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药中野生动物药材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完)
六、近年我国中药进出口趋势
由于濒危物种的保护日趋受到关注以及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加上质量、残毒问题突出，我国中药在西方国家的认可程度低，第一个趋势就是中药出口贸易额自1996年起一直处于滑坡状态；第二个趋势是中成药进出口贸易逆差自1998年出现并延续了下来，“洋中药”已抢占中国滩头，到2001年逆差达3.9亿美元；第三是中药材出口大于中成药出口的不合理现象近期内仍然难以改变，据海关资料，2002年1～10月中药出口总额为3.58亿美元，其中中药材出口达2.13亿美元；第四是中成药国际准入和注册进展缓慢，中成药以保健品名义出口仍将继续存在；第五是含野生动物中药出口占全部中药出口的比重极低，加上国际保护舆论上对动物药十分敏感，进口商为避攻击，含野生动物中药的出口种类和数量还将减少，这已从出口记录中表现了出来。
七、国际舆论对中药使用野生动物的理解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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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利用野生动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中药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却值得讨论。由于中医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分析性科学的发展间缺乏类比性和贯通不足，致使中医理论被主流医学的接受受到了限制，自然也影响中药了在世界范围的认定程度。一些国家和专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中药不认同或限制，甚至贬低，也是预料中的。再者中药的确也是依赖于野生动植物资源发展而来的，而在当今全球性野生动植物资源危机，特别是人类活动加速了物种灭绝、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越来越长，人们关注中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是必然的。加上中药的确使用一些濒危动物而中医药界对使用濒危野生动物药用部分的实际情况宣传不够，一些极端保护组织又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批评中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由此出现了各种中药对濒危动物保护负面影响的评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努力了解不够。就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法可依开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历史只有十余年，且不说克服历史上“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传统习惯，仅就做到认识野生动物已有法律保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已建立起了基本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和措施体系，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自觉遵守和强制执行。在中药使用濒危动物方面，已禁止虎和犀牛部分的药用；玳瑁、象皮和豹骨实际上已停止入药；穿山甲片和赛加羚羊角的药用受到严格限制；麝类已升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只允许库存的麝香使用于限定的中药品种；含熊胆粉成分的中药禁止出口，并不允许野生来源的熊胆入药；使用其他受国家或国际公约保护的野生动物入药，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并持有合法来源的证明。卫生部也于2001年起禁止了以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品。客观地说，中国在处理中药使用濒危野生动物问题时是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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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区是药用野生动物种类的认定。传统和不加分析的理解就是中医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验方口传心授使用过的野生动物都是药用野生动物，这是基于经验和类比的总结。但按现代科学的观点，相当一些是无法验证和经不起推敲的。更有大量种类是罕有使用，或仅有记载的，而现代已无人使用了，比如桃色珊瑚、鲟膘、蝌蚪、海龟胆、鼍肉、鹰爪、鵟粪、鳶嘴、鹤脑、鹈鹕脂肪、猴尿、鲸胰、豺胃、獭肝、貂尾、猞猁肠、盘羊肺、普氏原羚角……等等，真不知还有几人用过，而且是否真有疗效？!但这种表述，对于不知中药为何物而又热心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国家、团体和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个误区的产生，中医药界是有责任的，而极端保护组织的攻击也有无知的成分。客观地说，药是治病救人的，需要国家的入药标准，而不是人云亦云，否则“香灰治病”不也是有理的了？!中国有药典委员会颁布的国家《药典》，只有列入药典的种类才是药用野生动物，有药用标准才是国家认定可以入药的，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在任何场合下都需要强调的。
