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药发展史看中医药研究方向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方文贤
回顾、分析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从中学习和吸取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创新经验和创新思路；可以为我们了解、把握和指明中医药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可以使中医药学理论向更深层次发展，更科学、完美地指导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为预防和治疗人类各种疾病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利的医疗方法和药物。
一、中医药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各个时期共有的发展模式
1.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临床实践中研究、深化、发展中医药学基础理论。
众所周知，中国医学学术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由当时的医药学家总结了当时以前的医疗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著成集其以前医药学理论之大成而托名“黄帝”的《黄帝内经》一书，成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嗣后，历代中医药学家们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在理论研究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医疗实践过程中，根据《内经》的理论原则和医疗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医药学理论有了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如《难经》、《太素》，以及后来各大医家对《内经》的注释，都是根据自己的临床认识从各个不同角度阐发了《内经》的理论原理。东汉时的张仲景，在《内经》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发展了辨证论治的规律，著成《伤寒杂病论》，为后世医家所师法。自两宋以后，各家学说竞起纷立，医案方书愈积愈多。但是，方治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尤其为各大医家所重视。如北宋的儿科名医钱乙，在他的论著中，就结合临床治疗，竭力阐述“五行生克”(即各脏腑器官之间功能的相互依存和互相影响的关系)之理。宋末的刘完素，以及其后的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诸大医家，均无一不是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各就其临床之所长，而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医学见解和创新理论的。明清以后，温病学说的发展更丰富了中医对热性病的诊治思路、治疗方法和施治方药，大大充实完善了指导临证实践的中医药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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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临床，从临床研究中发现问题、创新思路、建立新学说。
中医药学的发展，离不开历代中医药学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在临床实践中研究、发现问题，创新思路、建立新学说，对其基础理论进行的创新、补充和发展。如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生活于战乱时期，那时临证医生多应用当时所习用的伤寒法治疗疾病，往往无效。李氏针对这种情况，按照中医药学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收到了良好效果，从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脾胃学说”，并提出“甘温除大热”的临床治法。在他这一理论学说指导下，又有了不少临床新方剂(中药新方剂)的创立。朱震亨，生于江南，世居丹溪，当地地土卑弱，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但当时因地方上很盛行运用辛燥药较多的《局方》方剂，以致多有误治之病。所以他除反对机械地使用《局方》处方外，提出并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又如后世名医王清任，他对中医药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是理论指导临床的经验总结。王氏提出治病的要诀关键在于“明气血”。其临证研究的突出心得是“补气消瘀法”，并在此治法理论的指导下，创新出许多至今仍在临床应用而且十分有效的著名方剂。这些大家以其各自创立的学说，通过师徒传授、著述传业，形成了各有专长的各家学派，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内容，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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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进其他国家、民族医药学治疗方法，补充归化为中医药学理论内涵。
中医药学既有它发展时理论学术思想中基本理论的“不变性”(即“原则性”，也有人称“封闭性”)，又有其接受外来医药知识的“吸纳性”和“改造融合性”，这也是中医药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根源所在。她既吸纳人类发展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的各种学术观点，也吸收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知识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中，同时，也引进当时其他医学的治疗思想和方法，将其补充、归化为中医药学的内容。如唐代，因当时佛教兴盛，所以中国与印度等临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印度的吠陀医学也因之而大量输入。干祖望教授曾指出：宋代名医张子和临证治疗疾病通用的汗、吐、下三法即是效法了印度吠陀医学的“净身”治法，并使之融入到了中医药学理论的治法之中。
4.引进各种有疗效的药物，补充、增加为中药的新品种。
从中药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中药是365种，到明代《本草纲目》，书中记载的中药品种已经增加到1892种。据近年国内中药资源普查统计，其品种已经达到1.2万多种。分析其品种增加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除了不同时期国内各地区的草药及地方用药外，还有不少是由国外其他民族的药物在被中医药界对它的药性、功能、药理作用等进行规范、认可后，不断被增加为中药的新品种的。其中包含有番药(西域药)、海药(通过海运而进口的药物)、佛药(寺庙和佛家用药)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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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中医药学发展应遵循的方向
