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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文哲学:中医教育之本
http://www.100md.com 2004年2月16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095期
     从本质上说,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的

    中医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

    无论对他学好中医,还是对他成长为一个真正有人文素质的人,都是非常关键的

    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黑龙江等几所中医药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一年多的编写,近日已经全部完成。该书50多万字,分上下篇,共十一个章节,预计在2004年9月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教育的必修课程。记者近日就该教材的编写背景采访了该书主编、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

    记者:张教授,请您谈谈为什么要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开设《中医哲学基础》这一门课程呢?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的开设是中医药院校对如何加强中医药院校学生传统人文教育的探索。中医现代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一直以马列哲学作为主体,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教育,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上,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和教材。大家知道,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的。中医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无论对他学好中医,还是对他成长为一个真正有人文素质的人,都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凡是学中医的人,都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都很重视人文科学的教育,这是一个潮流。原来清华大学的人文教育很强,后来有一段时间将这部分教学内容划归了北京大学,事实证明这样做是错误的。现在清华大学又开设了人文学院。国内有的工科院校的导师带博士生,要求通过《论语》和《老子》的考试,更何况中医学院,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北京中医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开设了《中国哲学》这门课,从开设情况来看,效果不错,很受学生的欢迎,但一直没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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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人文素质和人文教育,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系博士生导师,请您谈谈人文教育,尤其是中医学院的人文教育的重点或者说核心是什么?

    张其成:“人文”一词出自《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其含义来看,“人文”和“文化”几乎是等同的。什么叫文化呢?“文化”有“大文化”和“小文化”概念的区分。“大文化”的概念,我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只要和自然相对的,全是文化。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为的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分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科学是文化的一种。这是“大文化”的概念。我们常提的“人文文化”是“小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文、史、哲。我们所说的人文教育,尤其是中医药院校人文教育的缺失,指的就是“小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教育的缺失。因为在人文教育中,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智慧之学。它回答比如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是谁”、“人活着为了什么”、“宇宙从哪里来”这一类终极问题。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回答了部分问题,但自然科学并不能取代人文科学,人的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而医学的对象是人,因而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参与。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其人文教育的重中之重应当是中国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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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国哲学偏向于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西方哲学偏向于对宇宙的终极思考。所以从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来看,哲学即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中国哲学,则是让人们获得终极关怀和精神享受的智慧乐园,其主题是“天与人”,通过探讨“天人之际”,构建“天人之学”,目的是为人构建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中医院校开设的马列哲学,只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而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体,不像西方传统医学是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下,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如果中医院校的学生不了解中医学的这一本质,以西医学、现代科学来衡量中医的科学性,中医院校就可能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

    另外,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也不能以某种文化是不是含有更多自然科学的因素来衡量这种文化的高低。那种认为西方文化优、东方文化劣的人是比较浅薄的人。现代西方文化科技发达,人文精神并不一定发达。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文化绝对不能一体化,世界民族的多样性、地域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类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也决定了文化应该是多元的。文化一体化是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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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如您所说,中医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体,那么它与西医学在文化形态,也就是人文形态上有何不同?

    张其成: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个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是重合轻分,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代表。“和”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最早是西周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易·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自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从万物生化到太和圆融,达到最高境界。所以中医学理论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整体观。如它将人体分为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功能系统,但它的分是为了合,它的五脏理论强调的是五脏之间整体恒动的和合关系。二是重用轻体,强调功能作用,不强调形态结构。中医讲阴阳五行,即“功能”,是“象”不是“形”,是无形的,超形态的。它的五脏是五个功能系统,不是具体脏器,但又包含实体脏器。而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物质形态,现代物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层子论,即看任何东西都要探求它是由什么构成的,从分子、原子、中子、质子,一直到夸克。体现在医学上,认为人是可以细分、可以拆卸的,甚至认为“人是工具”。三是重时轻空。即重视时间,轻视空间。中国人虽认为时空合一,但更强调时间。反映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开头的几篇如《四气调神大论》、《六节藏象论》等,讲的都是时间与人体生命的关系。四是重悟轻测。强调体悟、直觉,轻实测。如中医经络乃“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强调觉照察知。“悟”字是从“心”的,为什么?因为心为君主之官。中国人讲“象”是意象,非物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五是重道轻技。相对于技能来讲,中国人更重视“道”,“道法自然”(《老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但是这一民族精神在近代已经流失得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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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其实就是思维方式的区别。从哲学角度看,二者在生命观、疾病观和医学观上各有优势。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结构、个体、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在疾病观上,中医认为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体功能的失衡,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定自组织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在医学观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并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虽然中、西医学都将人的健康当作自己的目的,但如何才能获得健康,却有不同的思维。中医是和合性思维,认为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态、稳态、和合态就是健康,因而治病的根本原则就在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亦即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治疗方法,将失衡的状态调节到动态平衡态、阴阳和谐态;西医则主要是对抗性思维,即通过对抗性治疗,杀灭致病因素,从而达到健康状态。如果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懂这些,而以西方科学的思维习惯来学习中医,怎么能学得好呢?所以《中医哲学基础》等人文教育课程的开设,目的就在于使学生真正了解中医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本质、内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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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

