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神”去而复归--忧思“血吸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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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7日
我们不能说血吸虫病反弹的所有原因都是体制性的，但几十年以前的防疫老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破解“血吸虫现象”，做好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值得人们深思。
2003年，一场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也是在2003年，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血吸虫病再次引起关注，人们通过媒体的报道得知“瘟神”又杀了个回马枪。相对于非典的神秘来说，血吸虫病完全是可防可治的，但这样一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却在血防部门的层层“防治”下卷土重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血吸虫病死而复活的变迁，暴露出当前我国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存在的漏洞。
遭受血吸虫肆虐的农家
一个晚冬的傍晚，记者在当地血防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驱车来到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江陵村，采访一位名叫朱建武的血吸虫晚期病人。朱建武是一位普通的血吸虫病患者，可能是因为当地血防站曾免费为他治疗过的缘故，血防站同志便把记者带到他家。
, 百拇医药
在朱建武家，记者看到房屋十分破旧，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样值钱东西，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刚才猫在别人家里烤火。”朱建武见到记者有点腼腆地说。因为家里太穷，生不起炉子，朱建武经常到邻居家里串门烤火。
由于是晚期病人，已经看不到大肚子的样子，他的两条腿枯瘦如柴。“我发现得血吸虫病有蛮多年数了，我原来是农场的职工，在堤上防汛，大概是1996年发洪水的时候得上血吸虫病的，只到医院诊了一回，没那么多钱。”朱建武对记者说。
30岁的汉子正当壮年，可血吸虫病使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娶了个老婆，只有一米四的样子，差不多是个残疾人，因为得了病，至今还没有一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70岁的老父亲耕种不到一亩田维持。”朱建武说到动情处，当着记者的面，迟缓地打开一个破柜子，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钾胺磷农药，说：“我要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喝农药算了，我现在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和千万个农民一样，朱建武从来就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刚得病的时候，他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些湖区群众见惯了的血吸虫，竟将一个家庭拖入到贫困的边缘。朱建武告诉记者，现在他老是感觉肚子不舒服，没有力气，人越来越干瘦，已经有一年无法下地劳动了，下不得地，也就没有收入。“生活啊？没得钱不就是吃白菜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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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去而复归的土地
“八百里洞庭”素以风景迷人著称，更以“鱼米之乡”闻名。而今，美丽的洞庭湖却因血吸虫病的泛滥让人望而生畏。春夏时节，洞庭湖的湖洲、湖汊大面积地分布着血吸虫寄生钉螺。现在洞庭湖区的钉螺面积已占到全国总数的52%，湖区的岳阳、益阳、常德三市都已成为血吸虫病重疫区。
湖南省血防办副主任李华忠告诉记者，目前面临的血吸虫病疫情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具体表现在部分地方出现了疫情反弹。比如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7个县发现了新的有螺面积，个别地方居民的患病率有所上升。李华忠认为，对于洞庭湖区来讲，目前从总体上看，血吸虫传播的环境还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疫区居民目前还没有摆脱受血吸虫感染威胁的环境，他们因生产、生活，有时很难避免接触疫水，所以说在短期还很难从根本上控制或者消灭血吸虫病。
记者在洞庭湖腹地沅江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地血吸虫病患病率原本控制在4%左右，但是最近3年反弹到6%左右，全市现有血吸虫病人已达4万多人。万子湖乡明朗村10多年间不断防治血吸虫病，2000年普查，患病率依然高达42%，双丰乡新豆刂村连续5年患病率为4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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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湖南省的钉螺面积多达262万亩，其中易感地带82万亩，血吸虫病患病人数据调查有21万，占全国血吸虫病患者的1/4，病畜10多万头。从疫情、疫区面积来讲，湖南省在全国都是比较严重的，钉螺面积在全国占第一位，患病人数全国第二。
当血吸虫衍生成一种“现象”
在非典和禽流感相继侵害、搅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时候，我们首先有必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当似曾相识的血吸虫病卷土重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探究的可能是一个疫情防治体制链条的延续、断裂和再延续。
岳阳市君山区副区长方争奇接受采访时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农户主要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去了，过去之所以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群众性血防，主要靠以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管理模式，现在农户自己承包了几亩田，再要投入的话，与收入不挂钩，不可能投入这么多劳力进去。另外，农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力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等，所以再实施大规模、群众性的群防群治，那就必须政府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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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计划经济时期低成本的群防群治折合成金钱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岳阳市君山区血防办副主任柳会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每亩需要1.33公斤的标准计算，1吨灭螺药能灭700多亩地，除了药品成本以外，包括劳力工资、租车租船费用、油料费用、机械维修、磨损费用等大概1.4万元。这就是说，1吨灭螺药品通过血防站喷洒出去，还需要1.4万元的配备费用。
柳会祥说，君山区2003年配备的灭螺药是8吨，将这8吨药物喷洒出去还需要12万元的配备费用。实际情况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经费，所以血防部门不得不去搞创收。这也是作为基层血防站站长的李石桂一直存在的困惑：“实际上我们这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疫情监测，而目前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治疗工作上，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其实，几乎所有的血防部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沅江市血防办下设12个基层血防院，小的一二十人，大的一两百人，房子多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设备十分陈旧，但为了养人，本来“预防为主”的血防院却四处收治病人，变成了“治疗为主”。沅江市血防办副主任沈洞春说，预防工作是政府行为，免费为老百姓服务，但这个工作很难贯彻下去，现在虽然杀血吸虫的药是免费的，但服了杀虫药后要及时服用护肝药物，而在现在的治疗中护肝药是有偿的。
