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中医学(上)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谓。西汉杨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中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老子》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玄宗”。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16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代，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八达”等名流的狂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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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糅合儒道佛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泛浸及医学，其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促成了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一、士人尚医及养颐尊生
魏晋时代是崇尚精神生活和重视养生的时代。远在汉末，文士对经学厌烦，学人集萃于京师洛阳，始开游谈之风。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之后竟相祖述。曹魏之时，鼎革骤变，殊杀异己，名士饮酒避祸，拒绝臧否时政，而游谈戏论玄理，时人谓之清谈。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国无战事，门阀士子们又耽于宴乐，他们尊老庄之学而置经书于不顾，蔑弃礼法，以纵酒昏酣谓之放达，且举世人仿慕之。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魏晋士人尊内心而轻外物，追求洒落放达填补空虚的世风，玄学乃是魏晋时代的主潮。在卑视时政和空谈的同时，又把平生寄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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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故大多数世家中人多摈绝庶务，甘愿退隐山林，以诗文画乐相酬，或研习医术或服石炼丹，常与道士往来，追求生命的愉悦。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言：“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如皇甫谧、阮炳、范汪、殷浩、殷仲堪、孔熙先、葛洪、陶弘景等上流名士，他们的医术除医著有载之外，也见于史书和艺文，如《世说新语·术解》记殷浩“能妙解经脉”，并一剂治愈百岁老人的痼疾；《晋书》中记载殷仲堪能“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及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等。又如刘宋之孔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等等。魏晋以降门阀士族相沿，此期在医学界也始出现了医学世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炳)、张茂先(华)、裴逸民、皇甫士安(谧)，及江左葛稚川(洪)、蔡谟、殷渊源(浩)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医学世系家族的情况在《南史》、《北史》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如丹阳徐氏(徐文伯、徐謇兄弟及徐文伯子徐雄，徐雄子徐之才等)，阳平李氏(李亮及其子李元孙等)，吴兴姚氏(姚菩提及其子姚僧垣等)，高阳许氏(许奭、许澄父子等)，丹阳陶氏(陶隆、陶贞宝、陶弘景祖孙等)，陈郡殷氏(殷浩及侄殷仲堪等)，清河崔氏(崔?及其子崔景哲等)，其中有些又是道教世家，如丹阳陶氏、陈郡殷氏、清河崔氏等，此等世医现象延泽至宋元明清，为世界医学史上罕见之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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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促进了医学养生理论的发展。玄学家们重视养生，畅论养生之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总体上轻视理论，但在养生方面却一枝独秀，其理论比汉以前更深遽系统当时的名人如嵇康、张湛、陶弘景、颜之推等都有养生著述。如嵇康著《养生论》，张湛著《养生集要》，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养生篇》等。玄学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目标，用抽象的哲理和感情以达到对无限的体验为养生的理论基础，超越了《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论，把养生之术发展为养生学或养生文化。魏晋时代的养生学特点有四：
1.任性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而养生。玄学以无为和自然为万物本源，养生也讲无为和自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顺其自然而养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又在《养生论》中主张，合天地之理，要从微处着眼：“措身失礼，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对养生抱有信心，即如曹操《黾虽寿》所说：“养颐之福，可得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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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守一养和。即“守之以一，养之以和”。《老子》以一为道，是万物的本根，如在《三十九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其和为和顺谐和，即《易传》“保合大和”之谓，也要像做羹或音乐一样调和，收相反相成之功。在养生则按自然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调和起居、行动、饮食等，强调要弃厚味、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3.清虚养神。玄学家提倡的养神之法本于“清虚无为”之说，又在形神颐养中，重神理而遗形骸，在养神中提倡回归自然，并使养生手段娱乐化，使养生丰富多彩，玄学家追求远离现实游逸的生活，倘徉山水，琴诗自乐，以“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为“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把郊游、音乐、琴棋、书法、绘画等作为养生手段，通过养神而奏功。葛洪又提出：“夫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日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除此六害主要是强调活淡确保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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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寄用丹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养生家相信辟谷可以养生，服石可以益身，炼丹者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之神丹。如葛洪说：“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他本人致力于炼丹。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代以来服石炼丹最兴盛的时代。此术之开展与风行，对于科技的走向而言虽然步入误区，但也有不虞之巨获。
