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路
一、时代背景
21世纪一开始，美国的9.11事件震惊了世界，接着是阿富汗之战及伊拉克之战，炮火硝烟笼罩着世界。今天的世界与我国战国时代有些相似，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战国时代”。
“世界的战国时代”的形成是西方文化统治的结果。要扭转这一局面，应向东方文化寻出路，特别是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会达到使世界和谐与进步之目的。
中华文化的精粹是天人合一，是与大自然的和平相处观；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是与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观；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观。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解决世界纷争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它的来源就是传统文化。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二是统筹区域发展；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五是统筹国内外的统一发展。这几个统筹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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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近的《珠海宣言》(编者注：2003年11月在珠海发表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经济发展宣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又称《珠海宣言》)，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写了三年都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从纽约、新德里、赞比亚到珠海，最后到中国的珠海才解决了。200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纷纷扰扰的世界将在中国的声音里找到平衡，多少年的难解难分的国家集团和利益集团将在有跨时代意义的《珠海宣言》中取得共识，人们期待着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在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给饱经沧桑的人类带来福音。”中华文化要参与到世界文化，并与世界文化合流才能够更好地让世界人民幸福和谐。所以我们国家、我们的科学界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现在21世纪了，我们必须对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树立信心，并加以发扬和发展，造福于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过去对传统文化批评过了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要发展传统文化。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中医以造福于全人类。中西医互补，互相不能取代，经历一二百年可能会走到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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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大发展始于战国时代，如果说今天是“世界的战国时代”的话，估计中华文化的爆炸式的新发展将起始于21世纪，中医学的发展亦将同步。中医药学之腾飞的条件已开始具备了，那就是中医药学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了。但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实为当务之急。
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姜岩在《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2月3日第5～6期发表《世界科技发展九大展望》中这样说：“第二次科学革命正在到来，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科学正在发生一场全新的革命，它是继400多年前开始的西方科学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一脉相承。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新思想十分吻合。令人惊讶的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方法上也源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实用化科学方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他还说：“高科技革命正在和即将出现四次浪潮。在未来50年内，正在和将要先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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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上的观点是符合21世纪的发展现实的。21世纪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
如果认为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向世界接轨”应予改正。什么都向世界接轨的话就把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了。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予，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该口号应改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双向接轨”，简称为“与世界双向接轨”。
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去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二、中医科研的历史回顾
现代中医的科研，通常要借鉴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上中医也有过实验研究。《本草纲目》转述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认为本病与食白米有关，并说：“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这其实就是一种验证病因的动物实验。古代也有对照研究，如据文献记录，鉴别党参真假时，以两个人嘴里嚼着党参跑步，看谁坚持得久则嘴里的党参就是真的。这就是对照实验。最早的实验诊断方法也出现在中国，晋唐时代，医生为了观察黄疸症状的变化，逐日用白布浸染病人小便后晾干，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每日黄疸病情的进退。应该说，在实验研究方面，古代中医有很多创造是走在世界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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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是不是不走实验研究的道路，中医学就没有发展呢？历史证明不是。中医历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有赖于新的科研成果出现。当然对科研的理解，我们不能局限于实验一途，不能说不搞实验的中医就不是科学研究。下面不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汉代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对临床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仲景的主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可以说就是他的科研成果，这一科研成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张仲景的科研方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九家，经方十一家，所谓“勤求古训”，“训”就是理论；“博采众方”就是整理众多经方家的方药。张仲景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的成果，主要是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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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经》中把晋代以前中医关于脉学的研究作了一次整理和探讨，整理出24种脉象，至今仍在应用，并没有过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到了隋代，巢元方研究病因学、病理学，著《巢氏病源》，这也是一种研究。唐代的王冰，专门研究《内经》，做了很多订正工作，整理出最流行的版本，另外还补充了七篇大论，中医理论的很多精华都出自这七篇大论，这也是了不起的科学研究。
