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论。
梁先生认为，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走下去—西方→中国→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却没按这样的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条或第二条路，“就中途拐了弯，到第二或第三条路上去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后来一些中国或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点与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国文化的历史持久、实践经验丰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统。
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记录和考古证实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过一些艺术形式具有了对人生、世界的细腻全面的表达。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类似说法。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爱因斯坦说，“希腊哲学家们通过逻辑体系发现的东西，中国的先哲们全都先做出来了”；韦伯说，“儒家的精神取向是与世界的精神取向相应的”。即使从今天认可人数较众的观点，“中国文化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与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以逻辑科学作基础、技术为应用、创新为先导、法律为保障的社会大生产的历史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运用各种艺术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贫”中也能“乐道”，以求人间和乐的“共生主义”时代。
不过，早熟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压力。这在现代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中已被证实。早熟是因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现及内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长要丰富。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内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内在特质造成的压力使然。中国早熟的文化在理论上统一了“人—社会—宇宙”，在“重义轻利”的历史性的生产事实上，却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世界史再无二例的、在动荡中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的实践总是在理论前面，并屡为屡成，原因在思维方式中。由宇宙统一观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社会大一统”、“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结论，由此有“天下无弃物”、“万物可备于我”、“无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无类”、“归根知常”、“柔以胜钢”、“道法自然”、“道存万物”等知行原则。这些知行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早熟特征：直觉发达。
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因为有“道可在万物中”的观念，所以有怀疑性联系万物的直觉判断。这种以直觉认识宇宙的方式与思维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国文化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技术成份发达、以社会人伦为目的的艺术品，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且不说那些令世人公认并竞相追逐的精绝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创造的现代也难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宫、汉上林苑、唐都长安、故宫、圆明园，其体现出的艺术上、技术上的价值，亦是亘古嗟叹的。
中国人的系统观在自然中，在以“人际—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自然感应的宇宙统一中，是经验与直觉把握的产物，不是逻辑推断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代张衡、葛洪、一行等科学家的终极研究目的，不在社会生产中，而在政治伦理和宇宙统一的社会理想中。从艺法则中的“迁想妙得”、“外师造化”、“胸有成竹”、“天籁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联系的宇宙观，决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逻辑推证中构成系统和整体。
中国文化造成的思维方式特征，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适合创造，但不适合推广性应用—社会大生产，适合社会关系，但不适合生产力。中国古代有水排和风箱，但没有蒸汽机；有赵州桥、悬空寺，但没有建筑力学；有水利天文钟但没有钟表；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有唯理性的“直觉体系”，没有唯理性的逻辑体系；有包含宇宙的统一论，没有关联宇宙的“演绎说”；有抽象原则组成的政治伦理论，但没有解释人际交往的“公共关系说”；有神秘且验证性的相面术、“心法”、暗示术，没有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有精妙的单传性“验方、绝活”，没有普及性教育机制。
“大一统”的知与行，使中国社会历劫不散，在道德、仁义、大同、中庸观中产生的文化同化力，经数千年仍威力不减。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会生产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为条件，使中国人在重义轻利的实践中工于创造却殆于运用，形成以潜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行为原则的经济文化观。如技艺传习中不成文却一直延行的“单传”、“密宣”原则，对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制约是很明显的。另外，古时候一些社会生产意义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因多用于“义”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种“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而以义为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与儒家未能实现的“大同”理想相适应的。而大同理想的内涵，又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与中国文化中的千古准则“道洽大同”不谋而合。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在于重视儒家所忽视的社会大生产—再生产，证明了人类历史在缺乏生产力的情况下的进步是不成熟的进步。由此比较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时宜、“软件”上的早熟。
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伦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修-齐-治-平”观使个人、伦理、政治密不可分，认为“关系”可以代替生产，由此而生丰富多彩的“愚忠”与“仕途”故事。
儒家伦理—在社会中，认为伦理关系可以决定生活质量，从而达至“天人合一”；