    张其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在我看来,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本体观念。中国人的本体观念,从中医角度来说即是元气论,认为宇宙、人的本体是气,天、人是不可分的。而西方科学的本体观念是原子论,认为万事万物是可以细分的。在“天与人”的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并不等同,也难以互相包容。因为中国哲学家既不是把天抽象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也不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纯粹的“思维”,而是把“天”看成是“人之天”,把人看成是“天之人”,即天人是合一的。所以,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在我们看来,人不仅是“唯物”的,还应是“唯心”的,即“唯生”的。中医讲生生之道,认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汉书·艺文志》)。那种认为中医是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二是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就是“气—阴阳—五行—神”。这一思维模式被中医学用来说明人体生命的生成与活动、人体生命的功能与结构、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所以中医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辩证思维等。这些思维方式具有整体统一、恒动变易、虚静复本、调和致中、重用轻体、知常达变、顺势因时等特征,具有符号模型性、功能性、超形体性、时序性、过程性、模糊性的特性。以西方思维方式来看,这种思维方式是很怪异的。梁启超说:“阴阳五行是封建迷信的大本营”,鲁迅先生也曾说“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作出批评,这也是事物具有两面性的一种体现。三是价值取向,即保合太和。我认为将来的医学,是经过了“人——人不是人(人是工具,可以拆分)——人还是人”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医学。现在光从基因上来研究人的生命现象是有缺陷的,如人与鼠的基因相差不多,况且基因百分之九十多都不表达,但并不代表不表达的基因就没有意义,就像研究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难道研究不明白的、所谓的无效成分就真的无效吗?说白了,中药复方就是一种组合,基因也是,组合后的事物并不是成分的简单叠加,1+1大于2。要想在人体生命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就要强调“和”的思维方式,即要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强调联系性思维。西方现在也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强调的人文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学会实践传统文化这种价值思维。与此同时,明晰中医学的思维特点,认识其与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和不足,从而继承并发扬中医学的优势,并进一步探明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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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医学确实很重要,但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怎样才能较快地从这些大量书籍中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

    张其成: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定要学习经典著作。经典的东西经过了几千年的读诵体认,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先秦时代形成的《周易》、《老子》、《论语》等经典著作,是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期”时代产生的,至今我们人类还没有走出这个“轴心期”。这些经典是中国哲学、中国人思维的基础,是中国人文科学的源头,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之书。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形成于两汉时期,深深受到它以前这些经典著作的影响。所以,要从根本上学好中医,把握中医学文化精髓,这些书也是必读的文献。另外,这些经典著作毕竟已经离今天的时代很远,对于现代人来说文字晦涩难懂,学习时第一需要明师的指点,第二要打好小学(指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文献学(指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知识)、中国历史、古代文化常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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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成 男,1959年生,安徽歙县人。北京中医学院医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导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会常务副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易学哲学史、中医学术思想史。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医药学与儒道佛思想研究》以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获省级自然科学三等奖、科技进步三等奖共3项。1993年获国家教委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专著:《易学与中医》、《中国养生智慧》、《易道主干》、《易图探秘》、《象数易学》、《阴阳五行新探》。主编:《医古文》(21世纪课程教材)、《易学大辞典》、《易经应用大百科》、《易医文化与应用》、《易学文化丛书》。, 百拇医药(白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