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非典：那时的我忐忑在SARS疑似的边缘
想起去年4月底自己的那场高热，刚从北京科技大学外语系毕业不久的胡佳(化名)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对记者讲述那段并不遥远的SARS时期的看病经历。
发热
2003年4月29日，胡佳的体温达到了39.5℃。在表姐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去医院看病。当时她们都做了被隔离的打算，口袋里还装了三千元人民币，“如果我们俩被隔离的话，每人需要先交一千元的住院费，所以我们准备了三千元。”
胡佳不是北京人，她表姐早两年毕业留在了北京。当时，北京高校从4月开始就不断有SARS疑似患者的传闻，学校成了重点传染源之一。胡佳的一个同学就因与一个其他学校的SARA疑似患者接触过而被隔离，当时就让交一千元的住院费，于是自己4月中旬来到表姐这儿和她住在一起。
4月26日胡佳觉得嗓子不舒服，开始也没把它当回事，当天和表姐出去打了羽毛球。那时候媒体都在宣传锻炼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对抵抗SARS有利。谁知道她晚上开始发热，体温不算太高，在37-38℃之间。她有点担心自己是否患了SARS，那几天北京的疑似患者人数每天都在150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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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立即去医院治疗，怕被隔离。当时只是喝了板蓝根冲剂，躺了一天，感觉温度好像降了一点。板蓝根是在发热前一个星期买的，当时在附近的一个药店，许多人戴着口罩、排着长长的队等待买板蓝根，那时候药店的板蓝根限量出售，每人只许购买十盒，许多人都买了最高限量。
其实，温度降低只是胡佳自己的感觉，用体温计量的时候温度并没有降低。表姐从各种途径帮我咨询了许多医学专家，没有一个专家肯定她不是SARS，那两天家里买了大约有20多种药，花了500多元钱，但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4月28日晚上温度达到了39℃，咨询的专家建议她应该去医院医疗，不要耽误病情。胡佳已经下了决心，如果第二天体温再不降的话，就去医院。
看病
4月29日，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而且还略有升高，达到了39.5℃。
好几天都没出门的胡佳来到街上，看见外面春光明媚，天空湛蓝，阳光耀得人睁不开眼，街边的树木也已经变绿了。要是在平常的这个时节，应该是和同学出去春游的最好时节，可这个时候街上人们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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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表姐也戴着口罩，因为要去医院，还特地戴了加厚的号称“24”层的口罩。她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戴着口罩，车窗也都摇了下来。她们没敢告诉司机去协和医院，怕他不愿意去，只是告诉他要去东单，后来在离协和医院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车。
在远处就可以看见进出医院的120救护车，车上发出的急救警报让人心中直打鼓。走进医院，发现门诊大厅还是有不少人，人人都戴着口罩，几乎没有人聊天。医生也是全副武装，简短地问了一些病情，就让胡佳去查血。
抽完了手指血，还需要等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对于胡佳来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最后的结果将决定她是不是SARS疑似患者，是不是要隔离。
这半个小时她想了很多。她认为自己不会得SARS，因为没有和SARS患者接触过，也没有去过人多的地方，怎么能得SARS呢？但一想到自己的高热，心中又不免担心，由此又想到不仅自己会被隔离、自己的表姐、甚至表姐家所在的整个社区都有可能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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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那几天胡佳快成了SARS“专家”。她研究了4月15日卫生部公布的SARS诊断标准，这个标准包括流行病学史、症状与体征、实验室检查、胸部x线检查和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等5个方面。她知道查血是为了检查血白细胞，SARS患者白细胞一般不升高或降低，常伴有淋巴细胞数目减少。
她终于拿到了查血的结果，立即把它给了医生，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医生看了看化验单说：你不像SARS。又要她张开嘴，看了一下喉咙，告之是扁桃体炎。胡佳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叫“西力欣”的药，花去了600多元。她取药经过门诊大厅，突然听见有人大叫。原来是有人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需要交1000元住院费。这时她摸一摸自己口袋，剩下不到2000元的钱，如果要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自己和表姐的住院费都不够了。
痊愈
胡佳在协和医院打了两天吊针，看到发热已经被控制，医生建议她把药带回社区去打，避免在医院的再度感染。
经过一个星期，她的病完全好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生病真的让她想了许多。“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同时也感谢那些SARS期间坚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但她也有些小小的不满意：看病还是太贵，一个常见的扁桃体感染就花去了自己近1000元的费用。由于她是自费生，看病也没处可报销，如果不是表姐的帮助，恐怕连病也看不起。“我听说有被隔离的SARS疑似患者逃跑，就是因为怕交不起费用，后来，国家决定给付不起费用的SARS患者免费治疗，这种现象可能就不再发生了。”
