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再溯源(下)
三、《伤寒杂病论》的六经来自八纲
因成无己以《内经》注《伤寒》，故后世多宗其说，其原因也系《伤寒杂病论序》撰用《素问》等句。今已知此非仲景所写，撰用《素问》已属无据，实际判断其理论是否来自《内经》，还要看全书的主要内容。
从其内容看，六经的概念即是八纲。《伤寒论》属经方体系，经方的理论主要用八纲辨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是说经方理论的形成，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从常见病反映出的症状不同，用不同的药物治疗，以药物的寒热温凉不同，来治疗人体不同部位的寒热虚实证候，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这便是八纲理论。汉代的《汤液经法》反映出了八纲辨证理论和方证经验，而《伤寒杂病论》也有相同的反映，不同的是增加(上升)了“六经”辨证理论，而这一理论是由八纲辨证衍生而成。分析《伤寒论》的六经实质，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之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之三阴而言。《伤寒论》之六经，虽称之为病，其实质是证，而且来自八纲，是把症状用八纲分类所归纳的六种证候。八纲中的表、里、半表半里三者，都是病位的反映，而阴、阳、寒、热、虚、实六者，都是病情的反映。这样，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表者即是太阳；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表者即是少阴；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里者即是阳明；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里者即是太阴；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半表半里者既是少阳；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半表半里者即是厥阴。这里要注意，八纲也好，六经也好，这是我们的先辈通过观察上千上万急性、慢性疾病反映出的症状总结出的六种证候，即无论是什么病，其发病、变化、痊愈、或死亡，证候的变化皆不出这六种。所以，六经不是脏腑经络的六经，而是用八纲归类的证候，是经方自成体系的证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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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辨方证产生了六经理论
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感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从这段话中可明确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张仲景主要依据二旦、大小、六神等汤撰写了《伤寒论》。
《伤寒论》的主要方证源自《汤液经法》，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论述了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其适应证。分析《伤寒杂病论》，其主要内容是六经辨证和辨方证，尤其注重辨方证，近代经方大师胡希恕曾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是在强调经方理论的特点。《伤寒杂病论》对每一个方证，论述非常精详，既说明其主要适应证，也详述其禁忌证及类似证、鉴别证。例如《伤寒论》就有20多条提到桂枝汤，《金匮要略》中也有论述，其加减方证论述则更多。对一个方证论述如此精细，是在告诫后人辨方证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人们，在辨方证时，要注意到证的病位在表、在里，还是在半表半里，证候的病性属阳还是属阴。如《伤寒论》第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第164条：“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等。根据证的情况、特点，在表属阳热实者为表阳证(太阳病)，在表属阴寒虚者为表阴证(少阴病)，在里属阳热实者为里阳证(阳明病)，在里属阴寒虚者为里阴证(太阴病)，在半表半里属阳热实者为半表半里阳证(少阳病)，在半表半里属阴寒虚者为半表半里阴证(厥阴病)。这就是张仲景在辨方证过程中，总结出的六类证候，也即后世所称的三阴三阳、六经，从而形成了六经辨证理论，这一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辨方证，使《伤寒论》成为六经辨证、辨方证的完整的经方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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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小柴胡汤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津村顺天堂制成了小柴胡汤颗粒制剂，同时东京近畿大学有地滋教授发表了“津村小柴胡汤颗粒对慢性肝炎有治疗效果”的报告，一时间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小柴胡汤制剂成为了畅销药，舆论认为日本汉方走向现代化。短短几年里，津村顺天堂成了世界注目的制药企业，财富积累走向顶峰。但自1987年不断报出小柴胡汤引起间质性肺炎的新闻后，津村顺天堂于1997年破产，2000年其社长津村昭被判刑3年。对这一事件，一些人认为这是“小柴胡汤的副作用事件”，而日本的中医界人士则认为，这是没有遵守中医辨证论治的结果，并且揭露出有地滋不让年青人学习《伤寒论》，并且强调“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有关小柴胡汤的‘证’消失了，还要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汉方药非常安全，长期服用也没有问题”的错误论调。这说明，不辨方证，只是根据西医的诊断就给服小柴胡汤制剂，是造成所谓的“小柴胡汤副作用事件”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即所谓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其二，“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是明了《伤寒论》理论特点的大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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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道家之称”这里有两重意思，首先指张仲景改变了方证名，如小阳旦汤改称桂枝汤、小青龙汤改称麻黄汤等。其次是改道家的理论为经方理论。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记载：“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经。