第三是中药使用野生动物部分危及濒危动物。客观地说，使用野生动物入药是影响个别物种致危的因素之一，如为获取麝香大量盗猎麝类，历史上对鹿的猎杀导致野生鹿类在中国的濒危。但从更大尺度上说，在中国导致野生动物濒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太大，长期的开发造成大量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药使用野生动物在历史上和现在对一些野生动物有负面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估这些影响。根据国家药典，78种动物药材，其中无脊椎动物47种，脊椎动物31种。无脊椎动物中没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CITES附录上的物种。31种脊椎动物有蛙类4种、蛇类4种、龟鳖3种、蛤蚧1种、海马5种、海龙3种、兽11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仅有13种(一级6种、二级7种)，列入CITES附录的14种。就这合计17个野生动物物种，中国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严格措施。落实现行的措施和规定，除了个别物种，中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已经降低了很多，应该说中国对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是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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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认为中药消耗野生动物资源。在历史上，中药是大量使用野生动物的，但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直接自野外获取药材的比例已在减少，大部分是人工养殖和栽培的。中国现在已经建有大量中药材产业化生产基地，这项工作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据市场调查，2002年大宗常用中药材虽然只有几十个品种，销量却是中药材全部的60%以上，绝大部分是栽培和养殖的。如动物药材中大宗常用的梅花鹿茸、马鹿茸、水牛角、牛黄、熊胆粉、鳖甲、龟板、全蝎、僵蚕、蜂蛹、地龙、珍珠几乎全是人工养殖生产的；一些珍贵的品种也在扩大养殖或半圈养，如麝类、蛤蚧、林蛙、海马、土鳖虫、蜈蚣、水蛭等。上述列入国家药典的17种受国家或CITES保护的野生动物，有10种已成功圈养繁殖，有些养殖量十分庞大，已完全替代了野生品种。为减轻或停止需求对野生种群的压力，中国还发展人工合成麝香代替天然麝香、水牛角替代犀牛角、山羊角替代羚羊角，熊胆和虎骨替代品也在审批或研制中。
第五是动物福利问题，这主要是认为对圈养野生动物存在着虐待，焦点是中国的养熊业。由于最初发展养熊采胆汁主要是为了药用熊胆的需要，民间自发的探索性开发，经验和资本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加上那时动物福利的概念在中国尚未有认识，国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当时养熊业的饲养设施和采胆汁方法，按现在已开始为人们接受善待动物观念的角度来看是有些残酷。但随着法律的完善和规范标准的制定，养熊业在中国就饲养设施和采胆汁方法已有了实质的改进，规模化的养熊场已按或超过国家标准改造了设施，考虑到了动物福利要求；禁止了有管引流，绝大部分采胆汁熊用了先进的自体组织造瘘技术；熊的繁殖技术已成熟，现有圈养个体的繁殖基本可以满足一个自我维持种群。但也必须看到个别小的养熊场仍在用初期落后的设施和采胆汁方式，养熊场的良莠不齐对养熊业形象影响很大。客观地说，以人的观念为出发点，虐待与善待的认定是随标准、文化、感情差异等而不同的。不必强调落后的无奈，也不能恃发达而强人所难，是否构成虐待，如对中国的养熊场进行评判，就应以1997年原林业部发布的《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为依据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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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是认为对中药在国际贸易中实施监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中药成分多样，而物种说明又不规范，常用药材名非国际通用拉丁文名，个别只有中文而无所在国文字，造成判定障碍。也许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中药的国际化标准制定，中国有关方面也正在研究。即便是现在对中药监管困难的解决也不是一筹莫展，如美国制定有中药中文、拼音、英文、拉丁文、主成分对照表；加拿大在CITES秘书处的帮助下，研制了中药鉴定手册和光盘，包括外包装图片等多项资料，十分详尽；中国也在2003年推出了含野生动物产品的标记制度，标签上将注明主成分野生动物学名。将这些方法都用上，监管困难是可以基本解决的。
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误区是对中医理论缺乏了解而质疑中药治病的有效成分和机理。这里的确还有很多尚未研究清楚的问题，特别是用西方分析科学为基础的方式去验证，有些是现在还回答不了的。但这只能说明有效成分有待于分析确定，机理有待于去探讨验证；而不是没有有效成分，不能治病救人。中药是几千年来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有它自己的理论规律。而且一些种类的中药有效成分已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如鹿茸、麝香、熊胆等。尚未研究清楚的并不是没有，中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知，也留下了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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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决国际关注问题的对策思考
