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独家专访：救援医学与公众健康
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的阳光同时，灾害的阴霾也时在笼罩，有时甚至挥之不去。面对灾害及多种危重急症的挑战，“紧急救援”这几个字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与生命之线相连。在首届国际救援医学论坛召开之际，我们有幸就急诊医学与公众健康的问题对中国灾协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教授、国际救援组织常务委员勃格拉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李宗浩教授(右一)接受搜狐记者专访
“应对灾害，我们现有的救援体系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记者：国内救援医学与国际的差距在哪？我们的救援体系存在问题是什么？
李宗浩会长：国内救援医学最大的问题是理念的问题。国内的急诊医学是比较成熟的，但对于发生在院外的，更确切的讲对于灾害的救援医学还处在“围墙内”，不能走出传统理念的禁锢。地震发生在院外、洪水发生在院外、战争发生在院外、恐怖事件更发生在院外……对于这些发生在院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国内救援现有的人员、现有的理念、现有的技能、现有的装备、现有的运作机制是远远不能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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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比如美国“9.11事件”中，应对灾害的技术不仅是医学救援，而是医学技术加上突险救灾的技术来完成一个院外的抢险救灾。美国“9.11”事件在救援方面的成功处理反映了其“911”救援机制、综合救援的理念，面对这样的灾害靠单方面医学救援是不可能的。2001年12月7日，北京冬天一场不大不小的雪，让整个北京交通瘫痪，我想这件事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警示，这就是现代生活的中一场灾害，一场雪灾，应对这样的灾害我们有什么应对机制？没有。
“全国的急救电话必须统一”
记者：您提到了救援医学与灾害防御的关系，这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体现？
李宗浩会长：当灾害发生时，单靠医学救援是不行的，救援医学必须跟灾害防御结合在一起。今年4月份的SARS事件，我认为是个突发的公众事件，是个疫情，是个灾害。面对这样的灾情，中国的急救体系必须改革。第一，全国急救电话必须统一。现在有119，120，110，122，999，美国是911，日本是119，英国是999，统一号码应该更有利于救援行动的开展，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另外，救援的知识技能必须改变，观念必须改变，网络必须改变。急救必须社会化、结构必须网络化、抢救必须现代化、知识必须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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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击者是抢救生命的关键”
记者：救援社会化的概念如何体现，公众该如何理解救援医学。
李宗浩会长：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急救知识向社会、向社区普及急救知识，真正的急救强调“第一目击者”。当灾害发生了，再建好的急救网络、再快的急救运输，在灾害现场缺医少药，只有靠第一目击者在现场迅速的抢救，才可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比如在机场有人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体内没了氧气仓库，脑细胞缺氧超过10分钟是不可逆的。再好的医生、再好的网络，再快的交通，错过了这宝贵的十分钟，就将错过一个生命。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发生了这种紧急情况，我们不可能等着救护人员的到来，而应强调“第一目击者”。在美国，餐馆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有“CPR”证书，简单的说就是急救证书。这样在顾客用餐时，如发生突发事件，第一现场就能救治。
“建北京急救中心不是建急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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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各城市的急救中心与救援医学的关系是什么？
李宗浩会长：急救中心的作用应该是快速反应，快速赶到现场，快速专业的进行第一时间处理，然后转至相应的专科医院救治。如果成为“医院”必须是综合性的，不可能是专门用于急救的。急救中心应该是救急后转治，不是留治。我们“大救援”的概念，是强调全体的参与，各系统的通力配合。
“救援医学不能拿人民生命代价开玩笑”
记者：救援医学会的成立对救援行动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李宗浩会长：有一个好的完善的救援体系，城市的安全系数就大大增加了。比如在美国发生灾情后，消防、医疗、警察系统都会联动救援，他们已形成了很好的动态救援网络。而在中国，这方面的体系还很不完善。
另外，中国目前救援的标准规范化没有建成。我们不能拿生命代价来推迟现代救援医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救援医学会的成立，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学习国际成功的经验，学习国际完善的救援体系，改变国内救援现状，要爱护人民的生命，要完成生命抢救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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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求救电话后，4-7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场”
记者：有了完善的救援体系与没有的情况下，救援的效果如何衡量。有没有标准？
李宗浩会长：在完善的救援体系下，国际的标准是接到求救电话后，4-7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场。但这要根据城市的情况而定，比如像北京这样拥堵的城市，救护车不可能逾越那些“障碍”。