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这里要说明的是，六十首方证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记载，它们是：辨五脏补泻方39首，二旦、六神、大小等汤16首，急救方5首。不论是从方证名称看，还是从语言论述看，《汤液经法》有道家的五行、五脏观念，而《伤寒杂病论》却没有这些观念。例如《汤液经法》中的小泻脾汤，《伤寒杂病论》改称四逆汤；建中补脾汤改称小建中汤；小补脾汤改称理中汤；小补心汤改称栝楼薤白半夏汤；大补心汤改称栝楼薤白桂枝汤……显然，方证名仲景不再沿用五脏的名称，即使用原脏腑名，也失去了原脏腑概念。如《汤液经法》的小泻心汤，《伤寒论》称之为大黄黄连泻心汤，其适应证是里实热证(阳明病)，这反映出仲景由“五元论”走向“一元论”，即吸取了《汤液经法》中的方证内容，舍弃了五行、五脏理论，而独重辨方证理论，并把方证按六经(八纲)分类，创立了六经辨证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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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主要是避除五行、五脏之称，改成以某药名之的方证名，即把“五元论”改成为“一元论”。张仲景从反复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某方剂的适应证是辨证的关键，药与证相应是治病的关键。例如桂枝汤(小阳旦汤)的适应证是：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桂枝加葛根汤方证为：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项背强几几。一味药物的不同，意味着相应的适应证不同，甚至药味相同，用药剂量不同，其适应证也不同。所以指导应用方证的理论只能是辨方证的“一元论”，即有是证用是方，而用五脏、五行辨证是难于准确的。如《汤液经法》中的小泻脾汤，方药组成为附子一枚(炮)，干姜、甘草(炙)，各三两。治脾气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肢冷，脉微者。而小补脾汤，方药组成为人参、甘草(炙)、干姜各三两，术一两。治饮食不消，时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饥，无力，身重，足痿，善转筋者。从八纲辨证来看，两方都用于里虚寒，都是温阳重剂，但前者称为泻脾，后者称为补脾，实际温补重于后者，到底补什么泻什么让人难以理解。故张仲景避道家之称，把小泻脾汤改称四逆汤，凡见“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或“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即辨方证凡见四逆，脉微弱，里虚寒甚(太阴病)，属四逆汤证者即可用之。如按五脏补泻辨证，补脾、泻脾很难对应。从这里也可体会到张仲景为何方证名“避道家之称”，不再沿用五脏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辨证不再用五行、五脏理论。
纵观以上所说，张仲景并不是根据《内经》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主要方证源自于《汤液经法》，其理论源自于经方体系的八纲。张仲景继承了《汤液经法》的医药知识，并发扬了经方理论，是经方的杰出传人。他在总结整理经方的方证和理论时，通过“避道家之称”完善了方证辨证，并由八纲辨证、辨方证发展为六经辨证，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如果要简述《伤寒杂病论》的特点，可以说它是一个根据临床常见病(急性病、慢性病、传染、非传染、外感、内伤)的症状反应，用六经(八纲)辨证详辨方证后，据方证用药治疗疾病的独特的医疗体系。(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 百拇医药
因成无己以《内经》注《伤寒》，故后世多宗其说，其原因也系《伤寒杂病论序》撰用《素问》等句。今已知此非仲景所写，撰用《素问》已属无据，实际判断其理论是否来自《内经》，还要看全书的主要内容。
从其内容看，六经的概念即是八纲。《伤寒论》属经方体系，经方的理论主要用八纲辨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是说经方理论的形成，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从常见病反映出的症状不同，用不同的药物治疗，以药物的寒热温凉不同，来治疗人体不同部位的寒热虚实证候，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这便是八纲理论。汉代的《汤液经法》反映出了八纲辨证理论和方证经验，而《伤寒杂病论》也有相同的反映，不同的是增加(上升)了“六经”辨证理论，而这一理论是由八纲辨证衍生而成。分析《伤寒论》的六经实质，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之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之三阴而言。《伤寒论》之六经，虽称之为病，其实质是证，而且来自八纲，是把症状用八纲分类所归纳的六种证候。八纲中的表、里、半表半里三者，都是病位的反映，而阴、阳、寒、热、虚、实六者，都是病情的反映。这样，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表者即是太阳；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表者即是少阴；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里者即是阳明；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里者即是太阴；证候的病情属阳热实，病位在半表半里者既是少阳；证候的病情属阴寒虚，病位在半表半里者即是厥阴。这里要注意，八纲也好，六经也好，这是我们的先辈通过观察上千上万急性、慢性疾病反映出的症状总结出的六种证候，即无论是什么病，其发病、变化、痊愈、或死亡，证候的变化皆不出这六种。所以，六经不是脏腑经络的六经，而是用八纲归类的证候，是经方自成体系的证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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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辨方证产生了六经理论
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感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从这段话中可明确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张仲景主要依据二旦、大小、六神等汤撰写了《伤寒论》。