嵇康在《养生论》中曾为吐纳服食提供理论依据，他说：“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神形相亲，表里相近也”。在这方面玄学理论与道家炼丹术互相映照，把养生方术化。晋初道家杨泉就把元气理论引入养生，他在《物理论》中说：“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寿而寿。养生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元气胜谷气之论，提供了辟谷的理论基础。又据《易传》：“同声相应，同类相求”之论，认为五谷虽然可以维系生命，但五谷本身容易腐朽，食五谷之人身也会腐朽，固尔应当辟谷。玄学家与道家都深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便以服用“五石散”和丹药之类为“长寿”手段。五石散由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药组成，士人认为久服可以“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皇甫谧、嵇康、何晏等人亲自实践。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故尔又称为“寒石散”。此方源于战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引扁鹊之语说：“阴石以治阳病，阳石以治阴病”，传中记载了“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散服之”。《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张仲景见到王仲宣时说：“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愈”。但魏晋士人服五石散还旨在作为欣快兴奋剂之用，其人服后发热，神志亢奋坐卧不安乃至癫狂，要宽衣解带行不停，即造成“石发”、“散发”的中毒症状，故又称此药为“行散”。《巢氏病源》曾引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援。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说明当时服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其实，服石不仅无助于健康，反致短命早死。《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言道：“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此为魏晋养生术之误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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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是魏晋丹家炼出“长生不死药”企求长寿的另一手段，同时丹药还有“点石成金”之效能，以获得更多的金银。在玄学倡养生服石的风潮中，医学家们也把炼丹术趋之援用于医学。中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史记》中就列举了燕国有宋无忌、正伯乔、充尚、羡门子高等炼丹方士，后经秦汉两代，炼丹术遂益形成发展，并广泛传播。又有自炼精、气、神的内丹派和以丹砂烧炼的外丹派，虽然目标幻臆不能企及，但可堪为中国古代化学的口嚆矢。晋代葛洪、梁代陶弘景等人，把炼丹活动转向医药领域，由此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葛洪与陶弘景均有自成系统的炼丹理论与实践。葛洪把炼丹和炼金综合起来，称为金丹术。他说：“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陶弘景主张：“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既炼外丹，又以导引、吐纳、辟谷、房中为法倡炼内丹。外丹可分为升、降、烧三种方法，其药物组成不外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种类型，历代以来炼出了大、小红升丹、白降丹、太乙紫金锭、龟龄集、三仙丹等著名丹药，还形成了“丹道医家”(简称“丹医”)或丹鼎派的医学流派。此外，在炼丹的同时，还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镀金术、陶瓷、颜料等品物。其内丹的炼法，从南北朝至隋朝期间，形成了系统的气功理论，称为内丹说，也是中医学保健养生康复的一种有效手段。, 百拇医药(孟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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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糅合儒道佛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泛浸及医学，其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促成了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一、士人尚医及养颐尊生
魏晋时代是崇尚精神生活和重视养生的时代。远在汉末，文士对经学厌烦，学人集萃于京师洛阳，始开游谈之风。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之后竟相祖述。曹魏之时，鼎革骤变，殊杀异己，名士饮酒避祸，拒绝臧否时政，而游谈戏论玄理，时人谓之清谈。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国无战事，门阀士子们又耽于宴乐，他们尊老庄之学而置经书于不顾，蔑弃礼法，以纵酒昏酣谓之放达，且举世人仿慕之。马克思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魏晋士人尊内心而轻外物，追求洒落放达填补空虚的世风，玄学乃是魏晋时代的主潮。在卑视时政和空谈的同时，又把平生寄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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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故大多数世家中人多摈绝庶务，甘愿退隐山林，以诗文画乐相酬，或研习医术或服石炼丹，常与道士往来，追求生命的愉悦。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言：“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如皇甫谧、阮炳、范汪、殷浩、殷仲堪、孔熙先、葛洪、陶弘景等上流名士，他们的医术除医著有载之外，也见于史书和艺文，如《世说新语·术解》记殷浩“能妙解经脉”，并一剂治愈百岁老人的痼疾；《晋书》中记载殷仲堪能“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及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等。又如刘宋之孔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等等。魏晋以降门阀士族相沿，此期在医学界也始出现了医学世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炳)、张茂先(华)、裴逸民、皇甫士安(谧)，及江左葛稚川(洪)、蔡谟、殷渊源(浩)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医学世系家族的情况在《南史》、《北史》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如丹阳徐氏(徐文伯、徐謇兄弟及徐文伯子徐雄，徐雄子徐之才等)，阳平李氏(李亮及其子李元孙等)，吴兴姚氏(姚菩提及其子姚僧垣等)，高阳许氏(许奭、许澄父子等)，丹阳陶氏(陶隆、陶贞宝、陶弘景祖孙等)，陈郡殷氏(殷浩及侄殷仲堪等)，清河崔氏(崔?及其子崔景哲等)，其中有些又是道教世家，如丹阳陶氏、陈郡殷氏、清河崔氏等，此等世医现象延泽至宋元明清，为世界医学史上罕见之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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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促进了医学养生理论的发展。玄学家们重视养生，畅论养生之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医学总体上轻视理论，但在养生方面却一枝独秀，其理论比汉以前更深遽系统当时的名人如嵇康、张湛、陶弘景、颜之推等都有养生著述。如嵇康著《养生论》，张湛著《养生集要》，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养生篇》等。玄学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目标，用抽象的哲理和感情以达到对无限的体验为养生的理论基础，超越了《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论，把养生之术发展为养生学或养生文化。魏晋时代的养生学特点有四：
