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权大胆实施“手术”--宿迁医改风云路
宿迁医改风云路
图文版: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4-02/17/content_1316106.htm
新华网江苏频道2004年2月17日:
从2000年初开始,江苏省宿迁市对医疗卫生机构产权制度和公共卫生防保体系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胆“手术”。到目前,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全部实现了产权置换,由公有公营变成了民有民营;7家县级医院中的4家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另外3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宿迁的举措犹如在平静的湖面里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轩然大波……
群众看病是方便了还是更难了?
宿迁市人民医院加盟南京鼓楼医院集团,经常组织鼓楼医院著名专家前来会诊和义诊,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群众,也提升了医院的影响力。
, 百拇医药
王官集卫生院是宿豫县第一家改制的卫生院,图为王官集卫生院的现状。
对于宿迁市“社会办卫生——卫生产业化——产业民营化——民营规范化”的改革思路,批评者认为其实质无非是一个“卖”字,是政府想卸包袱。这些人的担忧不无道理,特别是当前在许多农民“小病靠撑,大病放挺”的情况下,宿迁市的做法更加重了人们的这种担忧:弄不好会使本已线断网破的农村医疗网陷于瘫痪。
然而,宿迁市的决策者却对自己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一位领导向记者坦言,这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宿迁医改之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卫生资源不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截至2000年,全市124家乡镇卫生院总资产为17058.6万元,负债总额831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8%,部分乡镇卫生院已资不低债;有三分之二的乡镇卫生院职工只能发半工资。卫生院的运转一天比一天难,形成了“运转难——服务差——收入少——运转更难”的恶性循环。
面对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沿袭过去的老办法,由政府包管包办。但宿迁由于产业支撑力弱,拥有515万人口的一个地级市年财政收入仅14亿元,政府实际上包不起、包不了。
, 百拇医药
尽管他们也可以像有些地方那样高喊一些诸如“加强卫生事业投入”的口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只能任其慢性萎缩。宿迁市的决策者认为,这样做虽然没有政治风险,但这是一种对事业不负责的态度。于是,他们毅然选择了充满荆棘与坎坷的另一条路——机制创新之路,触及到了产权制度这一敏感神经,引入市场竞争,把卫生事业当作产业来办、项目来抓、企业来管、实体来运作。
卫生院全部转为民有民营后,带来的效果是发展意识、竞争意识迅速增强,业主的投资热情很高。改革后,全市新增卫生事业投入3.3亿元,其中县级以上医院投入2.47亿元,乡级卫生院投入8537万元。与此同时,医疗机构也快速增加,现已拥有各类医疗机构534个,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加401个,增长3倍多。
伴随着医疗资源的丰富,老百姓一个明显的感受是看病比过去方便了。沭阳县青伊湖镇五十多岁的农民殷其付说,以前的乡镇卫生院缺医少药,农民无论大病小灾都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医院去看病,不仅费用高,而且时间长,折腾一个来回非要一天不可,而现在看一般的病都可在本镇内解决,确实方便了。群众也普遍反映,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过去好了。许多医院还引入末位淘汰制,干不好就下岗,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敬业精神都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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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宿迁县乡医院服务质量的提高,将过去流到外地的巨大卫生需求留在了本地,其自身也获得了新生。曾陷于困境的沭阳县南关医院,改制后三年投入70多万元,用于人才培养20多万元,使医院进入良性发展,年业务收入由改制前的50多万上升到2002年的220万元,职工平均月收入除去交纳“三项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外达712元。
许多商家、医院、医务工作者正是看好宿迁放开医疗市场后的巨大“蛋糕”,纷纷进军民办医院,于是就有了宿迁“诊所比厕所多,药店比饭店多”的奇特一景。与此同时,卫生主管部门由于医院改制后手中可打的“牌”没有了,明显存在一定的低触情绪,导致管理一时跟不上,于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就出现了。
群众看病的“门槛”是降低了还是抬高了?
