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 病
我常常感到奇怪，旧时的中国文人为什么总喜欢生病?也许他们生来就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容易外感风寒、内结烦郁，这样往往以一副病容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文人的生病，好像与常人不同，平常人生了病，就只是一种痛苦，而文人的生病却是一种趣味，甚至从这趣味中还会生出一种满足来。更早些的中国文人，我不太清楚，但自从中国文人非常愿意自怜自哀，刻意装扮自己的形象时，情形就如此。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说魏晋文人的“风度”是靠了服药和饮酒才得以形成的。单从服药这一点讲，魏晋文人为了“美姿容”的需要，最后不得不将自己的身子弄得很羸弱，那种玉树临风的形体，给人绝对是一种不健康的感觉。奇怪的是，当时的风气，都把文人的病态当作美来欣赏，这就更刺激了文人生病的念头。《世说新语》里有一个“看杀卫玠”的故事，可作文人追求病态的典型例子：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卫玠是西晋末期的文人，因为逃避北方战乱，才到江南的下都(建业)，他被“看杀”，似乎并非什么悲剧，而是一件十分风雅的事情。我想文人的喜欢生病，大概也就从这个时代开始。他们的病情，医理上殊难分析，我觉得可以称雅病。
, 百拇医药
生这种雅病，又多是文人中的“隐士”，这也算魏晋遗风。后来一般文人要想学魏晋文人的风度，第一要会跑到山野做隐者，第二要会生病。如果两条都全了，那么他就获得了成功的资本。因为隐者不太好做，若是你已经有了一点名声，官家听说了，就会来征召你，出于种种考虑，你暂时不想应召，这样你就得生病，生病是最好的借口，官家总不好意思强迫一个病人吧。反复征召，反复生病，这中间带有很大的游戏趣味。所以看隐士传之类的书，那里面文人十有八九都是欢欢喜喜生着病的。唐代文人孟浩然，写诗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别人都以为他是因为没能做官发牢骚，但依我看牢骚不过是表面文章，孟浩然不会不明白隐居称病这种文人常用的花样的，所以一说话就摆出多病的姿势，既是自怜，亦是夸耀，无非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同凡俗的高尚人物，博取时誉而已。孟浩然的“病态”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已难以考证，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生病姿态，一定会在那个时代人们眼睛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据说孟浩然私生活的名声不太好，不停地讨漂亮女人，命运且又有一点不幸，由于皇帝读了他的诗后，误解了意思，说，那是你说我不要你，朕可是从来没说过呀，你还是回山中去，继续做隐士吧。因此最终未能高仕，但那不好算孟浩然的责任，不能说孟先生几十年病就白生了。至少孟浩然作为田园诗人和山中高士的地位，却是稳稳坐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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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张大复也是一个善于生病，并且将自己的病生出“审美效果”来的布衣文人。他的生活除了闲居读书外，就是生病。可以讲，他这个一生都在生着病的人，最有能力总结出文人生病的旨趣和效果。在一篇自叙中，张大复写道：
病傲，己无能，不欲言人之不及，而遇诸非法者，故为强词以夺正者，必折之无所容，然后已。病憨，见义或不能为，而好谈节侠，若飞六月之霜，振齐台之风，寒易州之水，则毛骨竦竖，隐隐若刺猬乱起。病躁，尽其足力，不数里，每至佳山水，必攀崖汨流，竟日徙倚，不能去。或暮夜无侣，则独往来庭宇间，至鸟啼月落，欣然忘倦。病爱，缓步详视，必求如礼，而广坐绮筵，不耐谭款，或虱养不可忍，辄扪而啖之。
