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科学的”？
江 怡
江怡 男，1961年出生，祖籍四川。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英美哲学、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等。主要代表作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维特根斯坦传》(1997)、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1998)等。另有论文百余篇。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似乎起到了某种“救世主”的作用：一切行为必须用科学加以说明才能获得合法性，一切现象只有用科学来解释才具有说服力，一切知识也只有在打上了“科学的”旗号之后才变成可以接受的。而这种“科学拜物教”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科学的常识性认识，即认为科学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是从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经验事实中严格推导出来的，因此科学知识是客观可靠的，它们是被证明为普遍有效的知识。这种常识的科学观是由西方人最初提出的，但却不是仅仅为西方人所拥有，而是整个现代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认识。但这种常识的科学观在20世纪中叶却遭到了西方哲学家们的怀疑和批判，并由此提出了对科学的性质、任务以及科学进步的全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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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体系必须具有可以用于指导观察和实验的基本概念和规则时，才可被称作是“科学的”
常识的科学观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即认为科学应当始于观察并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证实。前一种理论被称作“归纳主义”，后一种被称作“证实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科学观的两个方面，但在常识的科学观中，这两者却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归纳主义强调的是从观察经验出发，根据归纳推理，从关于有限的事实的单称命题中，推出关于在种类上或某些性质上与这些事实相似的一切事实的全称命题，这种命题被叫做“普遍规律”；而证实主义则是用经验的证实方法，主要是通过经验观察和实验，去证明这些全称命题或普遍规律的有效性。这符合我们通过日常经验获得的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感性经验，而要得到普遍的知识或规律，就只能从这些有限的经验出发，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实验，运用可靠的归纳推理，形成对某种经验现象或对象的普通认识。
但问题是，这样的归纳推理真的可靠吗？我们如何能够从个别的事实判断推出普遍的科学规律？通常认为，这需要拥有大量的能够形成概括基础的观察陈述，同时，这样的观察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可以重复，而且没有任何公认的观察陈述与所推导出来的普遍规律发生冲突。但是，形成普遍规律所需要的观察陈述的数量问题，必然导致科学理论的不完备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样的数量可以是无限的；而且，可以重复的观察并不是形成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而是验证知识的充分条件；同样，出现了与普通规律相矛盾的观察陈述并没有证明这样的普通规律是不科学的，也无法证明这样的观察陈述是应当被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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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主义的这种推理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其一，正确的逻辑论证应当具有必然推出的性质，就是说，如果论证的前提是真的，那么从这种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就必然是真的。但归纳推理却不具有这种必然推出的性质，因为从归纳推理的前提为真，并不能保证得到的结论必然为真。例如，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保证“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为真，因为我们完全可能发现存在黑色的天鹅。这样，我们就会从真的前提推出假的结论。其二，从所有的观察经验中得到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归纳推理是可靠的，因为这样的推理过程是循环的，就是说，归纳推理运用的正是其正确性应当需要证明的那种归纳论证。例如，我们不能从“这个座钟前天报时了”、“这个座钟昨天报时了”或“这个座钟今天报时了”等这样一些观察陈述推出“这个座钟每天报时”这样一个全称陈述。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归纳来证明归纳。这就是西方哲学中的“归纳问题”。
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归纳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认为，一切经验观察都依赖于表达这个观察陈述的理论，理论是观察陈述的前提，理论指导着观察和实验。科学不是始于盲目的经验观察，也不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到普遍的规律，而是始于带有研究目的的理论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理论先于观察，而不是相反。这说明了，一种理论体系只有当具备了可以用于指导观察和实验的基本概念和规则时，才可以被称作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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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知识只有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得到逻辑有效性的证明，才真正具有“科学的”特征
常识的科学观的一个基本观念认为，科学是经过证明了的知识，所以它是客观的、可靠的。这就使得人们把一切经过经验证实的知识都看作是科学的，并作为论证某种知识体系具有科学性的有力根据。但是这种观念在当代西方却遭到了质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我们可以得到经过证明的知识，但却可能是通过偶然的方式，就是说，这种知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证明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方式：逻辑的证明和经验的证明。逻辑的证明是指符合逻辑要求或不违反逻辑要求而得到有效性的证明；经验的证明是指经过经验检验而得到实在性的证明。常识科学观理解的“证明”主要是指经验的证明。根据这种理解，只有经过经验证实的信念才是真的，或者说，只要是经过经验证明为有效的信念就可以看作是真正的知识。但这种认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已经知道，从有限的经验观察陈述中无法合理地推出具有普通有效性的命题，因为经验证实的只能是关于具体事实或事物的单称陈述，无法用经验观察去直接证实关于普遍规律的全称陈述，但一切被称作客观可靠的知识都被看作是普遍有效的。第二，对一个信念的经验证实不是可以最终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渐证实的过程。因而，单凭经验证实，甚至无法最终确定一个单称陈述是否为真。这说明，经过了经验证实或得到了证明的信念或陈述，并不必然具有知识的性质；一切知识只有经过了逻辑的证明，就是说，只有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得到逻辑有效性的证明，才真正具有科学的特征。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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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访谈
记者：科学的多元化是由什么决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何联系？
刘长林：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科学知识体系和相应的认识方法取决于认识对象属于哪一种运动形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建立何种何样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而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而认识主体的选择性，则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主客关系的多种选择又决定了由此形成的文化与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元发展的。主客体建立何种关系，与民族或地域的、传统或新潮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审美情趣、道德判断、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自然科学必然深深地受着人文科学的影响，这两大门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沟连。
记者：西方传统科学能否作为衡量中医科学性的标准？