如何评价宿迁的医改,有许多标准,而群众看病的“门槛”是降低了还是抬高了,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所以无论是外界还是宿迁市政府都极为看重,都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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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作人员为患者提供导医服务。
有报道说,“卫生部官方统计资料,2000-2002年,宿迁全市医疗机构收费情况(不含中医机构),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变化是:市级医院从90元涨到113元,县级医院从51元涨到143元,乡镇卫生院从32.4元涨到35.2元;每出院人次费用,市级医院从2793元涨到3277元,县级医院从2766元涨到4243元。
上面的结果,显然违背了改革的初衷。但宿迁市的调查却提供了相反的结论,其提供的资料表明,改革后宿迁市县级和乡级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在改制前分别为75.49元、37.62元,现在已降低到69.78元、26.94元;市县级和乡级医院住院病人平均费用在改制前分别为2150.80元、554.36元,现在已下降到2031.95元、467.84元。
记者不好对上述的调查结果妄下评论,只能讲一些自己在采访中获得的感受。泗洪县人民医院是宿迁市第一家改制的县办医院,原副院长、县政协副主席高开亮以8200万元和1050万元竞买,成了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私营业主。据她介绍,改制后医院的检查费下降了40%,药品下降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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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动机与原因是什么?是主动让利于消费者,还是别有隐情?”记者问。
“说主动让利给消费者,那是唱高调,我们是被逼无奈的选择。现在医疗市场越放越开,仅泗洪县城一下子就冒出来182家小诊所,农民看病选择的余地大了,你不降价就曲高和寡。说实话,现在农民增收很困难,手里没多少钱,小病能扛则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医院看病,你如果要价太高,就无法生存。至于我们降价后还能生存的原因,一是改制后加强了药品采购的管理,使药价大幅度下降,降低了成本;二是医院管理加强,不合理开支大幅度下降,如过去每年仅养汽车的费用及修理费就达39万元,而今年不会超过4万元。为了节省不合理开支,医院已经卖了一辆多余的桑塔纳2000,还准备再卖一辆普桑,只是因为没有买主尚未出手。”
对于泗洪县人民医院高院长的话,记者不能不信,也不敢全信,但它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医院肯定是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药价越高越好,但它还要受政府管理特别是市场的制约,不是你想给什么价,老百姓就接受什么价。就像企业的产品销售一样,尽管厂家想销价越高越好,但是他还得考虑市场的承受,不能漫天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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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迁采访中,我们确实听到了一些群众的不同反映,如小病大处方,坑害消费者等,这一点与对医改持批评态度者的观点相同。但一细想,这种现象不是民营医院所特有的,在那些非营利的公立医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一位医药生产企业的经理告诉记者,我们要警惕对民营医院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恰恰是在公立医院,出现了哪个生产厂家提供的药价低,哪个厂家就遭医院淘汰的怪现象,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究其原因是厂家给的回扣低、利润少,所以尽管喊了多年药品招标采购,但最后大都流产了。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今年遭遇的非典疫情,让人们再次认识到了防疫的重要性。宿迁市把医院大都卖了,还能打胜类似非典的防疫战吗?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农村卫生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农村卫生改革中的一个热点,但不管体制怎么变,农村的医疗和防疫保健都要兼顾,不能偏废,更不能“撂荒”。那么,宿迁的防保体系“撂荒”了吗?从记者采访到的情况看,显然是没有,并没有象外界所担忧的那样“一卖了之”、“一推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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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不足300米的大街上就分布了6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
过去,全市普遍存在医防不分、重医轻防的问题,很多基层卫生院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经济效益上,对防保工作并不重视。现在,宿迁市按照“医防分设”的原则,在把卫生院推向市场的同时,加强了防保体系的建设。全市建立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防保网络体系,使农村卫生防疫工作有了一支专职队伍、一块坚实阵地和一项稳定的经费投入。
改革后,乡镇防保人员每人每年财政补助6000元,村级防保员每人每年财政补助1200元。与此同时,全市还加强了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及时部署、大力实施“521工程”,即尽快建成市级五大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救护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和血液采供中心)和市、县、乡、村防保网络,完善两大监督体系(医疗卫生和药品监督体系)和一个保障体系(三年内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令人感奋的是,医院虽然姓“私”了,但大多数民营医院业主及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高尚职业道德没有变。民营化改革后的泗洪县人民医院投资370余万元购买防非设备和药品,同时将其所属的拥有160多名职工、100张病床、日收入2万元以上的泗洪县中医院整体腾空,作为后备非典集中收治医院。“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击非典,义不容辞”,这成了许多民营医院共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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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宿迁市在抗击非典这场硬仗中是交了满意答卷的。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宿迁市的医改是否有必要非得将几乎所有的公办医院卖掉?即使要卖,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管理不到位?
