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名取号含雅意——名医字号趣谈
20世纪50年代，名医施今墨献出了治疗胃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气管炎、肝硬变等十大验方。后来十大验方中“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气管炎丸”、“感冒丹”被制为成药，每年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文革期间，药盒上印的“名医施今墨处方”被当做“四旧”破掉了，结果外商不买，说是假药，工作人员虽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后来把“名医施今墨处方”重新印上，外商才继续购买。
老百姓看中医吃中药找的是名医，名医的名字就是其名气所在，有时就是一种财富，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一种资源。历史上，有些名医在给自己取字号，或改换名字，以及为书斋、诊室题名时都用心良苦，颇费心思，彰示着一种精神追求，蕴涵了一种雅意，终究不同凡俗，仔细品味，颇有意趣。
施今墨——志在今日医学“绳墨”。施氏祖籍浙江肖山县，父亲清末赴贵州为官，途经贵州生下他，取名施毓黔，意在以出生地取名。施毓黔早年从政，屡遭挫折，后决心弃政从医。1921年自己改名为“今墨”，取意有三：一者“今墨”同“黔”；二是推崇墨子的兼爱，治病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三是立志成为时下医学“绳墨”(即准绳之意)。一名而具三重含义，意蕴深矣。施氏从此专注医学，成为一代名医。
, 百拇医药
裘吉生——遇病化吉，就医皆生。裘氏原名庆元，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前，积极参加革命，同时，刻苦研读医书。辛亥革命后，无意仕进，以“良医等于良相，治国原为治民”为志，并以“遇病化吉，就医皆生”为愿，改名“吉生”。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陪同前往的胡汉民患病，经裘氏诊治，一剂即愈。绍兴文人刘大白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缩去“裘吉生”三字，也算趣话。
蒲辅周——辅助贫困，周济病人。蒲氏少名启宇，三世精医，15岁始继承家学，18岁出师，祖父口授“医乃仁术，济世救人”的教诲，蒲氏遂改名字为“辅周”，取“辅助贫困，周济病人”之意。
肖龙友——从“息翁”到“不息翁”。1928年，旧中国政局动荡，肖龙友先生已经浮沉宦海三十年，其时自觉官场黑暗，动了医隐之念。先生为官之余，钻研医学不止，经常为人治病，已是高手。民国政府南迁后，先生毅然弃官行医，在北京开始了正式行医生涯。为了避免涉政，自号“息翁”，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息园”，并邀请画家齐白石作了一幅《医隐图》，足见其息政心迹。先生医术高超，为北京“四大名医”之首。解放后，先生已年过八旬，他认为共产党拯救了中医事业，深受鼓舞，精神焕发，便将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以示振作。虽然年高体弱，仍坚持医疗工作，热心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大事。1954年，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案设立中医专科大学，被人民政府采纳，于1956年首批成立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此后多数省份也成立了中医学院。后之诸多中医学院学子，应当铭记先生肇始之德。
, 百拇医药
范文甫——古狂生。范氏襟怀坦荡，不拘小节，有古侠士之风，时人称之“范大糊”，先生不以为忤，乐于受之，且自号“古狂生”。诗稿中有“风波万丈寻常事，兀立横流莽丈夫”之句，足见其秉性耿直，不畏权势之品格。某年夏月，“三不将军”张宗昌(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小老婆)因病延范氏诊视，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接阅后，嫌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直言讥笑：“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