中药向世界发展要有危机感。渊源于中药的日本汉药和韩国东方药已在向世界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发展其传统医药，这是值得借鉴的。针对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应采取的对策：一是有针对性地宣传我国对药用动植物资源持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有理有据地用事实说明中药中使用动植物资源的主体部分已是种植栽培和人工繁殖的，直接利用野生资源已不是中药发展的方向；二是驯化栽培药用濒危动植物和建立人工繁殖种群，逐步减少对野生资源的直接利用，以缓解中药利用对资源的压力，同时还应该保护野生种质资源原生地；三是大规模开展濒危物种成分替代品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化学合成方式解决原料来源，而避免用用另一种野生动物代替濒危物种；四是尽量减少野生动物成分入药的需求，能不用的坚决不用，很少用的尽量不用，罕有使用的不列入中药材目录；五是必须要使用濒危动物作为成分的药物，应严格限定于急救药和贵重药，并逐步用人工繁殖物种成分或替代品取代；六是使用中药有效提取成分，减少原材料直接入药，发展中医药分析科学；七是在繁殖、运输、炮制、制药等环节严格控制重金属和农药污染，降低残毒，有条件应考虑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八是改变或取消副作用大的成分的配伍，科学地修改中医药配方；九是用现代医药学分析的方法拓展中医药理论，中医药的标准化应该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方向；十是加强中医药界和濒危物种保护领域的交流和沟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物种资源持续利用方面建立更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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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野生动物药材和含其成分中药的应用趋势
由于野生动物资源整体是在急剧减少，大、中型动物基本上已不成资源，珍贵动物全部处于濒危状态，虽然国家加大了保护的投入和力度，但数量在短时间之内难以恢复到可持续利用的水平，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抢救性保护，使一些物种不至于灭绝。作为国家为保护这些物种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一个时期之内不会有松动；对于有药用价值的濒危动物，难有再被放开使用的可能。国际上已采取措施禁止或限制使用的有药用价值的濒危动物，短时间内估计也不会有改变，因为野生种群状况并没有好转，甚至有可能限制还要严厉，如麝类和穿山甲类。目前列入国家《药典》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类已所剩无几，而一些尚在册的物种比已删除的面临的危机还要严重，如豹和玳瑁，一些专家已建议撤除。因此列入国家《药典》中的濒危动物可能会逐步取消药用标准，以全面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由于野生动物药材和含其成分中药实际使用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减少，且保护的力量越来越强，药用动物种类和数量还将萎缩，代之而起的养殖业将会随着市场的需求有大的发展，药用动物的养殖品种将成为中药使用和贸易的主体。目前有相当规模的药用野生动物养殖企业日益增多，如养熊业中存栏量超过400头以上的养熊场已从1992年的1家增加到了2002年的6家，其拥有的黑熊数已占总量的43.39%，其中养殖规模最大的一家超过了900头；养殖的梅花鹿超过了30万头，马鹿超过了2万头；大规模的海马养殖业已在沿海兴起，必将形成新兴产业。而且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渐强劲，投入加大，药用动物养殖业将会在技术、设施、种类、繁殖和规模上大幅度提高。, 百拇医药(范志勇)
由于濒危物种的保护日趋受到关注以及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加上质量、残毒问题突出，我国中药在西方国家的认可程度低，第一个趋势就是中药出口贸易额自1996年起一直处于滑坡状态；第二个趋势是中成药进出口贸易逆差自1998年出现并延续了下来，“洋中药”已抢占中国滩头，到2001年逆差达3.9亿美元；第三是中药材出口大于中成药出口的不合理现象近期内仍然难以改变，据海关资料，2002年1～10月中药出口总额为3.58亿美元，其中中药材出口达2.13亿美元；第四是中成药国际准入和注册进展缓慢，中成药以保健品名义出口仍将继续存在；第五是含野生动物中药出口占全部中药出口的比重极低，加上国际保护舆论上对动物药十分敏感，进口商为避攻击，含野生动物中药的出口种类和数量还将减少，这已从出口记录中表现了出来。
七、国际舆论对中药使用野生动物的理解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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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利用野生动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中药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却值得讨论。由于中医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分析性科学的发展间缺乏类比性和贯通不足，致使中医理论被主流医学的接受受到了限制，自然也影响中药了在世界范围的认定程度。一些国家和专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中药不认同或限制，甚至贬低，也是预料中的。再者中药的确也是依赖于野生动植物资源发展而来的，而在当今全球性野生动植物资源危机，特别是人类活动加速了物种灭绝、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越来越长，人们关注中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是必然的。加上中药的确使用一些濒危动物而中医药界对使用濒危野生动物药用部分的实际情况宣传不够，一些极端保护组织又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批评中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由此出现了各种中药对濒危动物保护负面影响的评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努力了解不够。就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法可依开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历史只有十余年，且不说克服历史上“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传统习惯，仅就做到认识野生动物已有法律保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已建立起了基本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和措施体系，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自觉遵守和强制执行。