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算不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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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上，向来有“爱与死是永恒主题”的说法；“死”无疑是人类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但从本书中可以知道，对于何谓死亡，人类竟还没有一个真正明确的概念。然而，由古代文明到今日的新科技，人类始终在认真地探索着，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显示了文明的发展。
原始文明：不相信死者已死
我们向来认为，生命将终结于某一个时间点，也许是一个瞬间。从历史的角度看，“死亡瞬间”是个很西方化的概念。虽然这是个普遍的观点，但普遍熟悉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正确的。由于西方发展的某些新科技，现在，人们甚至认为，死亡瞬间的概念并不存在稳固的基础。
为分析这些观点，我们将简单浏览一下古代文明对待人类死亡的看法，然后再回到西方科技和我们的定义上来。
许多古老文化都认为，并不只存在一个死亡瞬间，而是存在着一段过渡的时间。也许这个观点的最原始的例证发生在埃及，我们对其文化的了解大多是通过他们的葬礼得到的。据说，他们认为，死后上升成神，对所有人都是可能的，只是比较艰难。只有经过一段漫长、危险的奋斗，才能进入上帝的领地。活着的人们要在这段路途中帮助死去的灵魂，就必须保存好尸体并有好的配备。这个观点使木乃伊大众化，并使葬礼变得讲究起来。在旅途中需要的各种东西的象征物，就都被放在了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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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中许多社会特点都源自古埃及，但没有那么精细。许多精心准备的环节遗失了，尸体通常只用水或酒精擦洗，然后用香水施临终涂油礼。也许还会有送葬队(雇用专业人员声嘶力竭地哀号)，但尸体不会放进像金字塔这样精心准备的地方。在仪式方面，整个古代时期不时地发生着变化，这些仪式甚至还作为法律编入罗马法典中。
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的时刻是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个人灵魂的精神价值在死亡的那个瞬间能完全体现出来。为保证经过前文提到的类似的旅程，他们也会举行某些仪式。比如，在人尸体的周围点起蜡烛，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特别脆弱，经不起魔鬼的攻击，而众所周知魔鬼害怕光亮。在葬礼上敲钟的目的则是吓走那些同样烦人的精灵们。
某些原始文明在人刚“死”的时候不埋葬死者，其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即使在20世纪，许多族群还认为真正离开人世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花费不同长度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协助。一些民族以天来计算这个过程。马来西亚有一个土著部落甚至相信这个过程需要2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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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两个相反的医案
在历史进程中，对死亡瞬间的存在和意义的了解十分模糊。关于死亡的标准，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让我们看看发生在相距遥远的两个国家的两个相反的例子——
第一件事发生在美国。当时有两个医生正面面相觑：“那么，我们做还是不做？”这两个医生看着呼吸器上的患者——布鲁斯·塔克。这是一个56岁的劳动者，由于头部受到重伤无法说话，被裹在床单中。他身体中其他所有器官都十分正常，只有大脑电波图是条横线(就是说测不到他的脑电波)。在还没有完全肯定布鲁斯·塔克死亡时，有人把呼吸器的电源关闭了。
他的身体仍躺在床上。五分钟后，呼吸器又被打开了，这次是为维持他的器官运作。移植外科医生被叫来了，同一天布鲁斯的心脏就被移入了另一个人的体内。他的肾脏也被移植了。在布鲁斯死的时候器官移植还是个新兴事业，捐献器官是布鲁斯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壮举，这一举动高尚而且完全正确。只要大家都确定布鲁斯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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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确定这一点。他的兄弟就不相信，还愤怒地提出异议并上诉法庭。他指责移植医生“有计划并恶毒地阴谋使用布鲁斯·塔克的心脏，关闭辅助生命的机器，加速了他的死亡”。虽然就连一个神经学家也无法发现任何脑电波存在，这个案子还是上法庭了。
让活着的塔克失望而又愤怒的是，法庭站在了医生的一边。一位移植医生说，这个决定使“法律与现代医学一贯的原则一致，脑死亡就是惟一的死亡”。
被医学科技带入20世纪的所有道德观念中，生命和死亡也许是其中最痛苦的话题。布鲁斯·塔克的案例是个里程碑，为最终定义人类死亡时人脑的作用树立了一个先例。然而，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角度看，这个案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问题是，人类也是多细胞的生物，就像白蚁和鞭毛虫一样。人体中一些细胞系统能在其他细胞系统失灵时继续正常运作。大脑死了心脏仍能继续跳动，心脏中的组织即使被移到体外也能寻找到跳动的节奏。人类是由若干个体细胞组成的，那么我们要用哪些细胞为死亡瞬间下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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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与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例子——挪威的一个小男孩有关。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他的事件对“死亡瞬间”观念的负面的影响力。
一个溜冰的挪威少年掉入河中，头撞到了冰层。直到十多分钟后才有人注意到他。因为时间的耽搁，连后来赶到的医学专家们也觉得来不及了，男孩没有脉搏，没有呼吸。本来这个故事可能会就此结束，作为典型的挪威冬季里发生的又一次伤亡事故。但是却出现了两个生物学奇迹。