在宿迁市的医改中,拥有174万人口的江苏第一人口大县沭阳可谓是始作俑者。江苏省卫生厅对其卫生事业改革的一份调查报告,集中体现了持批评态度者的种种观点:
一是产权改革不规范,“认钱不认人”,不少竞拍者盲目乐观,哄抬价格,导致实际成交的价格远高于净资产。这样买主在高额债务下,医院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二是用工制度混乱,如滥用亲信,80%以上医院改制后会计换人。
三是职工的利益受到侵害,为了能尽快收回投资,民营医院普遍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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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医药市场混乱,乱办医、办医乱的情况又重新抬头,无证行医现象严重,假劣药品充斥乡村。
五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内部管理松懈,诊疗行为不规范,医疗质量有所下降。
农民在乡镇医院就诊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分清这些问题的出现究竟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操作层面和后续管理一时跟不上?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哪些不是改革带来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如果搞不清,很有可能会葬送改革。
以无证行医为例,不仅主管部门反映强烈,医院改制后新的业主更是反映强烈,但这个问题该算在谁的头上?医疗改革从来没有允许人们无证行医,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是需要加强管理的问题,而不能由此而否定改革。
至于改制后新办医院明显增多,那恰恰是改革的一大成果,因为只要符合市场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进入,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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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滥用亲信为例,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民营医院,也不仅仅是改制后才出现,而是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是医院姓“私”后,一些医院业主在创业的初期为了避免内讧表现得更加充分和直接了当了。但改制后,也有不少民营医院为提高医疗水平,花重金聘请人才,搅活了人才这池水。所以滥用亲信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根据姓“公”还是姓“私”来下结论。
最后再以改制后职工利益受到侵害为例,改制后确有许多职工收入下降,但也有不少技术骨干人员增加了工资,打破了“大锅饭”,收入拉开了档次,这不正是改革所期望的吗?宿迁人民医院一位大夫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大锅饭”体制下,医院半死不活,多年来连职工的养老保险都交不上,又何谈职工的利益,改制后职工的工作量虽然大了,但保险都给交上了,职工的利益是有保障了,而不是下降了。
其实,除了种种水火不容的争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即都对当前农村卫生事业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现状表现出担忧,都认为对农村卫生事业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只不过宿迁所选择的路径是机制创新,另起炉灶,突破了某些上级部门政策的界线,“越轨”了。
江苏省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告诉记者,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尽管卫生事业改革不能照搬企业改制,但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我们对新生事物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就不会有当初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就不会有苏南的乡镇工业,更不会有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
看来对于宿迁的医改,争论还将继续,发展也将继续,既不能盲目推广,也别一棒子打死,允许试验,允许探索,“先干不争论,事实作结论”,这也许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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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江苏频道2004年2月17日:
从2000年初开始,江苏省宿迁市对医疗卫生机构产权制度和公共卫生防保体系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胆“手术”。到目前,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全部实现了产权置换,由公有公营变成了民有民营;7家县级医院中的4家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另外3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宿迁的举措犹如在平静的湖面里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轩然大波……
群众看病是方便了还是更难了?