刘长林：科学方法应当为科学认识服务，并从属于科学的认知目标。因此，以是否采取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断是不是科学，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古今中外，人类的认识有一个通病，就是无论什么主张或理论，如果取得了成功，它的效能就会被夸大而做不适当的推广。西方自近代以来，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特征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突出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糊涂观念，似乎任何科学活动都必须与探索简单性的方法捆绑在一起，谁不采用这些方法，谁就不是科学。如用实验室中边界条件能够严格控制的试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去检验一切，甚至还有人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将科学活动的某些非本质特征当作本质特征，以某一特殊领域和层面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和束缚所有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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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已有的探索简单性为主的近代科学和科学哲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甚至宣扬近代科学体系“凡是论”，处处从定义出发，而不是把能否获得理论形态的正确认识作为科学的标准，其结果必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上是把科学史上某一阶段的科学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这样做，必定否认中国传统科学的存在与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以西方传统科学作为衡量中医科学性的标准，中医面临的必然是被否定、被毁灭的命运。
现在，人类已面临大量复杂性、非线性自然现象和一些小概率事件，实践对既有的科学理论正提出尖锐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将任何科学体系绝对化，只能是作茧自缚。反省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对相对论、控制论、基因遗传学的所谓理论批判；沉思我国科学原创性的薄弱，再联系一些人对中国传统科学的蔑视，我们不得不呼吁，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的惟一标准。
记者：有人说，中医和西医既然都是研究人体的，如果二者都揭示了人体生命规律，那么二者肯定会在一定发展阶段融为一体，出现一个统一的理论，即达到中西医真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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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对中西医学两个学科体系的来源认识不清。物质世界是复杂的，其复杂性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等的复杂程度和不同特点，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同一物质运动领域，或同一运动形式，也有无限多的层面，因而对其认识也是无限的。
既要承认同一认识对象(领域)在层面性和可能性上是无限的；同时也要承认，认识主体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和认识方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出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不同的认知方法。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能够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记者：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但是西医也有整体观，二者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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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我们知道。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和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即使是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通过分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
中医理论尽管具有朴素性的特点，但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存在着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把握的是人身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主要特征(并非不考虑空间)的自然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B18, http://www.100md.com
江怡 男，1961年出生，祖籍四川。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英美哲学、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等。主要代表作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维特根斯坦传》(1997)、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1998)等。另有论文百余篇。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似乎起到了某种“救世主”的作用：一切行为必须用科学加以说明才能获得合法性，一切现象只有用科学来解释才具有说服力，一切知识也只有在打上了“科学的”旗号之后才变成可以接受的。而这种“科学拜物教”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科学的常识性认识，即认为科学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是从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经验事实中严格推导出来的，因此科学知识是客观可靠的，它们是被证明为普遍有效的知识。这种常识的科学观是由西方人最初提出的，但却不是仅仅为西方人所拥有，而是整个现代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认识。但这种常识的科学观在20世纪中叶却遭到了西方哲学家们的怀疑和批判，并由此提出了对科学的性质、任务以及科学进步的全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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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体系必须具有可以用于指导观察和实验的基本概念和规则时，才可被称作是“科学的”
常识的科学观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基础，即认为科学应当始于观察并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证实。前一种理论被称作“归纳主义”，后一种被称作“证实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科学观的两个方面，但在常识的科学观中，这两者却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归纳主义强调的是从观察经验出发，根据归纳推理，从关于有限的事实的单称命题中，推出关于在种类上或某些性质上与这些事实相似的一切事实的全称命题，这种命题被叫做“普遍规律”；而证实主义则是用经验的证实方法，主要是通过经验观察和实验，去证明这些全称命题或普遍规律的有效性。这符合我们通过日常经验获得的对科学概念的理解。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感性经验，而要得到普遍的知识或规律，就只能从这些有限的经验出发，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实验，运用可靠的归纳推理，形成对某种经验现象或对象的普通认识。
但问题是，这样的归纳推理真的可靠吗？我们如何能够从个别的事实判断推出普遍的科学规律？通常认为，这需要拥有大量的能够形成概括基础的观察陈述，同时，这样的观察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可以重复，而且没有任何公认的观察陈述与所推导出来的普遍规律发生冲突。但是，形成普遍规律所需要的观察陈述的数量问题，必然导致科学理论的不完备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样的数量可以是无限的；而且，可以重复的观察并不是形成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而是验证知识的充分条件；同样，出现了与普通规律相矛盾的观察陈述并没有证明这样的普通规律是不科学的，也无法证明这样的观察陈述是应当被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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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主义的这种推理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其一，正确的逻辑论证应当具有必然推出的性质，就是说，如果论证的前提是真的，那么从这种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就必然是真的。但归纳推理却不具有这种必然推出的性质，因为从归纳推理的前提为真，并不能保证得到的结论必然为真。例如，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保证“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为真，因为我们完全可能发现存在黑色的天鹅。这样，我们就会从真的前提推出假的结论。其二，从所有的观察经验中得到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归纳推理是可靠的，因为这样的推理过程是循环的，就是说，归纳推理运用的正是其正确性应当需要证明的那种归纳论证。例如，我们不能从“这个座钟前天报时了”、“这个座钟昨天报时了”或“这个座钟今天报时了”等这样一些观察陈述推出“这个座钟每天报时”这样一个全称陈述。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归纳来证明归纳。这就是西方哲学中的“归纳问题”。