《伤寒论》的主要方证源自《汤液经法》，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论述了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其适应证。分析《伤寒杂病论》，其主要内容是六经辨证和辨方证，尤其注重辨方证，近代经方大师胡希恕曾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是在强调经方理论的特点。《伤寒杂病论》对每一个方证，论述非常精详，既说明其主要适应证，也详述其禁忌证及类似证、鉴别证。例如《伤寒论》就有20多条提到桂枝汤，《金匮要略》中也有论述，其加减方证论述则更多。对一个方证论述如此精细，是在告诫后人辨方证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人们，在辨方证时，要注意到证的病位在表、在里，还是在半表半里，证候的病性属阳还是属阴。如《伤寒论》第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第164条：“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等。根据证的情况、特点，在表属阳热实者为表阳证(太阳病)，在表属阴寒虚者为表阴证(少阴病)，在里属阳热实者为里阳证(阳明病)，在里属阴寒虚者为里阴证(太阴病)，在半表半里属阳热实者为半表半里阳证(少阳病)，在半表半里属阴寒虚者为半表半里阴证(厥阴病)。这就是张仲景在辨方证过程中，总结出的六类证候，也即后世所称的三阴三阳、六经，从而形成了六经辨证理论，这一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辨方证，使《伤寒论》成为六经辨证、辨方证的完整的经方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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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小柴胡汤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津村顺天堂制成了小柴胡汤颗粒制剂，同时东京近畿大学有地滋教授发表了“津村小柴胡汤颗粒对慢性肝炎有治疗效果”的报告，一时间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小柴胡汤制剂成为了畅销药，舆论认为日本汉方走向现代化。短短几年里，津村顺天堂成了世界注目的制药企业，财富积累走向顶峰。但自1987年不断报出小柴胡汤引起间质性肺炎的新闻后，津村顺天堂于1997年破产，2000年其社长津村昭被判刑3年。对这一事件，一些人认为这是“小柴胡汤的副作用事件”，而日本的中医界人士则认为，这是没有遵守中医辨证论治的结果，并且揭露出有地滋不让年青人学习《伤寒论》，并且强调“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有关小柴胡汤的‘证’消失了，还要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汉方药非常安全，长期服用也没有问题”的错误论调。这说明，不辨方证，只是根据西医的诊断就给服小柴胡汤制剂，是造成所谓的“小柴胡汤副作用事件”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即所谓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其二，“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是明了《伤寒论》理论特点的大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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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道家之称”这里有两重意思，首先指张仲景改变了方证名，如小阳旦汤改称桂枝汤、小青龙汤改称麻黄汤等。其次是改道家的理论为经方理论。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记载：“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经。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这里要说明的是，六十首方证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记载，它们是：辨五脏补泻方39首，二旦、六神、大小等汤16首，急救方5首。不论是从方证名称看，还是从语言论述看，《汤液经法》有道家的五行、五脏观念，而《伤寒杂病论》却没有这些观念。例如《汤液经法》中的小泻脾汤，《伤寒杂病论》改称四逆汤；建中补脾汤改称小建中汤；小补脾汤改称理中汤；小补心汤改称栝楼薤白半夏汤；大补心汤改称栝楼薤白桂枝汤……显然，方证名仲景不再沿用五脏的名称，即使用原脏腑名，也失去了原脏腑概念。如《汤液经法》的小泻心汤，《伤寒论》称之为大黄黄连泻心汤，其适应证是里实热证(阳明病)，这反映出仲景由“五元论”走向“一元论”，即吸取了《汤液经法》中的方证内容，舍弃了五行、五脏理论，而独重辨方证理论，并把方证按六经(八纲)分类，创立了六经辨证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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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避道家之称，主要是避除五行、五脏之称，改成以某药名之的方证名，即把“五元论”改成为“一元论”。张仲景从反复临床实践中认识到，某方剂的适应证是辨证的关键，药与证相应是治病的关键。例如桂枝汤(小阳旦汤)的适应证是：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桂枝加葛根汤方证为：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项背强几几。一味药物的不同，意味着相应的适应证不同，甚至药味相同，用药剂量不同，其适应证也不同。所以指导应用方证的理论只能是辨方证的“一元论”，即有是证用是方，而用五脏、五行辨证是难于准确的。如《汤液经法》中的小泻脾汤，方药组成为附子一枚(炮)，干姜、甘草(炙)，各三两。治脾气实，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肢冷，脉微者。而小补脾汤，方药组成为人参、甘草(炙)、干姜各三两，术一两。治饮食不消，时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饥，无力，身重，足痿，善转筋者。从八纲辨证来看，两方都用于里虚寒，都是温阳重剂，但前者称为泻脾，后者称为补脾，实际温补重于后者，到底补什么泻什么让人难以理解。故张仲景避道家之称，把小泻脾汤改称四逆汤，凡见“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或“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即辨方证凡见四逆，脉微弱，里虚寒甚(太阴病)，属四逆汤证者即可用之。如按五脏补泻辨证，补脾、泻脾很难对应。从这里也可体会到张仲景为何方证名“避道家之称”，不再沿用五脏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辨证不再用五行、五脏理论。
纵观以上所说，张仲景并不是根据《内经》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主要方证源自于《汤液经法》，其理论源自于经方体系的八纲。张仲景继承了《汤液经法》的医药知识，并发扬了经方理论，是经方的杰出传人。他在总结整理经方的方证和理论时，通过“避道家之称”完善了方证辨证，并由八纲辨证、辨方证发展为六经辨证，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如果要简述《伤寒杂病论》的特点，可以说它是一个根据临床常见病(急性病、慢性病、传染、非传染、外感、内伤)的症状反应，用六经(八纲)辨证详辨方证后，据方证用药治疗疾病的独特的医疗体系。(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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