1.中医药学发展方向应以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中医药的现代研究应该结合具体的中医药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如对某疾病的认识，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其病因、病机、影响到何脏腑经络，发展、归向与预后如何等等。对于中药的研究，则应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研究何谓道地药材、其药材优于何处，如何栽培，何时采收，如何加工，如何提取其药效成分；研究临床应用时其药性如何、毒性如何；研究根据临床配方如何依法炮制、如何增效去毒；研究药物之间的七情、药对、配伍方法为何；研究如何煎取、制剂、何时服用、有何禁忌等等。因此，不论引进何种疗法和药物(包括西药和国外植物药)作为中药，不论引进何种有益于中医药的科技新知识，只有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创新思路、创新方法，才能有所进步、有所突破，才能使中医药学内容得以补充和发展。否则，只能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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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药学现代研究的误区在于脱离中医药学理论指导，脱离临床实际。
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课题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医药临床实际，脱离了中医药理论，忽视了统计学的指导作用。因此，其研究结果很难说明问题、很难被中医药界所认可和接受，而且对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医药学是医学科学，在临床医疗中治愈很多疾病，其临床疗效为社会所公认。进行中医药研究不应是研究中医药是否能治疗疾病，疗效是否可靠、可以重复，而应是研究中医药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如何治愈疾病的，尤其是如何治疗过去没有发现和记载过的疾病以及西医药无法诊断(实验检查无阳性指标与病理发现)和无法治疗的疾病(如肿瘤晚期)，甚至是应用西药后出现不良反应而西医无法救治的疾病(相似于中医古籍中记载的“坏病”)等。这是中医药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尿24小时17羟类固醇在肾阳虚证中有降低的趋向，一些学者的重复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并将其作为肾阳虚证诊断的特异性指标之一。但其后，又有一些学者相继在脾阳虚证、肺气虚证、胃阳虚证等的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结果。说明尿24小时17羟类固醇在肾阳虚证中已不具备特异性。同样，在运用微循环、血液流变学、功能形态学、免疫学、微量元素等方法和指标研究肾虚证本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所谓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些不能继续进行深一步研究的“科研成果”，后来就被人不得不聪明地改称其为“阶段性科研成果”而束之高阁了事。由于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方法都是借用、引进的一些西医药的临床评价方法和指标，所以往往又陷入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不解、困惑和迷惘之中，更有人在迷惑之中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怀疑，错误地认为“是碰巧自愈的”。最近，一位博士非常沉痛地指出：“经络现代研究……每一个重要技术的引入，每种观念的更新，以及每项重要的学术判断，莫不是唯外是从。……国外一有动静，国内就手忙脚乱地、近乎争抢地跟进。……西方科学范式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西医原则被不适当地拔高，中医传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正是经络研究出现巨大困惑的根源”。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所谓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也确实存在许多类似的相同问题。中药的现代研究更需要摆脱目前这种亦步亦趋、盲目跟进的现状。在中药的现代研究中，更要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中医临床实践为根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使研究结果能够为临床所应用，而不能重新转回到“弃医存药”的毁灭中医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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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药现代研究必须引进现代一切有关生命科学的新进展、新认识、新方法、新技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符合中医临床实际的科研设计和科学实验研究。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包括生命学科在内的各个科学领域都在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医药学界也随着基因学科的飞速进展，从生理、病理到临床各科，从临床诊疗技术到治病用药，从治疗概念到用药选药方法的认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日前，又有人继基因组学、基因功能组学、蛋白质组学之后，提出了基因转录组学的新概念。有人指出：以往的研究注重于某个基因对细胞及机体的影响，如通过敲除或敲入某个基因来实现研究构想，但基因的功能表现是许许多多基因共同参与的网络信息调控的结果，我们只观察到了这个基因对机体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清楚这个基因给整个基因网络所带来的改变具体发生在哪里。至今对人类基因组中的10000～20000个基因的功能还不甚了解或对其功能的确认表示怀疑，因此必须对这些基因的功能进行重新注释。这说明现代生命科学界的科学家们也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进和应用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了。所以，我们中医药学界的科学工作者在进行中医药学现代研究时，就更应该在引进现代一切科学、先进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新进展、新认识、新方法、新技术的同时，特别注意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符合中医药临床实际的科研设计和科学实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现代研究的目的。, http://www.100md.com