曹颖甫——曹憨。曹为伤寒大家，与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俱为沪上医坛硕彦，时人有“喻亮”之比。曹氏一心钻研医学诗文，对世上俗务不惮一顾，如痴若聋。同仁称他为“曹憨”，不以为忤，竟亦自称“曹憨”。门人严苍山有诗咏他“只有诗文医事通，若言世务若痴聋”，实为传神妙笔。
以上是名医字、号数例，再看如何为书斋、诊室起名：
, 百拇医药
汪逢春——泊庐。汪氏亦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生淡泊名利，不尚虚荣。名其书斋曰“泊庐”，意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悬挂。尝谓：“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汪氏在京城行医40年，虽患者盈门，而门前仅挂一小木牌，三寸宽，尺把长，上书“汪逢春医寓”，极尽淡泊意兴。
秦伯未——谦斋。秦氏精于《内经》，著有《读内经记》、《内经类证》等书，人誉“秦内经”。他将自己的书房命为“谦斋”，彰示了谦虚之德，其代表性著作完稿后，几经思量定名为《谦斋医学讲稿》。
干祖望——“冷来阁”，“茧斋”、“六白居”。解放前，干祖望把自己诊所称为“冷来阁”，取意当时政府取缔中医，中医处于冰“冷”之中，随时随地可以“来”一个“搁”浅。他题自己书房为“茧斋”。寓意有三：其一，各种书籍塞满十只特大书橱，再加上散装的书、写字台等，仅容他像蚕蛹一样活动。其二，他著作的书，都加上一个红色标签，四壁有红签者不少，人在室内一如丝绕于蚕蛹身上。其三，取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意。曾自题茧斋诗：“我好涂鸦你吐丝，两般姿态一般痴；累年自缚琅环里，乐仅庐陵太守知”。后来，书房扩大，又改名为“六白居”，意为：白衣战士，白下居民，白发花鬓，白丁黔首，白手起家，白痴处世，昭示了一种白首痴学，甘为布衣的情怀。
谈到此，不禁想起，历史上许多名医都给自己取了充满布衣色彩的字号：清代温病大家薛雪，自号磨剑山人；同为温病大家的王孟英则自称半痴山人；著《时病论》的雷丰，晚年自号侣菊布衣……。“山人”、“布衣”类字号固然反映了名医的自谦美德，更多的则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追求，即保持平民本色，布衣风格。
其实，取个名字不过小事一桩。但这些名医在此等事上也不含糊，酿名取号煞费苦心，如本文例证所举，非要蕴含一种追求、一种精神不可，在些微细事上如此用心，这也许就是名医精神的体现，正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是也。, 百拇医药(张存悌)
老百姓看中医吃中药找的是名医，名医的名字就是其名气所在，有时就是一种财富，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一种资源。历史上，有些名医在给自己取字号，或改换名字，以及为书斋、诊室题名时都用心良苦，颇费心思，彰示着一种精神追求，蕴涵了一种雅意，终究不同凡俗，仔细品味，颇有意趣。
施今墨——志在今日医学“绳墨”。施氏祖籍浙江肖山县，父亲清末赴贵州为官，途经贵州生下他，取名施毓黔，意在以出生地取名。施毓黔早年从政，屡遭挫折，后决心弃政从医。1921年自己改名为“今墨”，取意有三：一者“今墨”同“黔”；二是推崇墨子的兼爱，治病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三是立志成为时下医学“绳墨”(即准绳之意)。一名而具三重含义，意蕴深矣。施氏从此专注医学，成为一代名医。
, 百拇医药
裘吉生——遇病化吉，就医皆生。裘氏原名庆元，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前，积极参加革命，同时，刻苦研读医书。辛亥革命后，无意仕进，以“良医等于良相，治国原为治民”为志，并以“遇病化吉，就医皆生”为愿，改名“吉生”。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陪同前往的胡汉民患病，经裘氏诊治，一剂即愈。绍兴文人刘大白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缩去“裘吉生”三字，也算趣话。
蒲辅周——辅助贫困，周济病人。蒲氏少名启宇，三世精医，15岁始继承家学，18岁出师，祖父口授“医乃仁术，济世救人”的教诲，蒲氏遂改名字为“辅周”，取“辅助贫困，周济病人”之意。