来源：[《瞭望》], 百拇医药(瞭望周刊记者 丁文杰 周青梅)
2003年，一场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也是在2003年，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血吸虫病再次引起关注，人们通过媒体的报道得知“瘟神”又杀了个回马枪。相对于非典的神秘来说，血吸虫病完全是可防可治的，但这样一个曾经的“手下败将”，却在血防部门的层层“防治”下卷土重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血吸虫病死而复活的变迁，暴露出当前我国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存在的漏洞。
遭受血吸虫肆虐的农家
一个晚冬的傍晚，记者在当地血防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驱车来到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江陵村，采访一位名叫朱建武的血吸虫晚期病人。朱建武是一位普通的血吸虫病患者，可能是因为当地血防站曾免费为他治疗过的缘故，血防站同志便把记者带到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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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建武家，记者看到房屋十分破旧，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样值钱东西，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刚才猫在别人家里烤火。”朱建武见到记者有点腼腆地说。因为家里太穷，生不起炉子，朱建武经常到邻居家里串门烤火。
由于是晚期病人，已经看不到大肚子的样子，他的两条腿枯瘦如柴。“我发现得血吸虫病有蛮多年数了，我原来是农场的职工，在堤上防汛，大概是1996年发洪水的时候得上血吸虫病的，只到医院诊了一回，没那么多钱。”朱建武对记者说。
30岁的汉子正当壮年，可血吸虫病使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娶了个老婆，只有一米四的样子，差不多是个残疾人，因为得了病，至今还没有一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70岁的老父亲耕种不到一亩田维持。”朱建武说到动情处，当着记者的面，迟缓地打开一个破柜子，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钾胺磷农药，说：“我要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喝农药算了，我现在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和千万个农民一样，朱建武从来就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刚得病的时候，他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些湖区群众见惯了的血吸虫，竟将一个家庭拖入到贫困的边缘。朱建武告诉记者，现在他老是感觉肚子不舒服，没有力气，人越来越干瘦，已经有一年无法下地劳动了，下不得地，也就没有收入。“生活啊？没得钱不就是吃白菜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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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去而复归的土地
“八百里洞庭”素以风景迷人著称，更以“鱼米之乡”闻名。而今，美丽的洞庭湖却因血吸虫病的泛滥让人望而生畏。春夏时节，洞庭湖的湖洲、湖汊大面积地分布着血吸虫寄生钉螺。现在洞庭湖区的钉螺面积已占到全国总数的52%，湖区的岳阳、益阳、常德三市都已成为血吸虫病重疫区。
湖南省血防办副主任李华忠告诉记者，目前面临的血吸虫病疫情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具体表现在部分地方出现了疫情反弹。比如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7个县发现了新的有螺面积，个别地方居民的患病率有所上升。李华忠认为，对于洞庭湖区来讲，目前从总体上看，血吸虫传播的环境还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疫区居民目前还没有摆脱受血吸虫感染威胁的环境，他们因生产、生活，有时很难避免接触疫水，所以说在短期还很难从根本上控制或者消灭血吸虫病。
记者在洞庭湖腹地沅江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地血吸虫病患病率原本控制在4%左右，但是最近3年反弹到6%左右，全市现有血吸虫病人已达4万多人。万子湖乡明朗村10多年间不断防治血吸虫病，2000年普查，患病率依然高达42%，双丰乡新豆刂村连续5年患病率为4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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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湖南省的钉螺面积多达262万亩，其中易感地带82万亩，血吸虫病患病人数据调查有21万，占全国血吸虫病患者的1/4，病畜10多万头。从疫情、疫区面积来讲，湖南省在全国都是比较严重的，钉螺面积在全国占第一位，患病人数全国第二。
当血吸虫衍生成一种“现象”
在非典和禽流感相继侵害、搅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时候，我们首先有必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当似曾相识的血吸虫病卷土重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探究的可能是一个疫情防治体制链条的延续、断裂和再延续。
岳阳市君山区副区长方争奇接受采访时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农户主要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去了，过去之所以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群众性血防，主要靠以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管理模式，现在农户自己承包了几亩田，再要投入的话，与收入不挂钩，不可能投入这么多劳力进去。另外，农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力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等，所以再实施大规模、群众性的群防群治，那就必须政府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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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计划经济时期低成本的群防群治折合成金钱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岳阳市君山区血防办副主任柳会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每亩需要1.33公斤的标准计算，1吨灭螺药能灭700多亩地，除了药品成本以外，包括劳力工资、租车租船费用、油料费用、机械维修、磨损费用等大概1.4万元。这就是说，1吨灭螺药品通过血防站喷洒出去，还需要1.4万元的配备费用。
柳会祥说，君山区2003年配备的灭螺药是8吨，将这8吨药物喷洒出去还需要12万元的配备费用。实际情况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经费，所以血防部门不得不去搞创收。这也是作为基层血防站站长的李石桂一直存在的困惑：“实际上我们这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疫情监测，而目前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治疗工作上，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其实，几乎所有的血防部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沅江市血防办下设12个基层血防院，小的一二十人，大的一两百人，房子多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设备十分陈旧，但为了养人，本来“预防为主”的血防院却四处收治病人，变成了“治疗为主”。沅江市血防办副主任沈洞春说，预防工作是政府行为，免费为老百姓服务，但这个工作很难贯彻下去，现在虽然杀血吸虫的药是免费的，但服了杀虫药后要及时服用护肝药物，而在现在的治疗中护肝药是有偿的。
来源：[《瞭望》], 百拇医药(瞭望周刊记者 丁文杰 周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