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能否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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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日
虎骨、熊胆、麝香、鹿茸、甘草……即使是“圈外人”，对这几种常用中药材也能如数家珍。而与此同时，作为濒危物种，东北虎、棕熊、林麝、梅花鹿、野生甘草等野生动植物又“全线告急”。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悖论。提出濒危这个概念，说明我们以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令人警醒的时刻。
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中医，其疗效与我国境内“土生土长”的中药材“生死攸关”。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传统医药热，以及向大自然要药源的药品开发新思路，带动了市场对某些稀缺中药材的强劲需求，飙升的价格一度让药用动植物的开发使用进入盲目无序的状态，盗猎、盗采行为近乎疯狂。如为获取麝香而盗麝，几十年间几乎令麝灭绝；为获取虎骨而猎杀老虎，致使我国东北虎和华南虎数量急剧下降。据了解，中药里面“十方九草”，甘草的药用量最大。而目前我国野生甘草分布面积已减少了70%，如不紧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甘草也将难逃绝迹命运。
在《中国中药资源》列出的12792种药用动植物中，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为162种，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达168种。
, 百拇医药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就此放弃存在了千百年的宝贵传统文化，抑或眼睁睁地看着濒危动植物一个个离我们远去？悖论由此形成。
在中国，导致野生动物濒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太大。虽然使用野生动植物入药是导致个别物种濒危的因素之一，但人类活动的扩张造成长期的过度开发，使大量野生动物丧失了栖息地。例如，大熊猫、白鳍豚、扬子鳄等并不入药，但同样也进入了濒危野生动物名录。因此，将野生动物濒危的原因归结于药用资源开发，显然是“不公正”的。
很多人在对“保护”这个概念的认识上也存在误区。保护不是单纯的保护，当保护达到了可以适当利用的程度时，如果再完全禁止利用，也是一种对于资源的浪费，并且是没有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考虑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关系。中药资源的濒危，并不单一指某一个物种的临近灭绝，很大程度上，是指作为中药材的物种，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如不尽快恢复这种商品量，市场需求将迫使这个物种达到接近灭绝的状态。
, 百拇医药 我国已经作了相当大的努力，规范中药对濒危动植物的使用。到目前为止，已禁止虎和犀牛部分的药用；玳瑁、象皮和豹骨实际上已停止入药；穿山甲片和赛加羚羊角的药用受到严格限制；只允许库存的麝香使用于限定的中药品种；含熊胆粉成分的中药禁止出口，并且不允许将野生来源的熊胆入药；使用其他受国家或国际公约保护的野生动物入药，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并持有合法来源的证明。卫生部也于2001年起规定，禁止以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品。
我国还没有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在濒危中药资源利用上主要依据《药品管理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鼓励人工培育或驯养繁殖，是这两部法律的一致之处，但是这两部法律也有不协调的地方。在具体工作中到底参照哪一部法律，有时让从业者无所适从。
《药品管理法》对中药材原料的界定较为模糊，未能明确是否可以培育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药材。而制定时间较晚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则明确提出，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在药品原料的获取上应该以《野生动物保护法》确立的方针为主。由于植物被伤害时不会逃逸，受害程度更重，应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也应进一步修改、完善这方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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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81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93年，国务院已明令禁止虎骨和犀牛角及其制品的国际、国内贸易，禁止生产含有虎骨和犀牛角成分的中成药，从国家药典中取消虎骨和犀牛角的药品标准。目前，麝在我国又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一旦被列入国际贸易公约的名录，将不得交易，不得药用。
我们的特色怎么保护？我们的文化怎么宏扬？
这一悖论是人类造成的，解决它也是人类的责任，保护濒危药用动物资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源能可持续利用，更好地造福人类。
一方面应成立一个研究濒危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小组，向主管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并提供技术咨询。建立濒危药材种养基地，从政策上、资金上多给予支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多沟通，多理解，也可以减少国际社会对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上的误会。
另一方面要使中医药的发展与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不相抵触，应该在坚持中医临床用药疗效标准的前提下寻找替代品，比如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使用人工牛黄和人工合成麝香等；重视和加强临床中药学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最佳用药量效，降低单位用药消耗，缓解资源需求压力；从少数民族医药中寻找和开辟新的药物来源；重视微生物药源及其代谢产物的综合利用。理想的状态是，提高中药资源保护的科技含量，恢复良性生态环境，使中医药的发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相辅相成。