唐代著名的药典《新修本草》，宋代的本草巨著《证类本草》，还有宋代官定的方典《和剂局方》，都是众多学者悉心研究的成果。宋代还有一项更重大的科研工程，就是点校医书。点校，即把错字校正，句子理顺，然后加以注解。政府组织了一批文人和医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开展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医学经典，多数是经宋代点校后流传下来的优良版本，这对医学的普及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有人认为点校不是科研成果，实际上为了点断一句话、校正一个字，往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比较各种版本，而且单纯文字比较还不行，还要用医理来推理。所以点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要花费大量心血，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好的注解也是有创造性劳动的，所以点校等文献整理应该属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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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医学普及和哲学上的争鸣，带来了金元时代的医学争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李东垣为例，他可以说是创立脾胃学说的鼻祖，广州中医药大学现在还设有脾胃研究所，研究脾胃学说反映出李东垣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李东垣是怎样取得研究成果的？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宋金元对峙，战乱连年，社会上常见的疾病，跟过去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例如《伤寒论》时代出现的发热，多为伤寒，用六经辨证；但李东垣所见的发热，多属内伤，他经过临床研究，对外感和内伤发热作了鉴别，认为内伤发热不能用黄芩、黄连、黄柏等苦寒之药，而是要用黄芪、党参、白术这些甘温的药来除大热。即所谓“甘温除大热”，是退39度以上的热，吃黄芪、党参能退烧。举例如我校一位毕业生的母亲，膝关节手术后发热，每天38～39℃，曾用各种最新最贵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治疗近一个月，发热如故。邀我会诊，我按甘温除热法，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该学生不敢与服，晚上电话询问，我让她先服半剂，2小时后无不良反应再服半剂。第二天学生来电话，病人睡眠较好，精神略佳。嘱其日服2剂，体温逐步下降，上方加减调理，半月后治愈出院。现代一些年轻医生受到西医的影响，碰到发烧，就按感染处理，上抗生素，或用中药的清热解毒药。实际上有的病人不适合这样处理，反而用补中益气汤或其他补益药能退热，这种“甘温除大热”的成果，到现在还是超过世界医学水平的。李东垣的科研，完全立足于临床，取得的成果能突破前人理论禁区，有效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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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温病学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真正把温病学说树立起来的医家是吴鞠通，他的著作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又怎样研究写成本书的呢？从《温病条辨·序言》可知，他受到刘河间、朱丹溪和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则是叶天士。叶天士对温病有重大的创见，但没有十分系统的著作，主要思想和经验反映在《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中。《临证指南医案》是他的学生收集他的医案，加以整理和评论而成，这个工作也是科研成果，既整理了老师的经验，也有自己深入的体会。吴鞠通进一步发展叶天士的学术，他的《温病条辨》不但确立了温病学，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还整理了叶天士很多临床处方使其成为名方，使温病的方药得以丰富。他能够以叶天士的学术经验为材料构建新的大厦，是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温病学说的理论，在今天治疗各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包括SARS，处处在发挥作用，这一含金量极高的成果也是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物。
明代还有世界性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出现。李时珍一生用三十年的时光研究中药，写成《本草纲目》，流传世界各国。他取得的成就，除了来自深入地文献检索和广泛地实地调查外，也不能忽视李时珍的临床实践，他常常根据临床应用的反馈来订正药物的药效说明。李时珍的成就超越了医药学的范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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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革新精神的王清任(1768-1831年)，使人敬佩。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有如盲子夜行。他三十岁时遇疫病流行，不避臭秽到荒野观察弃尸，研究脏腑，他说；“犬食之余，十人之内，看全者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者不下三十余人。”因而著《医林改错》一书。但可惜其解剖部分，对后世除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外，其余无何影响。该书四分之三的篇幅论祛瘀法之运用，其30多张独创之方剂影响深远。这几十张新方充满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如祛瘀不忘益气，就源于《内经》气血之论，他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从而又发展了传统理论。反观当今之研究血瘀证者，却把“气”丢了，因此虽做了不少费力的研究，但仍然未有超过王清任也!反而自王清任之后用王清任之方药治病取得很大的成绩，至今仍可以说是超过世界之水平。例如民国时期治天花、鼠疫，解放后治出血性、缺血性中风、腹部肿瘤、不孕症、战伤之血胸等。足见中医之系统理论并未过时，离之则事倍而功半，从之则事半功倍。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医学的发展必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以我为主，就是以中医的系统理论为主导，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多学科相结合以求发展。传统中医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的，但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明不只是微观研究才是科研。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是宏观加上微观，那就不同于往日了。
(郑洪、邓中光协助整理), 百拇医药(广州中医药大学 邓铁涛)
