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键时刻保护了中医
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医学不仅在国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服务人类。当人们历史地、真实地反思人类漫长的进化与健康之路的时候，越来越发现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深层次上对人体生命科学的阐释，是高度概括的天人合一的医学哲学，是古今一贯、学验俱丰的世界医学宝库中的重大流派。现代医学紧紧地盯住人体本身研究疾病，却往往忽视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自然界生动变化的一部分；现代医学入微地探索人体的致病因子，却往往忽视亿万年来人类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支持这种能力的生生之道。中医学从宏观的、整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观察和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与正邪交争，这个思路和方法永远是医学领地的常青之树，也正是和现代医学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生物医学成为世界科技潜心研究的对象。它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微观形态和说得清、讲得通的逻辑机理独步医坛，从而也就非常自负地排斥一切自认为“未经证实”的医学思维，否定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其他医学成果。
从18世纪开始，在一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或依然贫困落后却非常“革命化”的进程中，排斥传统医学，独尊现代医学成为时髦潮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和汉医学采取“扶洋抑汉”政策，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对中医学采取歧视取缔政策，还有个别国家对宗教寺院的僧医采取“革命”的屠杀政策，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干预医学科学的某种卫生政策。后来有些人讥笑中医靠“政策吃饭”，他们忘记了“保护中医”之前曾经有过“消灭中医”的政策，也就是不让中医吃饭的政策。政策总是提倡什么和限制什么的。“消灭中医”和“发展中医”就是两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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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全面影响中医事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谙熟中国文化底蕴，深明国情民情，力主卫生事业，挽狂澜于既倒之势，拯中医于衰颓之时，对中医在政治上、学术上、工作上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任何一个了解新中国卫生事业史的人都知道，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没有毛泽东支持中医，中国的中医事业早已一蹶不振，以后的中医局面也不可能灿然出现。全国中医界都把那个时期喻之为“中医事业的春天”，以此表示又一次解放的欣喜。
回顾历史，往往使一些人击节感叹，一些人羞愧不宁。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一直抑制中医，排斥中医。1929年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是近代史上取缔中医、消灭中医的政治纲领。嗣后虽然由于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未公开实施，当时的卫生部门却不改初衷，一直坚持消灭中医的政策，从而使中医事业日益衰颓。
与此相反，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十分支持中医，主张用“中西两法”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示卫生部门要“团结全国的中医，并帮助中医提高技术”，以后又把“团结中西医”列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但是从总体上讲，解放初期中医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善，中医受到的限制和困难越来越多。根据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当时中医工作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一)1951年卫生部门公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了一些要求过苛、不合实际的办法，不适当地限制了中医的作用；(二)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完全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医走不进医院的门，吃中药不报销，这使中医的业务大为缩小；(三)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是教授简单的新的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四)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五)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却完全不吸收中医参加；(六)对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盲目地取缔中药成药，甚至有一些为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成药也被取缔了；(七)把中医称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种论调，得到支持，到处流传，成为有些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根据。如此等等。对此，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满。1954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当时卫生部门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中医的继承发扬提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措施，要求“西医学习中医”，“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他说，“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的伟大事业之一”。1958年，他在卫生部党组提出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上，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完整地表述了他对中国医药学的观点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念。批示指出：“今后举办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他要求把这件事情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有幸见到过这个批示的复印件，也接触过这样的西学中班培养出来的高明的理论家，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祖国中医事业的关切和希望。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对中医事业做出如此精细的考虑和如此精辟的批示，是极其难得的。
, 百拇医药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贡献，首先是对中医学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从而批评和消除了阻碍中医事业发展的思想障碍，提出了一系列发掘提高中医学的重大措施，为人民的利益保护了中医，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范例。
今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那一段历史，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挽留了中医，他是在整个科技界“重西轻中”的大趋势下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他那样的伟人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呜呼!斯人已逝，厥功甚伟。后者仰止，岂不奋之。奋而时挫，挫更奋之。岐黄生民，医者习之。民欲求之，谁敢舍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 诸国本), http://www.100md.com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生物医学成为世界科技潜心研究的对象。它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微观形态和说得清、讲得通的逻辑机理独步医坛，从而也就非常自负地排斥一切自认为“未经证实”的医学思维，否定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其他医学成果。
从18世纪开始，在一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或依然贫困落后却非常“革命化”的进程中，排斥传统医学，独尊现代医学成为时髦潮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和汉医学采取“扶洋抑汉”政策，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对中医学采取歧视取缔政策，还有个别国家对宗教寺院的僧医采取“革命”的屠杀政策，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干预医学科学的某种卫生政策。后来有些人讥笑中医靠“政策吃饭”，他们忘记了“保护中医”之前曾经有过“消灭中医”的政策，也就是不让中医吃饭的政策。政策总是提倡什么和限制什么的。“消灭中医”和“发展中医”就是两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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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全面影响中医事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谙熟中国文化底蕴，深明国情民情，力主卫生事业，挽狂澜于既倒之势，拯中医于衰颓之时，对中医在政治上、学术上、工作上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任何一个了解新中国卫生事业史的人都知道，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没有毛泽东支持中医，中国的中医事业早已一蹶不振，以后的中医局面也不可能灿然出现。全国中医界都把那个时期喻之为“中医事业的春天”，以此表示又一次解放的欣喜。
回顾历史，往往使一些人击节感叹，一些人羞愧不宁。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一直抑制中医，排斥中医。1929年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是近代史上取缔中医、消灭中医的政治纲领。嗣后虽然由于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未公开实施，当时的卫生部门却不改初衷，一直坚持消灭中医的政策，从而使中医事业日益衰颓。
与此相反，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就十分支持中医，主张用“中西两法”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示卫生部门要“团结全国的中医，并帮助中医提高技术”，以后又把“团结中西医”列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但是从总体上讲，解放初期中医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善，中医受到的限制和困难越来越多。根据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当时中医工作存在七个方面的问题：(一)1951年卫生部门公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了一些要求过苛、不合实际的办法，不适当地限制了中医的作用；(二)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完全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医走不进医院的门，吃中药不报销，这使中医的业务大为缩小；(三)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是教授简单的新的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四)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五)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却完全不吸收中医参加；(六)对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盲目地取缔中药成药，甚至有一些为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成药也被取缔了；(七)把中医称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种论调，得到支持，到处流传，成为有些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根据。如此等等。对此，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满。1954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当时卫生部门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中医的继承发扬提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措施，要求“西医学习中医”，“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他说，“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的伟大事业之一”。1958年，他在卫生部党组提出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上，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完整地表述了他对中国医药学的观点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念。批示指出：“今后举办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他要求把这件事情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有幸见到过这个批示的复印件，也接触过这样的西学中班培养出来的高明的理论家，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祖国中医事业的关切和希望。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对中医事业做出如此精细的考虑和如此精辟的批示，是极其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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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贡献，首先是对中医学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从而批评和消除了阻碍中医事业发展的思想障碍，提出了一系列发掘提高中医学的重大措施，为人民的利益保护了中医，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范例。
今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那一段历史，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挽留了中医，他是在整个科技界“重西轻中”的大趋势下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他那样的伟人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呜呼!斯人已逝，厥功甚伟。后者仰止，岂不奋之。奋而时挫，挫更奋之。岐黄生民，医者习之。民欲求之，谁敢舍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 诸国本),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