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理论三次飞跃思考中医发展
在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今天，医学模式由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与此同时，中医学独特的理论和卓著的临床疗效，日益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部分层面的诽疑也不时激起争论，甚至对中医的科学性还有质疑，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因此，笔者通过回顾中医学史上中医理论三次大飞跃的历史背景、疾病情况、医学理论、临床进展及新理论的形成，以史鉴今，共勉同仁。
一、《伤寒杂病论》的历史功绩
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时期，并有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流传于世，但是从理论到临床再到理论的首次巨大飞跃，要属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撰于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当时战乱频繁，疫疾大作，尤其是伤寒之类外感疾病严重侵害人类健康，造成病亡无数。因此仲景苦研医理，以《内经》等理论为基础，以临床实践为真知，对东汉以前的临证医学作了全面总结，并写就《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提出了具体明晰的辨证方法和准确有效的治疗原则，是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的极大发展，故后世对其有“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的尊誉。
二、金元四大家医学理论的突破
自仲景之后，中医学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后世名医辈出。但是论及巨大的发展创新，还属金元时期的医家们。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造成疾病丛生，医学面临挑战。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如《儒门事亲·疟篇》曰：“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伯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哉？”孙一奎《医旨绪余》云：“当金元扰攘之际，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劳倦伤脾，忧思伤脾，饥饱伤脾……脾胃一伤，则脏腑无所受气，故东垣孜以保脾胃为急。彼虚怯伤肾阴，乃燕居安闲淫佚之疾，又不可同日而语也。”三是在前人经验理论的基础上，诸医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刘完素《三消论》说：“叔世不分五运六气之虚实，而一概言热为实……凡脏腑诸气，不必肾水独当寒，心火独当热，要知每脏每腑诸气和同，宣而平之可也……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并结合临床实践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之说。张从正则创立“邪去正安”之说，临床善用“汗、下、吐”三法，特别提出了“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观点。李杲亲见病者多因战乱、劳倦、饥饱伤及脾胃，据“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创立脾胃内伤学说。丹溪则根据“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力倡“相火论”，旨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后世孙一奎《赤水玄珠》说：“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论，盖为当时《局方》温补之药害人，故著此以救一时之弊。”还有说：“东垣北人，故著《脾胃论》以补中益气，升阳散火为主治，丹溪南人，故创‘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以滋阴降火立法。”
金元医学学术争鸣，推动了医学发展，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说：“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三、温病理论的创新
史料中所载“疫”、“温疫”属中医温病范畴。早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就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论述，但温病理论的形成却迟至温疫频作的明清时代。当时医生大多墨守伤寒成方，非但不效，病反而愈危。正如吴有性曰：“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则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因此吴有性辨其为温病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深入探究，知源明理，建立温疫学说。由此，温病学得到迅速发展。
清代温病学大师叶桂创立温病卫气营血辨治大纲，极大地提高了温病的论治水平。吴瑭强调以上、中、下三焦为纲统论温热、湿热与温疫，著《温病条辨》，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了叶氏的理论。薛雪则详细论治湿热性疾病，完善了温病学说。王士雄集前人之大成，“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著《温热经纬》，总结和完善了温病学理论。至此，温病学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温病的认识，发展了中医理论，丰富了中医学宝库。可以说，温病学说的建立是临床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凡治医学，若不穷其源流，则如木之无根，未有能发扬滋长者”。综观中医学的数千年历史，尤其是上述三次历史性的飞越，中医学的发展，一直是力主发展创新的医家们在与因循守旧的陋习进行抗争的结果。随着时代的不同，在临床实践中，继承前贤的精粹，批判当世的时弊，从而有所创新和建树，是中医学的发展之路。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许多严重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新病种，我们只有继续发扬创新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切实提高临床疗效入手，才会有学术理论的最终升华。(广州中医药大学孙作乾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