回顾、分析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从中学习和吸取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创新经验和创新思路；可以为我们了解、把握和指明中医药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可以使中医药学理论向更深层次发展，更科学、完美地指导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为预防和治疗人类各种疾病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利的医疗方法和药物。
一、中医药学发展历史过程中各个时期共有的发展模式
1.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临床实践中研究、深化、发展中医药学基础理论。
众所周知，中国医学学术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由当时的医药学家总结了当时以前的医疗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著成集其以前医药学理论之大成而托名“黄帝”的《黄帝内经》一书，成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嗣后，历代中医药学家们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在理论研究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医疗实践过程中，根据《内经》的理论原则和医疗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医药学理论有了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如《难经》、《太素》，以及后来各大医家对《内经》的注释，都是根据自己的临床认识从各个不同角度阐发了《内经》的理论原理。东汉时的张仲景，在《内经》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发展了辨证论治的规律，著成《伤寒杂病论》，为后世医家所师法。自两宋以后，各家学说竞起纷立，医案方书愈积愈多。但是，方治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尤其为各大医家所重视。如北宋的儿科名医钱乙，在他的论著中，就结合临床治疗，竭力阐述“五行生克”(即各脏腑器官之间功能的相互依存和互相影响的关系)之理。宋末的刘完素，以及其后的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诸大医家，均无一不是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各就其临床之所长，而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医学见解和创新理论的。明清以后，温病学说的发展更丰富了中医对热性病的诊治思路、治疗方法和施治方药，大大充实完善了指导临证实践的中医药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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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临床，从临床研究中发现问题、创新思路、建立新学说。
中医药学的发展，离不开历代中医药学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在临床实践中研究、发现问题，创新思路、建立新学说，对其基础理论进行的创新、补充和发展。如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生活于战乱时期，那时临证医生多应用当时所习用的伤寒法治疗疾病，往往无效。李氏针对这种情况，按照中医药学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收到了良好效果，从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脾胃学说”，并提出“甘温除大热”的临床治法。在他这一理论学说指导下，又有了不少临床新方剂(中药新方剂)的创立。朱震亨，生于江南，世居丹溪，当地地土卑弱，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但当时因地方上很盛行运用辛燥药较多的《局方》方剂，以致多有误治之病。所以他除反对机械地使用《局方》处方外，提出并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又如后世名医王清任，他对中医药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是理论指导临床的经验总结。王氏提出治病的要诀关键在于“明气血”。其临证研究的突出心得是“补气消瘀法”，并在此治法理论的指导下，创新出许多至今仍在临床应用而且十分有效的著名方剂。这些大家以其各自创立的学说，通过师徒传授、著述传业，形成了各有专长的各家学派，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内容，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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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进其他国家、民族医药学治疗方法，补充归化为中医药学理论内涵。
中医药学既有它发展时理论学术思想中基本理论的“不变性”(即“原则性”，也有人称“封闭性”)，又有其接受外来医药知识的“吸纳性”和“改造融合性”，这也是中医药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根源所在。她既吸纳人类发展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的各种学术观点，也吸收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知识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中，同时，也引进当时其他医学的治疗思想和方法，将其补充、归化为中医药学的内容。如唐代，因当时佛教兴盛，所以中国与印度等临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印度的吠陀医学也因之而大量输入。干祖望教授曾指出：宋代名医张子和临证治疗疾病通用的汗、吐、下三法即是效法了印度吠陀医学的“净身”治法，并使之融入到了中医药学理论的治法之中。
4.引进各种有疗效的药物，补充、增加为中药的新品种。
从中药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中药是365种，到明代《本草纲目》，书中记载的中药品种已经增加到1892种。据近年国内中药资源普查统计，其品种已经达到1.2万多种。分析其品种增加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除了不同时期国内各地区的草药及地方用药外，还有不少是由国外其他民族的药物在被中医药界对它的药性、功能、药理作用等进行规范、认可后，不断被增加为中药的新品种的。其中包含有番药(西域药)、海药(通过海运而进口的药物)、佛药(寺庙和佛家用药)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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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中医药学发展应遵循的方向