21世纪一开始，美国的9.11事件震惊了世界，接着是阿富汗之战及伊拉克之战，炮火硝烟笼罩着世界。今天的世界与我国战国时代有些相似，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战国时代”。
“世界的战国时代”的形成是西方文化统治的结果。要扭转这一局面，应向东方文化寻出路，特别是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会达到使世界和谐与进步之目的。
中华文化的精粹是天人合一，是与大自然的和平相处观；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是与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观；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观。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解决世界纷争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它的来源就是传统文化。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二是统筹区域发展；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五是统筹国内外的统一发展。这几个统筹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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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近的《珠海宣言》(编者注：2003年11月在珠海发表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经济发展宣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又称《珠海宣言》)，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写了三年都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从纽约、新德里、赞比亚到珠海，最后到中国的珠海才解决了。200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纷纷扰扰的世界将在中国的声音里找到平衡，多少年的难解难分的国家集团和利益集团将在有跨时代意义的《珠海宣言》中取得共识，人们期待着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在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给饱经沧桑的人类带来福音。”中华文化要参与到世界文化，并与世界文化合流才能够更好地让世界人民幸福和谐。所以我们国家、我们的科学界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现在21世纪了，我们必须对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树立信心，并加以发扬和发展，造福于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过去对传统文化批评过了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要发展传统文化。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中医以造福于全人类。中西医互补，互相不能取代，经历一二百年可能会走到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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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大发展始于战国时代，如果说今天是“世界的战国时代”的话，估计中华文化的爆炸式的新发展将起始于21世纪，中医学的发展亦将同步。中医药学之腾飞的条件已开始具备了，那就是中医药学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了。但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实为当务之急。
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姜岩在《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2月3日第5～6期发表《世界科技发展九大展望》中这样说：“第二次科学革命正在到来，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科学正在发生一场全新的革命，它是继400多年前开始的西方科学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一脉相承。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新思想十分吻合。令人惊讶的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方法上也源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实用化科学方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他还说：“高科技革命正在和即将出现四次浪潮。在未来50年内，正在和将要先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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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上的观点是符合21世纪的发展现实的。21世纪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
如果认为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向世界接轨”应予改正。什么都向世界接轨的话就把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了。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予，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该口号应改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双向接轨”，简称为“与世界双向接轨”。
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去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二、中医科研的历史回顾
现代中医的科研，通常要借鉴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上中医也有过实验研究。《本草纲目》转述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认为本病与食白米有关，并说：“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这其实就是一种验证病因的动物实验。古代也有对照研究，如据文献记录，鉴别党参真假时，以两个人嘴里嚼着党参跑步，看谁坚持得久则嘴里的党参就是真的。这就是对照实验。最早的实验诊断方法也出现在中国，晋唐时代，医生为了观察黄疸症状的变化，逐日用白布浸染病人小便后晾干，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每日黄疸病情的进退。应该说，在实验研究方面，古代中医有很多创造是走在世界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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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是不是不走实验研究的道路，中医学就没有发展呢？历史证明不是。中医历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有赖于新的科研成果出现。当然对科研的理解，我们不能局限于实验一途，不能说不搞实验的中医就不是科学研究。下面不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汉代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对临床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仲景的主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可以说就是他的科研成果，这一科研成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张仲景的科研方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九家，经方十一家，所谓“勤求古训”，“训”就是理论；“博采众方”就是整理众多经方家的方药。张仲景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的成果，主要是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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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经》中把晋代以前中医关于脉学的研究作了一次整理和探讨，整理出24种脉象，至今仍在应用，并没有过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到了隋代，巢元方研究病因学、病理学，著《巢氏病源》，这也是一种研究。唐代的王冰，专门研究《内经》，做了很多订正工作，整理出最流行的版本，另外还补充了七篇大论，中医理论的很多精华都出自这七篇大论，这也是了不起的科学研究。