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归纳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认为，一切经验观察都依赖于表达这个观察陈述的理论，理论是观察陈述的前提，理论指导着观察和实验。科学不是始于盲目的经验观察，也不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到普遍的规律，而是始于带有研究目的的理论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理论先于观察，而不是相反。这说明了，一种理论体系只有当具备了可以用于指导观察和实验的基本概念和规则时，才可以被称作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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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知识只有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得到逻辑有效性的证明，才真正具有“科学的”特征
常识的科学观的一个基本观念认为，科学是经过证明了的知识，所以它是客观的、可靠的。这就使得人们把一切经过经验证实的知识都看作是科学的，并作为论证某种知识体系具有科学性的有力根据。但是这种观念在当代西方却遭到了质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我们可以得到经过证明的知识，但却可能是通过偶然的方式，就是说，这种知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证明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方式：逻辑的证明和经验的证明。逻辑的证明是指符合逻辑要求或不违反逻辑要求而得到有效性的证明；经验的证明是指经过经验检验而得到实在性的证明。常识科学观理解的“证明”主要是指经验的证明。根据这种理解，只有经过经验证实的信念才是真的，或者说，只要是经过经验证明为有效的信念就可以看作是真正的知识。但这种认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已经知道，从有限的经验观察陈述中无法合理地推出具有普通有效性的命题，因为经验证实的只能是关于具体事实或事物的单称陈述，无法用经验观察去直接证实关于普遍规律的全称陈述，但一切被称作客观可靠的知识都被看作是普遍有效的。第二，对一个信念的经验证实不是可以最终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渐证实的过程。因而，单凭经验证实，甚至无法最终确定一个单称陈述是否为真。这说明，经过了经验证实或得到了证明的信念或陈述，并不必然具有知识的性质；一切知识只有经过了逻辑的证明，就是说，只有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得到逻辑有效性的证明，才真正具有科学的特征。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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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科学的多元化是由什么决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何联系？
刘长林：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科学知识体系和相应的认识方法取决于认识对象属于哪一种运动形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建立何种何样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而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而认识主体的选择性，则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主客关系的多种选择又决定了由此形成的文化与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元发展的。主客体建立何种关系，与民族或地域的、传统或新潮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审美情趣、道德判断、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自然科学必然深深地受着人文科学的影响，这两大门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沟连。
记者：西方传统科学能否作为衡量中医科学性的标准？
刘长林：科学方法应当为科学认识服务，并从属于科学的认知目标。因此，以是否采取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断是不是科学，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古今中外，人类的认识有一个通病，就是无论什么主张或理论，如果取得了成功，它的效能就会被夸大而做不适当的推广。西方自近代以来，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特征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突出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糊涂观念，似乎任何科学活动都必须与探索简单性的方法捆绑在一起，谁不采用这些方法，谁就不是科学。如用实验室中边界条件能够严格控制的试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去检验一切，甚至还有人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将科学活动的某些非本质特征当作本质特征，以某一特殊领域和层面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和束缚所有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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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类已面临大量复杂性、非线性自然现象和一些小概率事件，实践对既有的科学理论正提出尖锐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将任何科学体系绝对化，只能是作茧自缚。反省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对相对论、控制论、基因遗传学的所谓理论批判；沉思我国科学原创性的薄弱，再联系一些人对中国传统科学的蔑视，我们不得不呼吁，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的惟一标准。
记者：有人说，中医和西医既然都是研究人体的，如果二者都揭示了人体生命规律，那么二者肯定会在一定发展阶段融为一体，出现一个统一的理论，即达到中西医真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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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对中西医学两个学科体系的来源认识不清。物质世界是复杂的，其复杂性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等的复杂程度和不同特点，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同一物质运动领域，或同一运动形式，也有无限多的层面，因而对其认识也是无限的。
既要承认同一认识对象(领域)在层面性和可能性上是无限的；同时也要承认，认识主体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和认识方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出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不同的认知方法。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能够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那种认为对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记者：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但是西医也有整体观，二者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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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我们知道。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和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即使是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通过分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
中医理论尽管具有朴素性的特点，但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存在着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把握的是人身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主要特征(并非不考虑空间)的自然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B18,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