1.中医药学发展方向应以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中医药的现代研究应该结合具体的中医药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如对某疾病的认识，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其病因、病机、影响到何脏腑经络，发展、归向与预后如何等等。对于中药的研究，则应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研究何谓道地药材、其药材优于何处，如何栽培，何时采收，如何加工，如何提取其药效成分；研究临床应用时其药性如何、毒性如何；研究根据临床配方如何依法炮制、如何增效去毒；研究药物之间的七情、药对、配伍方法为何；研究如何煎取、制剂、何时服用、有何禁忌等等。因此，不论引进何种疗法和药物(包括西药和国外植物药)作为中药，不论引进何种有益于中医药的科技新知识，只有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创新思路、创新方法，才能有所进步、有所突破，才能使中医药学内容得以补充和发展。否则，只能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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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药学现代研究的误区在于脱离中医药学理论指导，脱离临床实际。
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课题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医药临床实际，脱离了中医药理论，忽视了统计学的指导作用。因此，其研究结果很难说明问题、很难被中医药界所认可和接受，而且对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医药学是医学科学，在临床医疗中治愈很多疾病，其临床疗效为社会所公认。进行中医药研究不应是研究中医药是否能治疗疾病，疗效是否可靠、可以重复，而应是研究中医药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如何治愈疾病的，尤其是如何治疗过去没有发现和记载过的疾病以及西医药无法诊断(实验检查无阳性指标与病理发现)和无法治疗的疾病(如肿瘤晚期)，甚至是应用西药后出现不良反应而西医无法救治的疾病(相似于中医古籍中记载的“坏病”)等。这是中医药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尿24小时17羟类固醇在肾阳虚证中有降低的趋向，一些学者的重复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并将其作为肾阳虚证诊断的特异性指标之一。但其后，又有一些学者相继在脾阳虚证、肺气虚证、胃阳虚证等的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结果。说明尿24小时17羟类固醇在肾阳虚证中已不具备特异性。同样，在运用微循环、血液流变学、功能形态学、免疫学、微量元素等方法和指标研究肾虚证本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所谓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些不能继续进行深一步研究的“科研成果”，后来就被人不得不聪明地改称其为“阶段性科研成果”而束之高阁了事。由于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评价方法都是借用、引进的一些西医药的临床评价方法和指标，所以往往又陷入对中医药临床疗效的不解、困惑和迷惘之中，更有人在迷惑之中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怀疑，错误地认为“是碰巧自愈的”。最近，一位博士非常沉痛地指出：“经络现代研究……每一个重要技术的引入，每种观念的更新，以及每项重要的学术判断，莫不是唯外是从。……国外一有动静，国内就手忙脚乱地、近乎争抢地跟进。……西方科学范式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西医原则被不适当地拔高，中医传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正是经络研究出现巨大困惑的根源”。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所谓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也确实存在许多类似的相同问题。中药的现代研究更需要摆脱目前这种亦步亦趋、盲目跟进的现状。在中药的现代研究中，更要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中医临床实践为根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使研究结果能够为临床所应用，而不能重新转回到“弃医存药”的毁灭中医的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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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药现代研究必须引进现代一切有关生命科学的新进展、新认识、新方法、新技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符合中医临床实际的科研设计和科学实验研究。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包括生命学科在内的各个科学领域都在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医药学界也随着基因学科的飞速进展，从生理、病理到临床各科，从临床诊疗技术到治病用药，从治疗概念到用药选药方法的认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日前，又有人继基因组学、基因功能组学、蛋白质组学之后，提出了基因转录组学的新概念。有人指出：以往的研究注重于某个基因对细胞及机体的影响，如通过敲除或敲入某个基因来实现研究构想，但基因的功能表现是许许多多基因共同参与的网络信息调控的结果，我们只观察到了这个基因对机体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清楚这个基因给整个基因网络所带来的改变具体发生在哪里。至今对人类基因组中的10000～20000个基因的功能还不甚了解或对其功能的确认表示怀疑，因此必须对这些基因的功能进行重新注释。这说明现代生命科学界的科学家们也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进和应用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了。所以，我们中医药学界的科学工作者在进行中医药学现代研究时，就更应该在引进现代一切科学、先进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新进展、新认识、新方法、新技术的同时，特别注意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符合中医药临床实际的科研设计和科学实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现代研究的目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