唐代著名的药典《新修本草》，宋代的本草巨著《证类本草》，还有宋代官定的方典《和剂局方》，都是众多学者悉心研究的成果。宋代还有一项更重大的科研工程，就是点校医书。点校，即把错字校正，句子理顺，然后加以注解。政府组织了一批文人和医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开展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医学经典，多数是经宋代点校后流传下来的优良版本，这对医学的普及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有人认为点校不是科研成果，实际上为了点断一句话、校正一个字，往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比较各种版本，而且单纯文字比较还不行，还要用医理来推理。所以点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要花费大量心血，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好的注解也是有创造性劳动的，所以点校等文献整理应该属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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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医学普及和哲学上的争鸣，带来了金元时代的医学争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李东垣为例，他可以说是创立脾胃学说的鼻祖，广州中医药大学现在还设有脾胃研究所，研究脾胃学说反映出李东垣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李东垣是怎样取得研究成果的？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宋金元对峙，战乱连年，社会上常见的疾病，跟过去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例如《伤寒论》时代出现的发热，多为伤寒，用六经辨证；但李东垣所见的发热，多属内伤，他经过临床研究，对外感和内伤发热作了鉴别，认为内伤发热不能用黄芩、黄连、黄柏等苦寒之药，而是要用黄芪、党参、白术这些甘温的药来除大热。即所谓“甘温除大热”，是退39度以上的热，吃黄芪、党参能退烧。举例如我校一位毕业生的母亲，膝关节手术后发热，每天38～39℃，曾用各种最新最贵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治疗近一个月，发热如故。邀我会诊，我按甘温除热法，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该学生不敢与服，晚上电话询问，我让她先服半剂，2小时后无不良反应再服半剂。第二天学生来电话，病人睡眠较好，精神略佳。嘱其日服2剂，体温逐步下降，上方加减调理，半月后治愈出院。现代一些年轻医生受到西医的影响，碰到发烧，就按感染处理，上抗生素，或用中药的清热解毒药。实际上有的病人不适合这样处理，反而用补中益气汤或其他补益药能退热，这种“甘温除大热”的成果，到现在还是超过世界医学水平的。李东垣的科研，完全立足于临床，取得的成果能突破前人理论禁区，有效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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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温病学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真正把温病学说树立起来的医家是吴鞠通，他的著作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又怎样研究写成本书的呢？从《温病条辨·序言》可知，他受到刘河间、朱丹溪和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则是叶天士。叶天士对温病有重大的创见，但没有十分系统的著作，主要思想和经验反映在《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中。《临证指南医案》是他的学生收集他的医案，加以整理和评论而成，这个工作也是科研成果，既整理了老师的经验，也有自己深入的体会。吴鞠通进一步发展叶天士的学术，他的《温病条辨》不但确立了温病学，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还整理了叶天士很多临床处方使其成为名方，使温病的方药得以丰富。他能够以叶天士的学术经验为材料构建新的大厦，是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温病学说的理论，在今天治疗各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包括SARS，处处在发挥作用，这一含金量极高的成果也是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物。
明代还有世界性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出现。李时珍一生用三十年的时光研究中药，写成《本草纲目》，流传世界各国。他取得的成就，除了来自深入地文献检索和广泛地实地调查外，也不能忽视李时珍的临床实践，他常常根据临床应用的反馈来订正药物的药效说明。李时珍的成就超越了医药学的范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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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有革新精神的王清任(1768-1831年)，使人敬佩。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有如盲子夜行。他三十岁时遇疫病流行，不避臭秽到荒野观察弃尸，研究脏腑，他说；“犬食之余，十人之内，看全者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者不下三十余人。”因而著《医林改错》一书。但可惜其解剖部分，对后世除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外，其余无何影响。该书四分之三的篇幅论祛瘀法之运用，其30多张独创之方剂影响深远。这几十张新方充满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如祛瘀不忘益气，就源于《内经》气血之论，他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从而又发展了传统理论。反观当今之研究血瘀证者，却把“气”丢了，因此虽做了不少费力的研究，但仍然未有超过王清任也!反而自王清任之后用王清任之方药治病取得很大的成绩，至今仍可以说是超过世界之水平。例如民国时期治天花、鼠疫，解放后治出血性、缺血性中风、腹部肿瘤、不孕症、战伤之血胸等。足见中医之系统理论并未过时，离之则事倍而功半，从之则事半功倍。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医学的发展必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以我为主，就是以中医的系统理论为主导，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多学科相结合以求发展。传统中医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的，但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明不只是微观研究才是科研。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是宏观加上微观，那就不同于往日了。
(郑洪、邓中光协助整理), 百拇医药(广州中医药大学 邓铁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