溜冰少年被火速送往医院，并进行了紧急大手术。药物注射，输血，全部的科技手段都用在了救援行动中。让医生大为吃惊的是，第一个奇迹出现了，少年体内一些关键部位自动复苏了，一个心跳曲线突然出现在监视器上，而且他自己也开始呼吸了。结果，这却只是个暂时的奇迹，因为很快少年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其程度已经深到脑电图描记器上没有脑电波显示了。一个临床医生失望地评价说，男孩已经丧失脑功能了。
即便如此，医学专家们仍用仪器支撑着他的生命，因为他的脑电波还是忽有忽无。这种可怕的平静状态持续了五周，这时第二个“奇迹”出现了。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少年的大脑突然又开始活动了。医生测到了他大脑中的电波活动，甚至还观察到了轻微但真实的运动。这些功能开始运作了，其活动表明少年不会再昏迷了。很快他就苏醒了，而且身体也一天天地越来越好了。他恢复的速度很快，仅用了六个月便能回到家中，而且表面几乎看不出曾受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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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生的话说，少年从几乎不可逆转的大脑功能丧失的状况中活了过来。用牧师的话说，少年是从死神那里回来了。
关于脑电波：有趣的模糊概念
这次事件，提出了一个自人们将脑电波和死亡联系起来后一直存在的问题：这种联系有根据吗？
这个问题好像要追溯到1968年，当时哈佛大学的一群医生编写了定义人类死亡的法律标准。他们的表述基本上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患者的脑电图描记器必须有24个小时为横线；
(2)一段时间后就要再次检查脑电图描记器；
(3)如果前两条中的脑电图描记器都显示为没有活动，就可以宣布该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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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个“脑死亡”患者经历复苏后只能维持植物人生活，也就是患者陷入无法改变的昏迷状态。这样的患者也可以说是已经死亡了。
——而挪威男孩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定义有问题。
事实上，这些原则的正确性不仅在对复苏患者的观察中被质疑，也经历了新科技的挑战。这个标准发表后几年，在加州工作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研制出一种比当时的脑电图描记器敏感好几倍的仪器。当时的大多数仪器都只能检测人头皮表层的大脑活动，而这款新仪器则可以检测深入脑内的脑褶和脑内曲折的活动。
对这台仪器进行现场实验时，得到了惊人的发现。在一次试验中，有26个人在用新仪器检测头部时被重新划定为活人。这些人中有几个确实苏醒了，就像那个挪威少年一样，几乎没露出什么脑损伤的痕迹。这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在使用旧仪器时丧失了生命？最令人吃惊的是死亡定义的弹性居然如此之大，只是应用新科技它就很容易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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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根本就没有解决原有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科技的灵敏度被提升到了一个几近荒谬的程度，而这却将使局势走向了恶化。在一个神经生物学家善于观察的眼光下，这种事的确发生了：这位医学家用模型制作出一个基本上和真的一样大的人的头盖骨模型，又用凝胶制成“大脑”，然后送往医院研究。在医院一间标准的加护病房中，新型的脑电图描记器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令研究医生高兴，却使大家感觉很恐怖，因为他用新仪器居然真的测出了电波活动!
这位医生并没有在科学上创造历史，也没有对其发现进行整理。他能够说明新仪器确实从房间中的不同电子仪器中检测到了零散的活动——它甚至对进出病房的服务员也有反应。研究医生的观点很明确：当仪器用于检测大脑神经，这种电波定义生命的方法便不堪一击，因为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背景杂音。要读出确切的分析数据，而不是当人死了却测定他还活着，那就必须得把那些噪音过滤掉。
问题是在技术上，以及就我们对神经活动的了解，还不具备那么强的识别能力。如果消除了所有的噪音，你怎么能确定没有把一些关键性的一闪而过的神经活动也一起消除了？尤其是凭这一点活动就可能让你亲爱的人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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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西方世界“死亡瞬间”的观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这个问题却引出了有趣的模糊概念，也引出了法律上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一个人何时被宣告死亡，有时居然要看他或她死在了什么地方。美国的一些州认为大脑活动是判定人生死惟一的条件，另一些州则认为呼吸和心脏活动可以取代大脑的地位，还有的州根本就不把大脑算进条件中。在法国，必须在大脑停止活动48小时后才能判定人的死亡。而在前苏联，只要患者的脑电图描记器有五分钟都是横线就算他死亡了。用领导原哈佛研究组的亨利·比彻医生的话讲：“不管我们用哪种(大脑电波活动)状况来判定，都是个武断的决定。”
那么，我们对不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的死亡，该如何下结论呢？人类的死亡是个典型的描述起来十分模糊、但本身却十分确定的现象。虽然死亡的定义很关键，但它也很难琢磨。这大概就是人类非要武断定义的原因吧。大自然可不管这些。不管是长颈鹿、棕榈树、粘细菌还是你的亲友，大家都在继续着自己的生命周期。我们也许不必知道死亡是什么，也不必完全明白衰老是什么，只要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时能够明确识别就可以了。
专家们至今仍没有告诉我们对“死亡瞬间”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不论对人类还是其他生物，死亡都还没有个中心的、绝对的定义。 (赵坚摘编)
摘自《岁月时钟》[英]约翰·梅迪纳著李锐、夏云奇等译海南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9.80元,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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