在中药使用濒危动物方面，已禁止虎和犀牛部分的药用；玳瑁、象皮和豹骨实际上已停止入药；穿山甲片和赛加羚羊角的药用受到严格限制；麝类已升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只允许库存的麝香使用于限定的中药品种；含熊胆粉成分的中药禁止出口，并不允许野生来源的熊胆入药；使用其他受国家或国际公约保护的野生动物入药，必须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并持有合法来源的证明。卫生部也于2001年起禁止了以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品。客观地说，中国在处理中药使用濒危野生动物问题时是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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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区是药用野生动物种类的认定。传统和不加分析的理解就是中医历史文献记载和民间验方口传心授使用过的野生动物都是药用野生动物，这是基于经验和类比的总结。但按现代科学的观点，相当一些是无法验证和经不起推敲的。更有大量种类是罕有使用，或仅有记载的，而现代已无人使用了，比如桃色珊瑚、鲟膘、蝌蚪、海龟胆、鼍肉、鹰爪、鵟粪、鳶嘴、鹤脑、鹈鹕脂肪、猴尿、鲸胰、豺胃、獭肝、貂尾、猞猁肠、盘羊肺、普氏原羚角……等等，真不知还有几人用过，而且是否真有疗效？!但这种表述，对于不知中药为何物而又热心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国家、团体和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个误区的产生，中医药界是有责任的，而极端保护组织的攻击也有无知的成分。客观地说，药是治病救人的，需要国家的入药标准，而不是人云亦云，否则“香灰治病”不也是有理的了？!中国有药典委员会颁布的国家《药典》，只有列入药典的种类才是药用野生动物，有药用标准才是国家认定可以入药的，这是必须澄清的事实，在任何场合下都需要强调的。
第三是中药使用野生动物部分危及濒危动物。客观地说，使用野生动物入药是影响个别物种致危的因素之一，如为获取麝香大量盗猎麝类，历史上对鹿的猎杀导致野生鹿类在中国的濒危。但从更大尺度上说，在中国导致野生动物濒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太大，长期的开发造成大量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药使用野生动物在历史上和现在对一些野生动物有负面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估这些影响。根据国家药典，78种动物药材，其中无脊椎动物47种，脊椎动物31种。无脊椎动物中没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CITES附录上的物种。31种脊椎动物有蛙类4种、蛇类4种、龟鳖3种、蛤蚧1种、海马5种、海龙3种、兽11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仅有13种(一级6种、二级7种)，列入CITES附录的14种。就这合计17个野生动物物种，中国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严格措施。落实现行的措施和规定，除了个别物种，中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已经降低了很多，应该说中国对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是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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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认为中药消耗野生动物资源。在历史上，中药是大量使用野生动物的，但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直接自野外获取药材的比例已在减少，大部分是人工养殖和栽培的。中国现在已经建有大量中药材产业化生产基地，这项工作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据市场调查，2002年大宗常用中药材虽然只有几十个品种，销量却是中药材全部的60%以上，绝大部分是栽培和养殖的。如动物药材中大宗常用的梅花鹿茸、马鹿茸、水牛角、牛黄、熊胆粉、鳖甲、龟板、全蝎、僵蚕、蜂蛹、地龙、珍珠几乎全是人工养殖生产的；一些珍贵的品种也在扩大养殖或半圈养，如麝类、蛤蚧、林蛙、海马、土鳖虫、蜈蚣、水蛭等。上述列入国家药典的17种受国家或CITES保护的野生动物，有10种已成功圈养繁殖，有些养殖量十分庞大，已完全替代了野生品种。为减轻或停止需求对野生种群的压力，中国还发展人工合成麝香代替天然麝香、水牛角替代犀牛角、山羊角替代羚羊角，熊胆和虎骨替代品也在审批或研制中。
第五是动物福利问题，这主要是认为对圈养野生动物存在着虐待，焦点是中国的养熊业。由于最初发展养熊采胆汁主要是为了药用熊胆的需要，民间自发的探索性开发，经验和资本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加上那时动物福利的概念在中国尚未有认识，国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当时养熊业的饲养设施和采胆汁方法，按现在已开始为人们接受善待动物观念的角度来看是有些残酷。但随着法律的完善和规范标准的制定，养熊业在中国就饲养设施和采胆汁方法已有了实质的改进，规模化的养熊场已按或超过国家标准改造了设施，考虑到了动物福利要求；禁止了有管引流，绝大部分采胆汁熊用了先进的自体组织造瘘技术；熊的繁殖技术已成熟，现有圈养个体的繁殖基本可以满足一个自我维持种群。但也必须看到个别小的养熊场仍在用初期落后的设施和采胆汁方式，养熊场的良莠不齐对养熊业形象影响很大。客观地说，以人的观念为出发点，虐待与善待的认定是随标准、文化、感情差异等而不同的。