宿迁市人民医院加盟南京鼓楼医院集团,经常组织鼓楼医院著名专家前来会诊和义诊,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群众,也提升了医院的影响力。
, 百拇医药
王官集卫生院是宿豫县第一家改制的卫生院,图为王官集卫生院的现状。
对于宿迁市“社会办卫生——卫生产业化——产业民营化——民营规范化”的改革思路,批评者认为其实质无非是一个“卖”字,是政府想卸包袱。这些人的担忧不无道理,特别是当前在许多农民“小病靠撑,大病放挺”的情况下,宿迁市的做法更加重了人们的这种担忧:弄不好会使本已线断网破的农村医疗网陷于瘫痪。
然而,宿迁市的决策者却对自己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一位领导向记者坦言,这是“逼上梁山”的选择。宿迁医改之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卫生资源不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截至2000年,全市124家乡镇卫生院总资产为17058.6万元,负债总额831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8%,部分乡镇卫生院已资不低债;有三分之二的乡镇卫生院职工只能发半工资。卫生院的运转一天比一天难,形成了“运转难——服务差——收入少——运转更难”的恶性循环。
面对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沿袭过去的老办法,由政府包管包办。但宿迁由于产业支撑力弱,拥有515万人口的一个地级市年财政收入仅14亿元,政府实际上包不起、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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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也可以像有些地方那样高喊一些诸如“加强卫生事业投入”的口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只能任其慢性萎缩。宿迁市的决策者认为,这样做虽然没有政治风险,但这是一种对事业不负责的态度。于是,他们毅然选择了充满荆棘与坎坷的另一条路——机制创新之路,触及到了产权制度这一敏感神经,引入市场竞争,把卫生事业当作产业来办、项目来抓、企业来管、实体来运作。
卫生院全部转为民有民营后,带来的效果是发展意识、竞争意识迅速增强,业主的投资热情很高。改革后,全市新增卫生事业投入3.3亿元,其中县级以上医院投入2.47亿元,乡级卫生院投入8537万元。与此同时,医疗机构也快速增加,现已拥有各类医疗机构534个,比改革前的2000年增加401个,增长3倍多。
伴随着医疗资源的丰富,老百姓一个明显的感受是看病比过去方便了。沭阳县青伊湖镇五十多岁的农民殷其付说,以前的乡镇卫生院缺医少药,农民无论大病小灾都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医院去看病,不仅费用高,而且时间长,折腾一个来回非要一天不可,而现在看一般的病都可在本镇内解决,确实方便了。群众也普遍反映,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过去好了。许多医院还引入末位淘汰制,干不好就下岗,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敬业精神都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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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宿迁县乡医院服务质量的提高,将过去流到外地的巨大卫生需求留在了本地,其自身也获得了新生。曾陷于困境的沭阳县南关医院,改制后三年投入70多万元,用于人才培养20多万元,使医院进入良性发展,年业务收入由改制前的50多万上升到2002年的220万元,职工平均月收入除去交纳“三项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外达712元。
许多商家、医院、医务工作者正是看好宿迁放开医疗市场后的巨大“蛋糕”,纷纷进军民办医院,于是就有了宿迁“诊所比厕所多,药店比饭店多”的奇特一景。与此同时,卫生主管部门由于医院改制后手中可打的“牌”没有了,明显存在一定的低触情绪,导致管理一时跟不上,于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就出现了。
群众看病的“门槛”是降低了还是抬高了?
如何评价宿迁的医改,有许多标准,而群众看病的“门槛”是降低了还是抬高了,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所以无论是外界还是宿迁市政府都极为看重,都在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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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作人员为患者提供导医服务。
有报道说,“卫生部官方统计资料,2000-2002年,宿迁全市医疗机构收费情况(不含中医机构),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变化是:市级医院从90元涨到113元,县级医院从51元涨到143元,乡镇卫生院从32.4元涨到35.2元;每出院人次费用,市级医院从2793元涨到3277元,县级医院从2766元涨到4243元。
上面的结果,显然违背了改革的初衷。但宿迁市的调查却提供了相反的结论,其提供的资料表明,改革后宿迁市县级和乡级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在改制前分别为75.49元、37.62元,现在已降低到69.78元、26.94元;市县级和乡级医院住院病人平均费用在改制前分别为2150.80元、554.36元,现在已下降到2031.95元、467.84元。
记者不好对上述的调查结果妄下评论,只能讲一些自己在采访中获得的感受。泗洪县人民医院是宿迁市第一家改制的县办医院,原副院长、县政协副主席高开亮以8200万元和1050万元竞买,成了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私营业主。据她介绍,改制后医院的检查费下降了40%,药品下降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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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动机与原因是什么?是主动让利于消费者,还是别有隐情?”记者问。
“说主动让利给消费者,那是唱高调,我们是被逼无奈的选择。现在医疗市场越放越开,仅泗洪县城一下子就冒出来182家小诊所,农民看病选择的余地大了,你不降价就曲高和寡。说实话,现在农民增收很困难,手里没多少钱,小病能扛则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医院看病,你如果要价太高,就无法生存。至于我们降价后还能生存的原因,一是改制后加强了药品采购的管理,使药价大幅度下降,降低了成本;二是医院管理加强,不合理开支大幅度下降,如过去每年仅养汽车的费用及修理费就达39万元,而今年不会超过4万元。为了节省不合理开支,医院已经卖了一辆多余的桑塔纳2000,还准备再卖一辆普桑,只是因为没有买主尚未出手。”