“三辆救护车加一块停车的地就能做到救援”
记者：您讲到构建完善体系的问题，那么建立这样一个完善的救援体系，大概要花多少钱？
李宗浩会长：很简单，并不需要盖什么大楼，并不需要花多少成本，只要给我三辆救护车及停车的地方就可以办到，关键是社会的网络要成体系。北京已经是急救车最多的城市了，但这些车的装备、车内人的医务水平并不都符合现代城市急救的标准。相应的急救体系，人的使用、车的使用也一样没有标准。我还是强调一个新的理念、在理念下的新体制、新的体制下建立新的运作队伍，要有新的管理模式管理这支新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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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建立这样的体系，在北京需要多长时间：
李会长：一年。
对勃格拉教授的专访：
勃格拉教授接受搜狐记者专访
“纽约市政府设有应对紧急事件的专属协调机构”
记者：在美国，政府是否介入紧急救援行动，如何协调社会各方力量组织并完成灾害的救援任务？
勃格拉教授：在美国，政府是关注并参与救援医学的发展的。在急诊救援医学未发展以前，当发生灾害时，急救车只是承担着转运病人的作用。但随着救援医学的发展，知识及社会体系的建立，急诊救援在接到“911”系统求救电话后，专业的救助人员会在3-5分钟内赶到现场，并在现场实施非常专业的救治。在美国，在加拿大，这种专业的救援不仅仅服务于公众的，还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团体。在美国，这个系统已经形成程序化的东西了，而在中国目前好像还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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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美国“9.11”事件的救援工作是得到公众认可的，那么在美国，这种突发事件后的救援工作是由谁来组织的。是政府有这种应对紧急事件的机制吗，还是非官方的救援组织的责任所向。
勃格拉教授：当紧急突发事件发生后，比如“9.11”，纽约市政府专管突发事件的协调机构就会统筹安排消防、急救、警察、医院等部门协调运作，而且平时这个专属机构对各部门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都有培训。所以不论是在纽约还是跨地区的突发事件，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协调工作。
记者：请问勃格拉教授，在具体的救援行动中，政府是如何指挥这个系统运作的，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勃格拉教授：在美国不是事件发生时，政府及相关部门才会相互联系。平时就经常性的举办应对紧急事件的培训，包括对专业急救机构的，也包括对公众的，绝不是到事情发生时才临时抱佛脚。平时的培训和沟通使灾害真正发生时，救援体系很自然的按系统化运作。
注：李宗浩教授，长期从事急救医学事业，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急救专家。现任中国灾协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与复苏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首席专家。
勃格拉教授：是国际救援组织(全球最大的难民非政府组织)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约翰-霍普金森医学院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资深教授。他还是国家反恐局资深顾问和国家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专家。曾在2003年，担任伊拉克USAID国际灾难救援反应小组(DART)的高级医学长官。, 百拇医药
李宗浩教授(右一)接受搜狐记者专访
“应对灾害，我们现有的救援体系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记者：国内救援医学与国际的差距在哪？我们的救援体系存在问题是什么？
李宗浩会长：国内救援医学最大的问题是理念的问题。国内的急诊医学是比较成熟的，但对于发生在院外的，更确切的讲对于灾害的救援医学还处在“围墙内”，不能走出传统理念的禁锢。地震发生在院外、洪水发生在院外、战争发生在院外、恐怖事件更发生在院外……对于这些发生在院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国内救援现有的人员、现有的理念、现有的技能、现有的装备、现有的运作机制是远远不能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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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比如美国“9.11事件”中，应对灾害的技术不仅是医学救援，而是医学技术加上突险救灾的技术来完成一个院外的抢险救灾。美国“9.11”事件在救援方面的成功处理反映了其“911”救援机制、综合救援的理念，面对这样的灾害靠单方面医学救援是不可能的。2001年12月7日，北京冬天一场不大不小的雪，让整个北京交通瘫痪，我想这件事可以给我们最好的警示，这就是现代生活的中一场灾害，一场雪灾，应对这样的灾害我们有什么应对机制？没有。
“全国的急救电话必须统一”
记者：您提到了救援医学与灾害防御的关系，这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体现？
李宗浩会长：当灾害发生时，单靠医学救援是不行的，救援医学必须跟灾害防御结合在一起。今年4月份的SARS事件，我认为是个突发的公众事件，是个疫情，是个灾害。面对这样的灾情，中国的急救体系必须改革。第一，全国急救电话必须统一。现在有119，120，110，122，999，美国是911，日本是119，英国是999，统一号码应该更有利于救援行动的开展，这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另外，救援的知识技能必须改变，观念必须改变，网络必须改变。急救必须社会化、结构必须网络化、抢救必须现代化、知识必须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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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击者是抢救生命的关键”
记者：救援社会化的概念如何体现，公众该如何理解救援医学。