道家伦理—在自然中，认为无为不争可以决定社会和谐，代替社会生产，达至“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现实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儒家的整合力强，但内聚太久，易“沤”出人际关系上的邪气—内耗；道家的个人诱惑力强，却缥缈遥远，易使人和社会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说中国文化早熟，还因中国文化中的“宇宙统一”、“伦理本位”与未来人类对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谐、统一。不因求无限的功利，破坏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会现状的决定成因，西方的工业文化并至今仍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等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结果。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历经数千年不减地力，原因是运用了自然界的“消长互生”的原理。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与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地力减退的原因，却是一味“催生”的结果。
人成熟的一元标准是伦理，要看其个性行为达成的伦理和谐的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人成熟的二元标准是生理和心理，要看个性行为达成的生理与心理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此二标准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方文化系统中，差异不大，如对“德性”或“个人修(教)养”的解释。
以此作比中国文化。用一元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谐是成立的，但对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皇朝轮转”中，而且据笔者的“文化经济的社会历史结构方法论”的研究，这种“皇朝轮转”,在没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在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那不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外来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此题须另议。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活动是丰富的(如改变今日世界的“四大发明”及汗牛充栋绝对数量天下第一的诗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扰太甚—社会动荡频繁，频繁得令读史的人疲于叹息!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其中，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以此作比中国社会的历史。用一元的标准看,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对社会秩序进行强有力改变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政治本身的问题不大。若考证政治对文化的作用，还会使世人皆惊叹于中国政治的伟大，因为改变欧洲及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四大发明”，都是中国政治的产物，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
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是令人惊叹的。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如对基督、祆、景、伊斯兰、西域等各种外来文化的广纳博收；有“早熟”的特点，其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是一种“未来型的生活方式”，并维系了几千年不崩的中华连续史。文学、文物上，亦有浩若烟海的精彩绝伦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无射之射”、“列子御风”一类“道”功，更是人类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但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行为，却是遗憾多于创造。几千年中皇朝反复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与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的结合，对社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升平盛世”的建设与动荡年代造成的破坏相比，真似半斤八两。“安贫乐道”、“穷也要快乐”、“穷而后工”、“轻言利”、“小富即安”等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恒久不散的风俗式氛围，掩盖了个体的渴望富裕的念头，同时也遏制了社会生产力。但从轻言利—君子爱财，君子淡泊名利—书中自有黄金屋，安贫乐道—财大气粗，见利思义—钱能通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笑贫不笑娼等等极端矛盾的念头中，也可看出些许中国文化中的经济潜力。这算是解释以往给世人以“保守”、“封闭”印象的中国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围内，被称为最能赚钱的民族的一种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伦理。而伦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人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也是其历史性的伦理本位稳固的重要因素。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是“一菜百艺”，天地间四腿不吃桌子，两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难以计数的方法哙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种做法与吃法，“面条”也有千种做法与吃法!酒令、食歌、谜语、对联、气功、养生、杂技、曲艺、音律、武术、生肖、茶道、旅行、戏法、风水、符咒、歌舞鉴赏(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千变万化，广博无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来，在于人类伦理上的作为。这包括个人伦理—性格、人格、教养、家庭、人际等 ；社会伦理—风气、义利观、群体倾向、人文关怀等；人类伦理—组织形式、国际关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国际标准、国际化生产等。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化在伦理实践上最持久、最彻底。但在与外系统文化的比较中，就会发现，在广义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伦理实践中的内耗行为增多。如古人论，“繁文缛节，余心茫然”，今人论“单人是龙，多人是虫”。其实中国人“个人是龙”的原因，正在于这近于病态又难于使中国人真正逃逸的丰富的伦理实践中。因为人的生存智慧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的产物。这种伦理实践的最大弊端是使个体模糊，人群相处时如一锅粥，日长月久，使个体感到身心乏累。为了在群体中探出头来透一口气，就难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响别人透气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际间因倾轧或出于自保的心机而出现的内耗现象。人们间的关系因“面子”维持，而面子后面却有许多内讧性诡诈。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关系，时间累积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沤积，本来清楚、简单的感情表现在越处越厚的“感情”的静态堆积下，变质了。