肖龙友——从“息翁”到“不息翁”。1928年，旧中国政局动荡，肖龙友先生已经浮沉宦海三十年，其时自觉官场黑暗，动了医隐之念。先生为官之余，钻研医学不止，经常为人治病，已是高手。民国政府南迁后，先生毅然弃官行医，在北京开始了正式行医生涯。为了避免涉政，自号“息翁”，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息园”，并邀请画家齐白石作了一幅《医隐图》，足见其息政心迹。先生医术高超，为北京“四大名医”之首。解放后，先生已年过八旬，他认为共产党拯救了中医事业，深受鼓舞，精神焕发，便将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以示振作。虽然年高体弱，仍坚持医疗工作，热心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大事。1954年，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案设立中医专科大学，被人民政府采纳，于1956年首批成立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此后多数省份也成立了中医学院。后之诸多中医学院学子，应当铭记先生肇始之德。
, 百拇医药
范文甫——古狂生。范氏襟怀坦荡，不拘小节，有古侠士之风，时人称之“范大糊”，先生不以为忤，乐于受之，且自号“古狂生”。诗稿中有“风波万丈寻常事，兀立横流莽丈夫”之句，足见其秉性耿直，不畏权势之品格。某年夏月，“三不将军”张宗昌(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小老婆)因病延范氏诊视，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接阅后，嫌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直言讥笑：“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
曹颖甫——曹憨。曹为伤寒大家，与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俱为沪上医坛硕彦，时人有“喻亮”之比。曹氏一心钻研医学诗文，对世上俗务不惮一顾，如痴若聋。同仁称他为“曹憨”，不以为忤，竟亦自称“曹憨”。门人严苍山有诗咏他“只有诗文医事通，若言世务若痴聋”，实为传神妙笔。
以上是名医字、号数例，再看如何为书斋、诊室起名：
, 百拇医药
汪逢春——泊庐。汪氏亦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生淡泊名利，不尚虚荣。名其书斋曰“泊庐”，意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悬挂。尝谓：“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汪氏在京城行医40年，虽患者盈门，而门前仅挂一小木牌，三寸宽，尺把长，上书“汪逢春医寓”，极尽淡泊意兴。
秦伯未——谦斋。秦氏精于《内经》，著有《读内经记》、《内经类证》等书，人誉“秦内经”。他将自己的书房命为“谦斋”，彰示了谦虚之德，其代表性著作完稿后，几经思量定名为《谦斋医学讲稿》。
干祖望——“冷来阁”，“茧斋”、“六白居”。解放前，干祖望把自己诊所称为“冷来阁”，取意当时政府取缔中医，中医处于冰“冷”之中，随时随地可以“来”一个“搁”浅。他题自己书房为“茧斋”。寓意有三：其一，各种书籍塞满十只特大书橱，再加上散装的书、写字台等，仅容他像蚕蛹一样活动。其二，他著作的书，都加上一个红色标签，四壁有红签者不少，人在室内一如丝绕于蚕蛹身上。其三，取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意。曾自题茧斋诗：“我好涂鸦你吐丝，两般姿态一般痴；累年自缚琅环里，乐仅庐陵太守知”。后来，书房扩大，又改名为“六白居”，意为：白衣战士，白下居民，白发花鬓，白丁黔首，白手起家，白痴处世，昭示了一种白首痴学，甘为布衣的情怀。
谈到此，不禁想起，历史上许多名医都给自己取了充满布衣色彩的字号：清代温病大家薛雪，自号磨剑山人；同为温病大家的王孟英则自称半痴山人；著《时病论》的雷丰，晚年自号侣菊布衣……。“山人”、“布衣”类字号固然反映了名医的自谦美德，更多的则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追求，即保持平民本色，布衣风格。
其实，取个名字不过小事一桩。但这些名医在此等事上也不含糊，酿名取号煞费苦心，如本文例证所举，非要蕴含一种追求、一种精神不可，在些微细事上如此用心，这也许就是名医精神的体现，正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是也。, 百拇医药(张存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