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气为百病母”于理不通？——答安永延同道
最近我看到中国中医药报上安永延同道对我“《素问》‘先建其母’正义”文章的商榷意见(以下简称安文)，感到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
首先，关于“先建其母”中“母”的意义，安文认为“当以‘根源’解”，这本是无可非议的，我的意思，“根源”、“病因”都可以，可是这只是经文表面的含义，问题是这儿“根源”和“病因”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内经》文义古奥，言简旨远，若不对经文背后深层次的含义进行反复思考，深入挖掘，而只是随文附义，怎么可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内经》真正的内涵呢？当然安文也同意“百病的根源”在于“卫气失常”的提法，不过这和安文自己的说法已经有所不同了，为了更加“贴切”起见，我在这儿再重述一下安文的原话：“‘审查卫气，为百病母’……全句应释为‘谨慎诊察卫气(失常的各种状态)，(以之)作为百病的根源’”，既然承认“卫气(失常)”可以“作为”“百病的根源”，又何来“卫气为百病母”为“臆会”和“于理不通”的说法呢？
也许，安文认为应该说“卫气(失常)为百病之母”才“于理可通”，如果那样，是否另一句《内经》的名言“百病皆生于气”也应该改为“百病皆生于邪气”呢？“风为百病之长”是否应该改为“贼风为百病之长”才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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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安文从句子结构上分析认为“审查卫气，为百病母”和“卫气为百病母”两者不同，一个是叙述句，一个是判断句，这点我十分赞同。我之所以做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更改，是为了自己行文的一点考虑——“审查卫气，为百病母”是《内经》原话，引用时却不方便，而把“审查卫气，为百病母”的陈述句改为“卫气为百病母”的判断句虽然有违《内经》的形式，却也并不违背《内经》的内容，而且我认为这种更改了的形式更简练、更直接地反映了《内经》的意旨。如果这个更改从单纯训诂的角度看“于理不通”，那从传承《内经》的精神方面应该“于理可通”吧。
许多人读我的文章，无论是“‘血独动’析疑”还是“《素问》‘先建其母’正义”，都以为是讲语义训诂的，其实是误解了我的本意。这些文章我写作的着重点并不在词义的修正上，而更是在于阐发《内经》的理论，像“《素问》‘先建其母’正义”这篇着重阐述的就是“卫气为百病母”的观点。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并不只是由于它有个冠冕堂皇的出身——来源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但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中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而且是《内经》中许多其他认识赖以形成的基础，可以说是《内经》理论中为数不多的核心学说之一，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卫气为百病母”在《内经》中是作为“约方”提出来的。什么是“约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捆扎袋口的绳子，《内经》上说：医学知识纷繁复杂，如果把它们都放到一个袋子里，没有什么绳子捆扎一下的话，袋子里的东西很快就会散失掉了，而有了“约方”这个绳子，就可以使这些凌乱的知识系统起来，怎么也不会丢掉了。知道这个“约方”的，就可以成为“天下师”那样高明的医生，不知道的，就只能成为一般的大夫了(原文见《灵枢·禁服》篇)。去年SARS流行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前辈曾经说过：中医即使不知道病原，一样能治疗SARS。这句话招致了很多人的非议，其实从某些方面说，这话是有道理的。近代名医陆渊雷先生曾说过“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以药力”，“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视证候而揣知抵抗力之趋势，当扶助者扶助之，当矫正者矫正之”。首重抗病现象而不是病原，这是中西医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与西医重视细菌、病毒等外在致病因素相比，中医更重视研究抵御外邪入侵的内在调节机制——卫气，更重视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并以此作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同样，也只有从“卫气为百病母”而不是抗病毒杀菌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才能够深入理解和切实把握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才能够进一步把它发扬光大，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医梦寐以求的目标——“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卫气为百病母”，也就是说，卫气失常是一切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者如安文所说“根源”)，这个观点与中医重在考察和调整人体内在抵抗能力的变化来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在《内经》时代，它可以说是《内经》建构整个中医理论框架的基础。在以后，它也必将重新成为整个中医病因病机学说的灵魂。笔者认为，“卫气为百病母”不是“于理不通”，恰恰相反，是“于理大通”——提纲挈领的阐述了《内经》理论中最深刻的道理，可以说是《内经》全文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理解和发展中医的关键。笔者断言：只要对“卫气为百病母”重新进行深入的认识，就可以引导中医理论研究走出困惑和悖论的泥潭，从而开辟中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百拇医药(临沂市中医医院 周东浩)