在充分利用开发保护我们国产的中医药资源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去想一想，如何开发利用国外的中药资源，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适当养息我国中医药的药材。, 百拇医药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悖论。提出濒危这个概念，说明我们以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令人警醒的时刻。
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中医，其疗效与我国境内“土生土长”的中药材“生死攸关”。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传统医药热，以及向大自然要药源的药品开发新思路，带动了市场对某些稀缺中药材的强劲需求，飙升的价格一度让药用动植物的开发使用进入盲目无序的状态，盗猎、盗采行为近乎疯狂。如为获取麝香而盗麝，几十年间几乎令麝灭绝；为获取虎骨而猎杀老虎，致使我国东北虎和华南虎数量急剧下降。据了解，中药里面“十方九草”，甘草的药用量最大。而目前我国野生甘草分布面积已减少了70%，如不紧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甘草也将难逃绝迹命运。
在《中国中药资源》列出的12792种药用动植物中，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为162种，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达16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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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就此放弃存在了千百年的宝贵传统文化，抑或眼睁睁地看着濒危动植物一个个离我们远去？悖论由此形成。
在中国，导致野生动物濒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太大。虽然使用野生动植物入药是导致个别物种濒危的因素之一，但人类活动的扩张造成长期的过度开发，使大量野生动物丧失了栖息地。例如，大熊猫、白鳍豚、扬子鳄等并不入药，但同样也进入了濒危野生动物名录。因此，将野生动物濒危的原因归结于药用资源开发，显然是“不公正”的。
很多人在对“保护”这个概念的认识上也存在误区。保护不是单纯的保护，当保护达到了可以适当利用的程度时，如果再完全禁止利用，也是一种对于资源的浪费，并且是没有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考虑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关系。中药资源的濒危，并不单一指某一个物种的临近灭绝，很大程度上，是指作为中药材的物种，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如不尽快恢复这种商品量，市场需求将迫使这个物种达到接近灭绝的状态。
, 百拇医药 我国已经作了相当大的努力，规范中药对濒危动植物的使用。到目前为止，已禁止虎和犀牛部分的药用；玳瑁、象皮和豹骨实际上已停止入药；穿山甲片和赛加羚羊角的药用受到严格限制；只允许库存的麝香使用于限定的中药品种；含熊胆粉成分的中药禁止出口，并且不允许将野生来源的熊胆入药；使用其他受国家或国际公约保护的野生动物入药，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并持有合法来源的证明。卫生部也于2001年起规定，禁止以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品。
我国还没有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在濒危中药资源利用上主要依据《药品管理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鼓励人工培育或驯养繁殖，是这两部法律的一致之处，但是这两部法律也有不协调的地方。在具体工作中到底参照哪一部法律，有时让从业者无所适从。
《药品管理法》对中药材原料的界定较为模糊，未能明确是否可以培育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药材。而制定时间较晚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则明确提出，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在药品原料的获取上应该以《野生动物保护法》确立的方针为主。由于植物被伤害时不会逃逸，受害程度更重，应尽快制定《野生植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也应进一步修改、完善这方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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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981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93年，国务院已明令禁止虎骨和犀牛角及其制品的国际、国内贸易，禁止生产含有虎骨和犀牛角成分的中成药，从国家药典中取消虎骨和犀牛角的药品标准。目前，麝在我国又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一旦被列入国际贸易公约的名录，将不得交易，不得药用。
我们的特色怎么保护？我们的文化怎么宏扬？
这一悖论是人类造成的，解决它也是人类的责任，保护濒危药用动物资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源能可持续利用，更好地造福人类。
一方面应成立一个研究濒危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小组，向主管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并提供技术咨询。建立濒危药材种养基地，从政策上、资金上多给予支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多沟通，多理解，也可以减少国际社会对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上的误会。
另一方面要使中医药的发展与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不相抵触，应该在坚持中医临床用药疗效标准的前提下寻找替代品，比如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使用人工牛黄和人工合成麝香等；重视和加强临床中药学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最佳用药量效，降低单位用药消耗，缓解资源需求压力；从少数民族医药中寻找和开辟新的药物来源；重视微生物药源及其代谢产物的综合利用。理想的状态是，提高中药资源保护的科技含量，恢复良性生态环境，使中医药的发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相辅相成。
在充分利用开发保护我们国产的中医药资源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去想一想，如何开发利用国外的中药资源，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适当养息我国中医药的药材。,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