点，请那些疾呼“与国际(西医)接轨”的学者务必注意。那么，什么是中医的提高呢?笔者认为：中医的提高主要应表现在它效用的增强上。譬如：在中医理论方面，对以往理论中的错误进行纠正，或对其尚未发现的内涵作深入发掘，或拓宽其应用范围，或揭示其对现代医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临床治疗方面，使中医治疗的疾病谱更广，或使某些疾病的疗效更高，或对流行病找到容易掌握的基本治疗思路，或对疑难病的治疗有所突破，或为现代病找到处理和治疗的套路、原则，或对世界各国的地域性疾病的治疗取得满意的效果。在保健方面，不仅对我国不同地域的民众，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养生保健提出有效的方略。另外，让中医这种科学的新理念渗透到其他学科，发挥中医的启迪指导作用，促进其他学科的进步。以上所列举，都是中医的提高，都应属于中医的科研成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提高效用，不完全是满足于眼下的实用，也不局限于获取点点滴滴的治疗经验或取得零零星星的治疗效果。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将这些经验和效果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系统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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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科研的模式
真正的科研成果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而科研模式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应当说，只要属于中医的科研成果，不管它事先是否立项，都应当得到承认，都可以给予资助和奖励。研究者可以事先申报科研项目，也可以在完成后申请鉴定其成果。不仅如此，为免于漏“宝”，我们还应多注意发现和搜集出现在各种学术刊物上的中医科研成果。其次，研究的方法在符合中医的基本发展规律和体现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多套路、多方法。比如：科研成果可以是文献研究，可以是考古发现，可以是民间挖掘，可以是临床实践探索，更可以是临床和基础的一体化研究。这样的科研未必都要有西医科研设计那样的格式，未必都要经过实验室或动物的实验。因为比起动物的实验来，临床上的、人体上的验证更具有可靠性，更应得到我们的认可。最后，科研成果的鉴定，应能得到中医同道们广泛的认同。暂时难以确定对否的科研结论，可由行政主管部门选定临床实验基地进行临床检验，这样的基地应有多个，以确保检验的广泛和公正。
综观中医的发展史，几千年来，中医师们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不过，这些科研既没有挂上正式的科研标牌，也没有指望得到哪个人的奖赏。但每一个杰出的医家都对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今天，我们有了政府的多方支持，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优越条件，我们理应充分利用之，以引导和促使中医师们及中医科技、教育人员，多出真正的中医科研之果；我们更应正确使用之，让当代的张仲景们切实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中医的辉煌将不再是一个愿望和口号，她将在一个不太远的将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