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再次更新医学模式
前些年，我们曾经围绕揭示“生物医学模式”的片面性，强调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积极促进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无疑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上述工作美中不足的是：对人类疾病谱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传染病不再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主要威胁的宣传有点绝对化。通过抗击非典，人们不仅深切感受到新的传染病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而且深刻认识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与制约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逐步暴露其局限性。特别是它无法体现环境与生态研究的新认识和新成果。今后，我们需要的很可能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由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科医生恩格尔教授于1977年正式提出来的。其思想根基起码可以追溯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出的健康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的虚弱现象，而且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完好状态的综合表现。换句话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反映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认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科学实践与科学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关于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百拇医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度先进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如今也显露出滞后的端倪：首先，最近半个世纪正是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该医学模式却无法体现环境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致使其审视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时缺乏时代的高度。其次，通过非典的警示，人们感到该医学模式不能最充分地反映更深层、更广泛的疾病病因。第三，它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第四，该医学模式与包括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内的现代伦理学发展缺乏内在的联系。第五，因高度、视野方面的原因，它限制了医学职能和医学目的的拓展，等等。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再次更新医学模式的条件正在成熟，讨论新医学模式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酝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考虑了再次更新医学模式的困难和阻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宣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基于对国外先进学术思想的引进和介绍，属于“拿来主义”。这次，没有现成的东西好拿，对于使自己的新认识走出国门，更是缺乏自信。再如，上一次医学模式的变革至今远未完成，担心在相当一部分人还固守生物医学模式的情况下，倡导更新的医学模式难以奏效。还有，如果将“社会”概念加以泛化，无限扩大其外延，硬是让它包容生态科学的新成果和新认识，那将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变得更加完美，似乎永远没有更新的必要。更为有害的是那种仅仅把非典视为个别的偶然事件的看法，抱着“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心理，当然也就无需更新医学模式。
, 百拇医药
客观地说，将生态纳入现代医学模式的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可以说在宣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程中，会不时听到关注生态因素的声音，只不过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认识而已。比如，山西中医学院陶功定教授在13年前就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论”。他还为之加上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医学未来发展战略之哲学和伦理论证。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接受大生态医学模式的思想，并把它视为超越既往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的医学模式，那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前者与后者对立或割裂开来。事实上，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对既往两种模式的包容和升华。”由此可以看出，将生态要素纳入新世纪的医学模式是有一定思想认识基础的。我们认为，按照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对新医学模式的研究应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通过“百家争鸣”深化认识，而不必等到时机完全成熟、认识趋于一致才去提出和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树立生态理念，关注生态文明，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显得更为迫切。这对改变陋习，走向文明，增进健康和促进医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应看到当前研究和讨论现代医学模式问题的时机是很好的。在知识界提倡“科学与人文”结合，理论上强调与时俱进，在卫生发展建设上注意对非典肆虐进行深层反思，直至实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为重新审视医学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变革医学模式是一个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大课题，需要严格的科学精神和巨大的学术勇气，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正因为如此，我们由衷地希望相关学科的专家牵头，组织力量攻关，围绕新世纪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模式问题，来一次勇敢的学术创新。, 百拇医药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由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科医生恩格尔教授于1977年正式提出来的。其思想根基起码可以追溯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出的健康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的虚弱现象，而且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完好状态的综合表现。换句话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反映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认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的科学实践与科学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关于环境、生态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百拇医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度先进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如今也显露出滞后的端倪：首先，最近半个世纪正是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该医学模式却无法体现环境与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致使其审视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时缺乏时代的高度。其次，通过非典的警示，人们感到该医学模式不能最充分地反映更深层、更广泛的疾病病因。第三，它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第四，该医学模式与包括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内的现代伦理学发展缺乏内在的联系。第五，因高度、视野方面的原因，它限制了医学职能和医学目的的拓展，等等。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再次更新医学模式的条件正在成熟，讨论新医学模式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酝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考虑了再次更新医学模式的困难和阻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宣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基于对国外先进学术思想的引进和介绍，属于“拿来主义”。这次，没有现成的东西好拿，对于使自己的新认识走出国门，更是缺乏自信。再如，上一次医学模式的变革至今远未完成，担心在相当一部分人还固守生物医学模式的情况下，倡导更新的医学模式难以奏效。还有，如果将“社会”概念加以泛化，无限扩大其外延，硬是让它包容生态科学的新成果和新认识，那将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变得更加完美，似乎永远没有更新的必要。更为有害的是那种仅仅把非典视为个别的偶然事件的看法，抱着“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心理，当然也就无需更新医学模式。
, 百拇医药
客观地说，将生态纳入现代医学模式的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过，可以说在宣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程中，会不时听到关注生态因素的声音，只不过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认识而已。比如，山西中医学院陶功定教授在13年前就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论”。他还为之加上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医学未来发展战略之哲学和伦理论证。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接受大生态医学模式的思想，并把它视为超越既往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的医学模式，那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前者与后者对立或割裂开来。事实上，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对既往两种模式的包容和升华。”由此可以看出，将生态要素纳入新世纪的医学模式是有一定思想认识基础的。我们认为，按照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对新医学模式的研究应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通过“百家争鸣”深化认识，而不必等到时机完全成熟、认识趋于一致才去提出和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树立生态理念，关注生态文明，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显得更为迫切。这对改变陋习，走向文明，增进健康和促进医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应看到当前研究和讨论现代医学模式问题的时机是很好的。在知识界提倡“科学与人文”结合，理论上强调与时俱进，在卫生发展建设上注意对非典肆虐进行深层反思，直至实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为重新审视医学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变革医学模式是一个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大课题，需要严格的科学精神和巨大的学术勇气，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正因为如此，我们由衷地希望相关学科的专家牵头，组织力量攻关，围绕新世纪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模式问题，来一次勇敢的学术创新。,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