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非常刻意的，原因全在于他是一个生病的寒伧文人。对张大复来说，他并不在乎“病”会给自己生理带来什么损害，他只关注自己怎样从“病”中获取特异的人生姿态，所谓傲、憨、躁、爱，即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他的心理需要。所以张大复差不多是用一种自我欣赏的感情，为他的“病”写了一篇热烈的赞辞。不但如此，张大复还把“病”对文人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更高的生存价值上，他像哲人一样使“生病”达到了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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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谓居士曰，子病奈何?居士曰，固也，吾闻之师，造化劳我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则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
在他之前，还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太清楚。文人的“生病”，经过张大复，恐怕可以达到最高境界了。
讲过隐士派文人的病，还有名士派文人的病。我说的名士，是指那些入仕成为士大夫而时著文名的文人。他们的“病”与隐士出身的文人又有不同，隐士派文人的“病”似乎寒伧了一点，而名士派文人的“病”却生得十分优容和阔绰；隐士派文人于“病”似乎太自恋也太较真，而名士派文人的“病”却生得比较随便，甚至还透出一股逸兴，隐士派文人往往因“病”而受困，名士派文人却借“病”闹情绪，闹故事。故名士派文人的病，尤能看出一番雅致来。
就拿宋朝来举例子吧。宋朝是个文人时代，士大夫中名士特别多，三百年间即使到了偏安江南时节.没有一朝不能数出几个名士来。名士多，名士的“病”自然也就多，“病”态也跟着多彩多姿。那位大名鼎鼎的寇凖寇莱公，是个青年才子，年纪轻轻便点了进士，不久，宋太宗想大用他，他心里亦很向往进入权力中心，但担心不够老成，所以想出一法.服用地黄，同时反服莱菔(即萝卜)。地黄本为温补药，《本草纲目》讲它“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久服轻身不老”，但“服地黄、何首乌人，食莱菔，则令人髭发白”。显然寇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髭发白”的效果，他果然如愿以偿，没过多长时间，就换得了少白头，满头皓发，俨然老夫一个矣。世人不知有此一段情节，说不定还为寇凖“白了少年头”感到惋惜呢。又有寇公的女婿王曙，身体不太好，大约有一点肾亏或者前列腺上的毛病，但很奇怪，只要他在枢密副使任上，病就好，离了枢密副使任，病就发。有人戏语，要治王大人的病，只需一味枢密副使药，且要常服，才能够不发作。至于一位叫梅询的文人更有意思，他已经做了皇帝的侍读，这是相当重要的职位，但他一直不满意，终于因情绪郁悒，得了脚气一类的病，年纪已经快七十岁了，整天一面大揉自己肿痛的脚，一面高声大骂：这脚中一定有鬼了，让我做不到两府的高官，就是你在里面捣蛋!梅询的病，不用说成了士大夫圈子里人人皆知的笑谈。这些故事幽默得真可发一大噱，细论起来却全是让官给惯出来的，中国文人既登仕禄，心气就大，心眼往往又变得极小，为求高显而生“病”，即是心气大心眼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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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中真正称得上旷达的人实际并不多，旷达者也会生“病”，他们的“病”大体生得比较悠闲，比较不那么伤筋动骨，那么有失大度。像苏东坡贬谪黄州及岭南，他对于做官似乎已经厌倦，只想找人聊天，每天一早起身，不是请客人上门，就是出门去访客。与客人闲谈成了他生活中惟一有趣的事情，哪怕没有什么可谈就谈谈鬼也是好的，因此，假如一天没有客人，他心里就空了一块，立时要生了“病”出来。
这是真名士病，它在已成为“闲人”的苏东坡身上生出来，自有一段说不尽的风流。于是，便有人赶着模仿苏东坡。据宋人稗记，京师里的权臣蔡鲁公(蔡京)与他的弟弟，似乎就属于当时的仿“病”者。蔡老大与苏东坡相同，无客而病，蔡老二则刚好相反，见了客人就生病。稗记文字极短，随手抄在下面：
蔡鲁公喜宾客，终日酬酢不倦。家居少闲，亦必至子弟学舍，与塾师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于延接。不得已一再见，则疲慑不支。如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对客则病。
蔡氏兄弟的人品比苏东坡差得远，是热衷权力心思阴险的人，虽然字写得好，颇有才名，但如此生病，总有点让人感到哪里不对劲。蔡京曾让门客著《西京诗话》，书中有意载苏黄语，想抹掉一点他书写“党人碑”的丑行，可终于没有沾到便宜，“其谋徒巧，亦何益哉!”所以他们仿效苏东坡的“病”，这样的风雅，不说也罢。