胡佳告诉记者，去年7月她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给自己买了大病保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百拇医药(夏金彪)
发热
2003年4月29日，胡佳的体温达到了39.5℃。在表姐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去医院看病。当时她们都做了被隔离的打算，口袋里还装了三千元人民币，“如果我们俩被隔离的话，每人需要先交一千元的住院费，所以我们准备了三千元。”
胡佳不是北京人，她表姐早两年毕业留在了北京。当时，北京高校从4月开始就不断有SARS疑似患者的传闻，学校成了重点传染源之一。胡佳的一个同学就因与一个其他学校的SARA疑似患者接触过而被隔离，当时就让交一千元的住院费，于是自己4月中旬来到表姐这儿和她住在一起。
4月26日胡佳觉得嗓子不舒服，开始也没把它当回事，当天和表姐出去打了羽毛球。那时候媒体都在宣传锻炼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对抵抗SARS有利。谁知道她晚上开始发热，体温不算太高，在37-38℃之间。她有点担心自己是否患了SARS，那几天北京的疑似患者人数每天都在150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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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立即去医院治疗，怕被隔离。当时只是喝了板蓝根冲剂，躺了一天，感觉温度好像降了一点。板蓝根是在发热前一个星期买的，当时在附近的一个药店，许多人戴着口罩、排着长长的队等待买板蓝根，那时候药店的板蓝根限量出售，每人只许购买十盒，许多人都买了最高限量。
其实，温度降低只是胡佳自己的感觉，用体温计量的时候温度并没有降低。表姐从各种途径帮我咨询了许多医学专家，没有一个专家肯定她不是SARS，那两天家里买了大约有20多种药，花了500多元钱，但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4月28日晚上温度达到了39℃，咨询的专家建议她应该去医院医疗，不要耽误病情。胡佳已经下了决心，如果第二天体温再不降的话，就去医院。
看病
4月29日，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而且还略有升高，达到了39.5℃。
好几天都没出门的胡佳来到街上，看见外面春光明媚，天空湛蓝，阳光耀得人睁不开眼，街边的树木也已经变绿了。要是在平常的这个时节，应该是和同学出去春游的最好时节，可这个时候街上人们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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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表姐也戴着口罩，因为要去医院，还特地戴了加厚的号称“24”层的口罩。她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戴着口罩，车窗也都摇了下来。她们没敢告诉司机去协和医院，怕他不愿意去，只是告诉他要去东单，后来在离协和医院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车。
在远处就可以看见进出医院的120救护车，车上发出的急救警报让人心中直打鼓。走进医院，发现门诊大厅还是有不少人，人人都戴着口罩，几乎没有人聊天。医生也是全副武装，简短地问了一些病情，就让胡佳去查血。
抽完了手指血，还需要等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对于胡佳来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最后的结果将决定她是不是SARS疑似患者，是不是要隔离。
这半个小时她想了很多。她认为自己不会得SARS，因为没有和SARS患者接触过，也没有去过人多的地方，怎么能得SARS呢？但一想到自己的高热，心中又不免担心，由此又想到不仅自己会被隔离、自己的表姐、甚至表姐家所在的整个社区都有可能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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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那几天胡佳快成了SARS“专家”。她研究了4月15日卫生部公布的SARS诊断标准，这个标准包括流行病学史、症状与体征、实验室检查、胸部x线检查和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等5个方面。她知道查血是为了检查血白细胞，SARS患者白细胞一般不升高或降低，常伴有淋巴细胞数目减少。
她终于拿到了查血的结果，立即把它给了医生，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医生看了看化验单说：你不像SARS。又要她张开嘴，看了一下喉咙，告之是扁桃体炎。胡佳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叫“西力欣”的药，花去了600多元。她取药经过门诊大厅，突然听见有人大叫。原来是有人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需要交1000元住院费。这时她摸一摸自己口袋，剩下不到2000元的钱，如果要被诊断为SARS疑似病例，自己和表姐的住院费都不够了。
痊愈
胡佳在协和医院打了两天吊针，看到发热已经被控制，医生建议她把药带回社区去打，避免在医院的再度感染。
经过一个星期，她的病完全好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生病真的让她想了许多。“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同时也感谢那些SARS期间坚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但她也有些小小的不满意：看病还是太贵，一个常见的扁桃体感染就花去了自己近1000元的费用。由于她是自费生，看病也没处可报销，如果不是表姐的帮助，恐怕连病也看不起。“我听说有被隔离的SARS疑似患者逃跑，就是因为怕交不起费用，后来，国家决定给付不起费用的SARS患者免费治疗，这种现象可能就不再发生了。”
胡佳告诉记者，去年7月她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给自己买了大病保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百拇医药(夏金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