首先，关于“先建其母”中“母”的意义，安文认为“当以‘根源’解”，这本是无可非议的，我的意思，“根源”、“病因”都可以，可是这只是经文表面的含义，问题是这儿“根源”和“病因”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内经》文义古奥，言简旨远，若不对经文背后深层次的含义进行反复思考，深入挖掘，而只是随文附义，怎么可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内经》真正的内涵呢？当然安文也同意“百病的根源”在于“卫气失常”的提法，不过这和安文自己的说法已经有所不同了，为了更加“贴切”起见，我在这儿再重述一下安文的原话：“‘审查卫气，为百病母’……全句应释为‘谨慎诊察卫气(失常的各种状态)，(以之)作为百病的根源’”，既然承认“卫气(失常)”可以“作为”“百病的根源”，又何来“卫气为百病母”为“臆会”和“于理不通”的说法呢？
也许，安文认为应该说“卫气(失常)为百病之母”才“于理可通”，如果那样，是否另一句《内经》的名言“百病皆生于气”也应该改为“百病皆生于邪气”呢？“风为百病之长”是否应该改为“贼风为百病之长”才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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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安文从句子结构上分析认为“审查卫气，为百病母”和“卫气为百病母”两者不同，一个是叙述句，一个是判断句，这点我十分赞同。我之所以做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更改，是为了自己行文的一点考虑——“审查卫气，为百病母”是《内经》原话，引用时却不方便，而把“审查卫气，为百病母”的陈述句改为“卫气为百病母”的判断句虽然有违《内经》的形式，却也并不违背《内经》的内容，而且我认为这种更改了的形式更简练、更直接地反映了《内经》的意旨。如果这个更改从单纯训诂的角度看“于理不通”，那从传承《内经》的精神方面应该“于理可通”吧。
许多人读我的文章，无论是“‘血独动’析疑”还是“《素问》‘先建其母’正义”，都以为是讲语义训诂的，其实是误解了我的本意。这些文章我写作的着重点并不在词义的修正上，而更是在于阐发《内经》的理论，像“《素问》‘先建其母’正义”这篇着重阐述的就是“卫气为百病母”的观点。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并不只是由于它有个冠冕堂皇的出身——来源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不但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中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而且是《内经》中许多其他认识赖以形成的基础，可以说是《内经》理论中为数不多的核心学说之一，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卫气为百病母”在《内经》中是作为“约方”提出来的。什么是“约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捆扎袋口的绳子，《内经》上说：医学知识纷繁复杂，如果把它们都放到一个袋子里，没有什么绳子捆扎一下的话，袋子里的东西很快就会散失掉了，而有了“约方”这个绳子，就可以使这些凌乱的知识系统起来，怎么也不会丢掉了。知道这个“约方”的，就可以成为“天下师”那样高明的医生，不知道的，就只能成为一般的大夫了(原文见《灵枢·禁服》篇)。去年SARS流行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前辈曾经说过：中医即使不知道病原，一样能治疗SARS。这句话招致了很多人的非议，其实从某些方面说，这话是有道理的。近代名医陆渊雷先生曾说过“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敌病，助正气以敌病也。良医察病体而知正气之欲恶，从而助以药力”，“药治标准，首重抗病现象，视证候而揣知抵抗力之趋势，当扶助者扶助之，当矫正者矫正之”。首重抗病现象而不是病原，这是中西医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与西医重视细菌、病毒等外在致病因素相比，中医更重视研究抵御外邪入侵的内在调节机制——卫气，更重视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并以此作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同样，也只有从“卫气为百病母”而不是抗病毒杀菌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才能够深入理解和切实把握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才能够进一步把它发扬光大，才能够最终实现中医梦寐以求的目标——“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卫气为百病母”，也就是说，卫气失常是一切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者如安文所说“根源”)，这个观点与中医重在考察和调整人体内在抵抗能力的变化来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在《内经》时代，它可以说是《内经》建构整个中医理论框架的基础。在以后，它也必将重新成为整个中医病因病机学说的灵魂。笔者认为，“卫气为百病母”不是“于理不通”，恰恰相反，是“于理大通”——提纲挈领的阐述了《内经》理论中最深刻的道理，可以说是《内经》全文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理解和发展中医的关键。笔者断言：只要对“卫气为百病母”重新进行深入的认识，就可以引导中医理论研究走出困惑和悖论的泥潭，从而开辟中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百拇医药(临沂市中医医院 周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