说过文人雅病种种，若要问，什么药可以医治呢?我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肯定没有。文人爱生病，不论生什么病，只好随他们的便。, 百拇医药(费振钟)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卫玠是西晋末期的文人，因为逃避北方战乱，才到江南的下都(建业)，他被“看杀”，似乎并非什么悲剧，而是一件十分风雅的事情。我想文人的喜欢生病，大概也就从这个时代开始。他们的病情，医理上殊难分析，我觉得可以称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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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种雅病，又多是文人中的“隐士”，这也算魏晋遗风。后来一般文人要想学魏晋文人的风度，第一要会跑到山野做隐者，第二要会生病。如果两条都全了，那么他就获得了成功的资本。因为隐者不太好做，若是你已经有了一点名声，官家听说了，就会来征召你，出于种种考虑，你暂时不想应召，这样你就得生病，生病是最好的借口，官家总不好意思强迫一个病人吧。反复征召，反复生病，这中间带有很大的游戏趣味。所以看隐士传之类的书，那里面文人十有八九都是欢欢喜喜生着病的。唐代文人孟浩然，写诗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别人都以为他是因为没能做官发牢骚，但依我看牢骚不过是表面文章，孟浩然不会不明白隐居称病这种文人常用的花样的，所以一说话就摆出多病的姿势，既是自怜，亦是夸耀，无非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同凡俗的高尚人物，博取时誉而已。孟浩然的“病态”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已难以考证，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生病姿态，一定会在那个时代人们眼睛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据说孟浩然私生活的名声不太好，不停地讨漂亮女人，命运且又有一点不幸，由于皇帝读了他的诗后，误解了意思，说，那是你说我不要你，朕可是从来没说过呀，你还是回山中去，继续做隐士吧。因此最终未能高仕，但那不好算孟浩然的责任，不能说孟先生几十年病就白生了。至少孟浩然作为田园诗人和山中高士的地位，却是稳稳坐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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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张大复也是一个善于生病，并且将自己的病生出“审美效果”来的布衣文人。他的生活除了闲居读书外，就是生病。可以讲，他这个一生都在生着病的人，最有能力总结出文人生病的旨趣和效果。在一篇自叙中，张大复写道：
病傲，己无能，不欲言人之不及，而遇诸非法者，故为强词以夺正者，必折之无所容，然后已。病憨，见义或不能为，而好谈节侠，若飞六月之霜，振齐台之风，寒易州之水，则毛骨竦竖，隐隐若刺猬乱起。病躁，尽其足力，不数里，每至佳山水，必攀崖汨流，竟日徙倚，不能去。或暮夜无侣，则独往来庭宇间，至鸟啼月落，欣然忘倦。病爱，缓步详视，必求如礼，而广坐绮筵，不耐谭款，或虱养不可忍，辄扪而啖之。
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非常刻意的，原因全在于他是一个生病的寒伧文人。对张大复来说，他并不在乎“病”会给自己生理带来什么损害，他只关注自己怎样从“病”中获取特异的人生姿态，所谓傲、憨、躁、爱，即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他的心理需要。所以张大复差不多是用一种自我欣赏的感情，为他的“病”写了一篇热烈的赞辞。不但如此，张大复还把“病”对文人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更高的生存价值上，他像哲人一样使“生病”达到了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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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谓居士曰，子病奈何?居士曰，固也，吾闻之师，造化劳我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则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