同盘操箸的吃俗，“烟酒不分家的客套”，违背社会原则的讲情，缺乏竞争的一团和气，听到直言后的“腹诽”，看到他人兴旺后的妒忌，闲极无聊中的捏造。。。。。。这与发达的文化中闲逸的生活方式有关，是社会生活中缺乏经济活动的结果。中庸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使知识分子们在清高自负中对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穷”，不吃“嗟来之食”，饿死了却与己于社会均无所补易的超然之士。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品头论足，甚至为此在争强好胜、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讦，对外来文化中不合习惯的东西却容让开脱。即使对外来的艰涩、曲晦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于社会可能有益”的态度，在笑谈中借用，却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种东西的原则有无问题，只看它的表现是不是比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过敏反应的充当笑资。这完全是“社会性中庸意志”的结果，是以经验代替理性、以伦理替代科学的具体表现。
若以人类文化学的观点，作横向比较，现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现代化，及至延续至今尚热火朝天的浮躁中带着深沉的文化—摇滚文化—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而是社会性的精神家园的丢失和伦理本位的无根化，这在任何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或比较文化中，均有生无定始、存无定向的倾向。在发达文化(其实是发达经济)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实是落后经济)中均有历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证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释现代社会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沟”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纪20与40年代的中国，提出了意味极其深长的“文化早熟”和“伦理本位”。 这些都是伟大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认识不到，但在无形中一直包容其具体行为甚至在冥冥中引领其行为方向的思想。
摇滚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英。此时的美、英正是一个生活与生产物质大充裕、大泛滥的时代。当时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中产阶级，而英国的产品当时占世界出品产品的22%。摇滚文化与“朋克”文化异曲同工的主题，从“性”、“迷惘”到“爱(情)”到“人类命运”，一步一步走来的路上所声嘶力竭呼号着的，无一不是对人类精神家园失落的哀叹和对社会伦理现状的抗议。资本主义文化与体制中极端功利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理想，引致激烈的竞争性人伦斗争。“人是机器”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伦理事实，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延续至今，因为社会现实一直历历在目。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环境胜似花园的瑞士人的精神状态，因受全球性的不满的影响，越来越悲观；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其他因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恐怖活动、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等种种影响现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为”，只能用不忍了解、触目惊心来形容，似乎是因为没甚么好事，才令我们总是怀有着莫名的天下之忧。这可能是文明社会进步中，因信息的发达给现代人的必然感受吧。这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锐、富同情心与朝气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人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玩世不恭、“反归自然”，直至发展成为足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根基的风潮及革命。作为现代人思想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显示方式之一的，是源与美国、风行于英伦三岛及至世界的摇滚乐。但在其创始初期，却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了一种复杂而狡猾的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士’乐队(即指‘甲壳虫’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人们的精神崩溃!”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说的话。这确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横向比较中，发现的历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历史可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不断衍化着内涵的概念。虽然有研究说，“美国经济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而向苏联模式靠近”(参《参考消息》2003 .08.28 )，北欧的福利国家实践是受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但其核心至今一致。从社会理想(哲学)的角度看，其至今不变的是：
1.经济决定历史(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
2.资本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
3.资本—经济的结果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这是今日发达国家陷入种种社会问题困境(如工业化引至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此题太大或有争议，容后再论。应该说，资本主义出现前的西方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的作用也不大，历史中贫困或动乱时代的窘况，与中国历史中王朝间的过渡时期差不多。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制约的经济结构中，而西方在产业革命以前的这种社会结构性互相制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也不小。如“重农抑商”曾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如中国社会因历史关系那样长久、那样严重。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特产”—对人要中庸，对天要“合一”的大一统哲学中。因为天下一家、小农经济、皇权至上等社会特征，在西方历史中也普遍存在过，历史结果却与中国不同。而西方独缺的，正是这种四海趋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伦理为目的的宇宙大一统哲学。
早熟是一种不成熟。但无论人或社会，从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条件做媒介，却会产生发展上的飞跃。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化学”到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此种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种因素。其中地域性与民族性是重要的两种属性，众多历史现象都可从此两种“文化基因”中寻绎因果线索。