不必强调落后的无奈，也不能恃发达而强人所难，是否构成虐待，如对中国的养熊场进行评判，就应以1997年原林业部发布的《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为依据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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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是认为对中药在国际贸易中实施监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中药成分多样，而物种说明又不规范，常用药材名非国际通用拉丁文名，个别只有中文而无所在国文字，造成判定障碍。也许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中药的国际化标准制定，中国有关方面也正在研究。即便是现在对中药监管困难的解决也不是一筹莫展，如美国制定有中药中文、拼音、英文、拉丁文、主成分对照表；加拿大在CITES秘书处的帮助下，研制了中药鉴定手册和光盘，包括外包装图片等多项资料，十分详尽；中国也在2003年推出了含野生动物产品的标记制度，标签上将注明主成分野生动物学名。将这些方法都用上，监管困难是可以基本解决的。
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误区是对中医理论缺乏了解而质疑中药治病的有效成分和机理。这里的确还有很多尚未研究清楚的问题，特别是用西方分析科学为基础的方式去验证，有些是现在还回答不了的。但这只能说明有效成分有待于分析确定，机理有待于去探讨验证；而不是没有有效成分，不能治病救人。中药是几千年来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有它自己的理论规律。而且一些种类的中药有效成分已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如鹿茸、麝香、熊胆等。尚未研究清楚的并不是没有，中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知，也留下了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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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决国际关注问题的对策思考
中药向世界发展要有危机感。渊源于中药的日本汉药和韩国东方药已在向世界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发展其传统医药，这是值得借鉴的。针对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应采取的对策：一是有针对性地宣传我国对药用动植物资源持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有理有据地用事实说明中药中使用动植物资源的主体部分已是种植栽培和人工繁殖的，直接利用野生资源已不是中药发展的方向；二是驯化栽培药用濒危动植物和建立人工繁殖种群，逐步减少对野生资源的直接利用，以缓解中药利用对资源的压力，同时还应该保护野生种质资源原生地；三是大规模开展濒危物种成分替代品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化学合成方式解决原料来源，而避免用用另一种野生动物代替濒危物种；四是尽量减少野生动物成分入药的需求，能不用的坚决不用，很少用的尽量不用，罕有使用的不列入中药材目录；五是必须要使用濒危动物作为成分的药物，应严格限定于急救药和贵重药，并逐步用人工繁殖物种成分或替代品取代；六是使用中药有效提取成分，减少原材料直接入药，发展中医药分析科学；七是在繁殖、运输、炮制、制药等环节严格控制重金属和农药污染，降低残毒，有条件应考虑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八是改变或取消副作用大的成分的配伍，科学地修改中医药配方；九是用现代医药学分析的方法拓展中医药理论，中医药的标准化应该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方向；十是加强中医药界和濒危物种保护领域的交流和沟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物种资源持续利用方面建立更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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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野生动物药材和含其成分中药的应用趋势
由于野生动物资源整体是在急剧减少，大、中型动物基本上已不成资源，珍贵动物全部处于濒危状态，虽然国家加大了保护的投入和力度，但数量在短时间之内难以恢复到可持续利用的水平，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抢救性保护，使一些物种不至于灭绝。作为国家为保护这些物种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一个时期之内不会有松动；对于有药用价值的濒危动物，难有再被放开使用的可能。国际上已采取措施禁止或限制使用的有药用价值的濒危动物，短时间内估计也不会有改变，因为野生种群状况并没有好转，甚至有可能限制还要严厉，如麝类和穿山甲类。目前列入国家《药典》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类已所剩无几，而一些尚在册的物种比已删除的面临的危机还要严重，如豹和玳瑁，一些专家已建议撤除。因此列入国家《药典》中的濒危动物可能会逐步取消药用标准，以全面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由于野生动物药材和含其成分中药实际使用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减少，且保护的力量越来越强，药用动物种类和数量还将萎缩，代之而起的养殖业将会随着市场的需求有大的发展，药用动物的养殖品种将成为中药使用和贸易的主体。目前有相当规模的药用野生动物养殖企业日益增多，如养熊业中存栏量超过400头以上的养熊场已从1992年的1家增加到了2002年的6家，其拥有的黑熊数已占总量的43.39%，其中养殖规模最大的一家超过了900头；养殖的梅花鹿超过了30万头，马鹿超过了2万头；大规模的海马养殖业已在沿海兴起，必将形成新兴产业。而且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渐强劲，投入加大，药用动物养殖业将会在技术、设施、种类、繁殖和规模上大幅度提高。, 百拇医药(范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