李宗浩会长：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急救知识向社会、向社区普及急救知识，真正的急救强调“第一目击者”。当灾害发生了，再建好的急救网络、再快的急救运输，在灾害现场缺医少药，只有靠第一目击者在现场迅速的抢救，才可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比如在机场有人发生了呼吸心跳骤停，体内没了氧气仓库，脑细胞缺氧超过10分钟是不可逆的。再好的医生、再好的网络，再快的交通，错过了这宝贵的十分钟，就将错过一个生命。所以，生活中任何时候发生了这种紧急情况，我们不可能等着救护人员的到来，而应强调“第一目击者”。在美国，餐馆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有“CPR”证书，简单的说就是急救证书。这样在顾客用餐时，如发生突发事件，第一现场就能救治。
“建北京急救中心不是建急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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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各城市的急救中心与救援医学的关系是什么？
李宗浩会长：急救中心的作用应该是快速反应，快速赶到现场，快速专业的进行第一时间处理，然后转至相应的专科医院救治。如果成为“医院”必须是综合性的，不可能是专门用于急救的。急救中心应该是救急后转治，不是留治。我们“大救援”的概念，是强调全体的参与，各系统的通力配合。
“救援医学不能拿人民生命代价开玩笑”
记者：救援医学会的成立对救援行动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李宗浩会长：有一个好的完善的救援体系，城市的安全系数就大大增加了。比如在美国发生灾情后，消防、医疗、警察系统都会联动救援，他们已形成了很好的动态救援网络。而在中国，这方面的体系还很不完善。
另外，中国目前救援的标准规范化没有建成。我们不能拿生命代价来推迟现代救援医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救援医学会的成立，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学习国际成功的经验，学习国际完善的救援体系，改变国内救援现状，要爱护人民的生命，要完成生命抢救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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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求救电话后，4-7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场”
记者：有了完善的救援体系与没有的情况下，救援的效果如何衡量。有没有标准？
李宗浩会长：在完善的救援体系下，国际的标准是接到求救电话后，4-7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场。但这要根据城市的情况而定，比如像北京这样拥堵的城市，救护车不可能逾越那些“障碍”。
“三辆救护车加一块停车的地就能做到救援”
记者：您讲到构建完善体系的问题，那么建立这样一个完善的救援体系，大概要花多少钱？
李宗浩会长：很简单，并不需要盖什么大楼，并不需要花多少成本，只要给我三辆救护车及停车的地方就可以办到，关键是社会的网络要成体系。北京已经是急救车最多的城市了，但这些车的装备、车内人的医务水平并不都符合现代城市急救的标准。相应的急救体系，人的使用、车的使用也一样没有标准。我还是强调一个新的理念、在理念下的新体制、新的体制下建立新的运作队伍，要有新的管理模式管理这支新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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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建立这样的体系，在北京需要多长时间：
李会长：一年。
对勃格拉教授的专访：
勃格拉教授接受搜狐记者专访
“纽约市政府设有应对紧急事件的专属协调机构”
记者：在美国，政府是否介入紧急救援行动，如何协调社会各方力量组织并完成灾害的救援任务？
勃格拉教授：在美国，政府是关注并参与救援医学的发展的。在急诊救援医学未发展以前，当发生灾害时，急救车只是承担着转运病人的作用。但随着救援医学的发展，知识及社会体系的建立，急诊救援在接到“911”系统求救电话后，专业的救助人员会在3-5分钟内赶到现场，并在现场实施非常专业的救治。在美国，在加拿大，这种专业的救援不仅仅服务于公众的，还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团体。在美国，这个系统已经形成程序化的东西了，而在中国目前好像还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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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美国“9.11”事件的救援工作是得到公众认可的，那么在美国，这种突发事件后的救援工作是由谁来组织的。是政府有这种应对紧急事件的机制吗，还是非官方的救援组织的责任所向。
勃格拉教授：当紧急突发事件发生后，比如“9.11”，纽约市政府专管突发事件的协调机构就会统筹安排消防、急救、警察、医院等部门协调运作，而且平时这个专属机构对各部门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都有培训。所以不论是在纽约还是跨地区的突发事件，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协调工作。
记者：请问勃格拉教授，在具体的救援行动中，政府是如何指挥这个系统运作的，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勃格拉教授：在美国不是事件发生时，政府及相关部门才会相互联系。平时就经常性的举办应对紧急事件的培训，包括对专业急救机构的，也包括对公众的，绝不是到事情发生时才临时抱佛脚。平时的培训和沟通使灾害真正发生时，救援体系很自然的按系统化运作。
注：李宗浩教授，长期从事急救医学事业，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急救专家。现任中国灾协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与复苏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首席专家。
勃格拉教授：是国际救援组织(全球最大的难民非政府组织)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约翰-霍普金森医学院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的资深教授。他还是国家反恐局资深顾问和国家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专家。曾在2003年，担任伊拉克USAID国际灾难救援反应小组(DART)的高级医学长官。,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