1.任性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而养生。玄学以无为和自然为万物本源，养生也讲无为和自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顺其自然而养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又在《养生论》中主张，合天地之理，要从微处着眼：“措身失礼，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对养生抱有信心，即如曹操《黾虽寿》所说：“养颐之福，可得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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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守一养和。即“守之以一，养之以和”。《老子》以一为道，是万物的本根，如在《三十九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其和为和顺谐和，即《易传》“保合大和”之谓，也要像做羹或音乐一样调和，收相反相成之功。在养生则按自然的规律，调和人与环境，调和起居、行动、饮食等，强调要弃厚味、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3.清虚养神。玄学家提倡的养神之法本于“清虚无为”之说，又在形神颐养中，重神理而遗形骸，在养神中提倡回归自然，并使养生手段娱乐化，使养生丰富多彩，玄学家追求远离现实游逸的生活，倘徉山水，琴诗自乐，以“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为“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把郊游、音乐、琴棋、书法、绘画等作为养生手段，通过养神而奏功。葛洪又提出：“夫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日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除此六害主要是强调活淡确保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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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寄用丹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养生家相信辟谷可以养生，服石可以益身，炼丹者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之神丹。如葛洪说：“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他本人致力于炼丹。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代以来服石炼丹最兴盛的时代。此术之开展与风行，对于科技的走向而言虽然步入误区，但也有不虞之巨获。
嵇康在《养生论》中曾为吐纳服食提供理论依据，他说：“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神形相亲，表里相近也”。在这方面玄学理论与道家炼丹术互相映照，把养生方术化。晋初道家杨泉就把元气理论引入养生，他在《物理论》中说：“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寿而寿。养生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元气胜谷气之论，提供了辟谷的理论基础。又据《易传》：“同声相应，同类相求”之论，认为五谷虽然可以维系生命，但五谷本身容易腐朽，食五谷之人身也会腐朽，固尔应当辟谷。玄学家与道家都深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便以服用“五石散”和丹药之类为“长寿”手段。五石散由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五药组成，士人认为久服可以“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皇甫谧、嵇康、何晏等人亲自实践。服后身体烦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故尔又称为“寒石散”。此方源于战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引扁鹊之语说：“阴石以治阳病，阳石以治阴病”，传中记载了“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散服之”。《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张仲景见到王仲宣时说：“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愈”。但魏晋士人服五石散还旨在作为欣快兴奋剂之用，其人服后发热，神志亢奋坐卧不安乃至癫狂，要宽衣解带行不停，即造成“石发”、“散发”的中毒症状，故又称此药为“行散”。《巢氏病源》曾引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援。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说明当时服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其实，服石不仅无助于健康，反致短命早死。《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言道：“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此为魏晋养生术之误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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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是魏晋丹家炼出“长生不死药”企求长寿的另一手段，同时丹药还有“点石成金”之效能，以获得更多的金银。在玄学倡养生服石的风潮中，医学家们也把炼丹术趋之援用于医学。中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史记》中就列举了燕国有宋无忌、正伯乔、充尚、羡门子高等炼丹方士，后经秦汉两代，炼丹术遂益形成发展，并广泛传播。又有自炼精、气、神的内丹派和以丹砂烧炼的外丹派，虽然目标幻臆不能企及，但可堪为中国古代化学的口嚆矢。晋代葛洪、梁代陶弘景等人，把炼丹活动转向医药领域，由此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葛洪与陶弘景均有自成系统的炼丹理论与实践。葛洪把炼丹和炼金综合起来，称为金丹术。他说：“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陶弘景主张：“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既炼外丹，又以导引、吐纳、辟谷、房中为法倡炼内丹。外丹可分为升、降、烧三种方法，其药物组成不外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种类型，历代以来炼出了大、小红升丹、白降丹、太乙紫金锭、龟龄集、三仙丹等著名丹药，还形成了“丹道医家”(简称“丹医”)或丹鼎派的医学流派。此外，在炼丹的同时，还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镀金术、陶瓷、颜料等品物。其内丹的炼法，从南北朝至隋朝期间，形成了系统的气功理论，称为内丹说，也是中医学保健养生康复的一种有效手段。, 百拇医药(孟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