在他之前，还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太清楚。文人的“生病”，经过张大复，恐怕可以达到最高境界了。
讲过隐士派文人的病，还有名士派文人的病。我说的名士，是指那些入仕成为士大夫而时著文名的文人。他们的“病”与隐士出身的文人又有不同，隐士派文人的“病”似乎寒伧了一点，而名士派文人的“病”却生得十分优容和阔绰；隐士派文人于“病”似乎太自恋也太较真，而名士派文人的“病”却生得比较随便，甚至还透出一股逸兴，隐士派文人往往因“病”而受困，名士派文人却借“病”闹情绪，闹故事。故名士派文人的病，尤能看出一番雅致来。
就拿宋朝来举例子吧。宋朝是个文人时代，士大夫中名士特别多，三百年间即使到了偏安江南时节.没有一朝不能数出几个名士来。名士多，名士的“病”自然也就多，“病”态也跟着多彩多姿。那位大名鼎鼎的寇凖寇莱公，是个青年才子，年纪轻轻便点了进士，不久，宋太宗想大用他，他心里亦很向往进入权力中心，但担心不够老成，所以想出一法.服用地黄，同时反服莱菔(即萝卜)。地黄本为温补药，《本草纲目》讲它“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久服轻身不老”，但“服地黄、何首乌人，食莱菔，则令人髭发白”。显然寇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髭发白”的效果，他果然如愿以偿，没过多长时间，就换得了少白头，满头皓发，俨然老夫一个矣。世人不知有此一段情节，说不定还为寇凖“白了少年头”感到惋惜呢。又有寇公的女婿王曙，身体不太好，大约有一点肾亏或者前列腺上的毛病，但很奇怪，只要他在枢密副使任上，病就好，离了枢密副使任，病就发。有人戏语，要治王大人的病，只需一味枢密副使药，且要常服，才能够不发作。至于一位叫梅询的文人更有意思，他已经做了皇帝的侍读，这是相当重要的职位，但他一直不满意，终于因情绪郁悒，得了脚气一类的病，年纪已经快七十岁了，整天一面大揉自己肿痛的脚，一面高声大骂：这脚中一定有鬼了，让我做不到两府的高官，就是你在里面捣蛋!梅询的病，不用说成了士大夫圈子里人人皆知的笑谈。这些故事幽默得真可发一大噱，细论起来却全是让官给惯出来的，中国文人既登仕禄，心气就大，心眼往往又变得极小，为求高显而生“病”，即是心气大心眼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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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中真正称得上旷达的人实际并不多，旷达者也会生“病”，他们的“病”大体生得比较悠闲，比较不那么伤筋动骨，那么有失大度。像苏东坡贬谪黄州及岭南，他对于做官似乎已经厌倦，只想找人聊天，每天一早起身，不是请客人上门，就是出门去访客。与客人闲谈成了他生活中惟一有趣的事情，哪怕没有什么可谈就谈谈鬼也是好的，因此，假如一天没有客人，他心里就空了一块，立时要生了“病”出来。
这是真名士病，它在已成为“闲人”的苏东坡身上生出来，自有一段说不尽的风流。于是，便有人赶着模仿苏东坡。据宋人稗记，京师里的权臣蔡鲁公(蔡京)与他的弟弟，似乎就属于当时的仿“病”者。蔡老大与苏东坡相同，无客而病，蔡老二则刚好相反，见了客人就生病。稗记文字极短，随手抄在下面：
蔡鲁公喜宾客，终日酬酢不倦。家居少闲，亦必至子弟学舍，与塾师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于延接。不得已一再见，则疲慑不支。如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对客则病。
蔡氏兄弟的人品比苏东坡差得远，是热衷权力心思阴险的人，虽然字写得好，颇有才名，但如此生病，总有点让人感到哪里不对劲。蔡京曾让门客著《西京诗话》，书中有意载苏黄语，想抹掉一点他书写“党人碑”的丑行，可终于没有沾到便宜，“其谋徒巧，亦何益哉!”所以他们仿效苏东坡的“病”，这样的风雅，不说也罢。
说过文人雅病种种，若要问，什么药可以医治呢?我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肯定没有。文人爱生病，不论生什么病，只好随他们的便。, 百拇医药(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