从社会结构来看，历史中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经济活动是缺乏再生产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伤损地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再无二例的。但从比较文化角度下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潜力，却正蕴藏在这早熟的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中贯通宇宙的“直觉”，文化现象中使社会出现“超稳定”连续、长期性史实的伦理本位，政治实践中强有力的“仁治”—大一统观。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及人与自然间生产利用的产物，更是经济进步的前提及潜力所在。其中连续的社会史的长短在此方面经验累积对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历史，可以用一部战争史较详实地记述下来，原因也在这种文化发达、经济“羞利”、政治集权，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由经济上的“羞利”观念产生的行为结果，必然会因社会生产面狭窄、产量有限导致社会关系不协调。遇到人祸天灾时，多数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有因饥饿引发的生存之争，生存之争的群体状态，既是社会战争的成因。每次战争经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养生息出现的社会生产上的“小阳春”，随之“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多重视生产，重视生产的结果是使集权分化。这是社会动乱后，社会价值观必然转换的结果。但“大一统”的文化传习，又会使这开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权力，引发政治上的腐败，影响社会生产。在生产范围狭窄—重农抑商且无工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很小的事实中，因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财物，越来越多地流向贪婪的“官本位”者们，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来”，经年之后，新的一场农民战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新的皇朝建立。
中国历代是“文化经济”(以人伦为目的的生产)发达，“经济文化”(以生产为目的的人伦)却太萎弱。西人将火药用于攻击性枪炮，并形成带动国民经济的军火资本，中国人将火药用于娱乐以维护“亲亲”之仁；西人利用指南针向远处走以寻找财富，中国人用指南针定风水方位，“堪舆”天地。
中国人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即已有了西人望尘莫及的技术知识却未能产生现代(生产性)科学的原因有二：
1. 思维方式。生产科学的理论体系，需通过逻辑、推证得出，这是中国人的以直觉为主的
思维方式做不到的；
2. 政治文化。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有形或无形的历史观都是“经济决定论”，国
家的目的是“国富”或“人富”，至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共产经济(社会主义)都是此政治文化的历史工具，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维护集权统治和文化传习。
曾有人说，中国在明末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论可信。但以“文化经济社会结
构论”的历史认识观解析此论，会发现，此“萌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外来文化交流、激发的产物。
据现代考古及历史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共时”的过程，世
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在理论及应用上，都难分高下，“早熟说”、“成熟说”、“夭折说”、“失踪说”等都只是说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演进中的决定性，其发展上的主导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习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统与外界沟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造成了后来的“间断的文化”与“连续的文化”。连续的文化如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灭。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虽一直经受着内忧外患，经济上未能完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亲亲”、“复礼”、“大一统”，由此引出许多“内耗”性人格痼疾和生产目的上的简单自足行为，却在为近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经验的同时，常有几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原因何在？这是那些珍惜人类生存，为现时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贵病、生态病而忧思的人们的疑问。间断的文化如希腊文化，经罗马帝国、中世纪、阿拉伯时代、文艺复兴一直到“产业革命”，重重迭迭、断断续续几经盛衰，又成为了近代文明的先导!原因何在？这也是一个值得常提起的疑问。
本文所谈的“伦理本位”，首先强调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伦理本位，次指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实践有可取可行之处。
历史是一个以现实社会需求为准则的量变过程。独立系统文化的纵向比较与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横向比较的意义在于借鉴。中国的孔子循“周礼”也不照搬。殷商的“礼”是一种祭祀，要杀奴隶和牲畜，而孔子认为，连用人的形象为俑作陪葬都是极不道德的，曾破例为殉葬现象失“礼”骂大街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断子绝孙了!)曾言“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孔子懂得时代不同，“礼”的内容及形式要有所“损益”的道理。但孔子的伟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礼的局限性，“循礼”、“复礼” 而超之，不以礼为人伦核心，而以“仁”为人伦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礼？”“仁”是进一步强调人伦关系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认的表示人间关系的“伦理”一词可知，仁即伦理，“仁学”即“伦理学”。仁的实践要从个人做起，所以又强调德、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个人修养，以备人际相处时应用，以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谈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虽是兴之所至、走马谈来，却也有借题发挥之嫌，那就不妨亮亮。“外题”是：世界文化及至人类哲学，若不从伦理角度考虑沟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来，就难免越富裕却越混乱、越浮躁的局面。伦理文化的弘兴怎样提倡、走什么道路呢？这又回到“人脱野蛮，崇仰贤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题下回再谈。
宏仁2003-9-9写毕于侍知宫
(北海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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