对于泗洪县人民医院高院长的话,记者不能不信,也不敢全信,但它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医院肯定是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药价越高越好,但它还要受政府管理特别是市场的制约,不是你想给什么价,老百姓就接受什么价。就像企业的产品销售一样,尽管厂家想销价越高越好,但是他还得考虑市场的承受,不能漫天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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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迁采访中,我们确实听到了一些群众的不同反映,如小病大处方,坑害消费者等,这一点与对医改持批评态度者的观点相同。但一细想,这种现象不是民营医院所特有的,在那些非营利的公立医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一位医药生产企业的经理告诉记者,我们要警惕对民营医院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恰恰是在公立医院,出现了哪个生产厂家提供的药价低,哪个厂家就遭医院淘汰的怪现象,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究其原因是厂家给的回扣低、利润少,所以尽管喊了多年药品招标采购,但最后大都流产了。
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今年遭遇的非典疫情,让人们再次认识到了防疫的重要性。宿迁市把医院大都卖了,还能打胜类似非典的防疫战吗?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农村卫生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农村卫生改革中的一个热点,但不管体制怎么变,农村的医疗和防疫保健都要兼顾,不能偏废,更不能“撂荒”。那么,宿迁的防保体系“撂荒”了吗?从记者采访到的情况看,显然是没有,并没有象外界所担忧的那样“一卖了之”、“一推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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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不足300米的大街上就分布了6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
过去,全市普遍存在医防不分、重医轻防的问题,很多基层卫生院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经济效益上,对防保工作并不重视。现在,宿迁市按照“医防分设”的原则,在把卫生院推向市场的同时,加强了防保体系的建设。全市建立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防保网络体系,使农村卫生防疫工作有了一支专职队伍、一块坚实阵地和一项稳定的经费投入。
改革后,乡镇防保人员每人每年财政补助6000元,村级防保员每人每年财政补助1200元。与此同时,全市还加强了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及时部署、大力实施“521工程”,即尽快建成市级五大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救护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和血液采供中心)和市、县、乡、村防保网络,完善两大监督体系(医疗卫生和药品监督体系)和一个保障体系(三年内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令人感奋的是,医院虽然姓“私”了,但大多数民营医院业主及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高尚职业道德没有变。民营化改革后的泗洪县人民医院投资370余万元购买防非设备和药品,同时将其所属的拥有160多名职工、100张病床、日收入2万元以上的泗洪县中医院整体腾空,作为后备非典集中收治医院。“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击非典,义不容辞”,这成了许多民营医院共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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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宿迁市在抗击非典这场硬仗中是交了满意答卷的。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宿迁市的医改是否有必要非得将几乎所有的公办医院卖掉?即使要卖,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管理不到位?
在宿迁市的医改中,拥有174万人口的江苏第一人口大县沭阳可谓是始作俑者。江苏省卫生厅对其卫生事业改革的一份调查报告,集中体现了持批评态度者的种种观点:
一是产权改革不规范,“认钱不认人”,不少竞拍者盲目乐观,哄抬价格,导致实际成交的价格远高于净资产。这样买主在高额债务下,医院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二是用工制度混乱,如滥用亲信,80%以上医院改制后会计换人。
三是职工的利益受到侵害,为了能尽快收回投资,民营医院普遍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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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医药市场混乱,乱办医、办医乱的情况又重新抬头,无证行医现象严重,假劣药品充斥乡村。
五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内部管理松懈,诊疗行为不规范,医疗质量有所下降。
农民在乡镇医院就诊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分清这些问题的出现究竟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操作层面和后续管理一时跟不上?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哪些不是改革带来的?因为这两个问题如果搞不清,很有可能会葬送改革。
以无证行医为例,不仅主管部门反映强烈,医院改制后新的业主更是反映强烈,但这个问题该算在谁的头上?医疗改革从来没有允许人们无证行医,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是需要加强管理的问题,而不能由此而否定改革。
至于改制后新办医院明显增多,那恰恰是改革的一大成果,因为只要符合市场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进入,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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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滥用亲信为例,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民营医院,也不仅仅是改制后才出现,而是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是医院姓“私”后,一些医院业主在创业的初期为了避免内讧表现得更加充分和直接了当了。但改制后,也有不少民营医院为提高医疗水平,花重金聘请人才,搅活了人才这池水。所以滥用亲信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根据姓“公”还是姓“私”来下结论。
最后再以改制后职工利益受到侵害为例,改制后确有许多职工收入下降,但也有不少技术骨干人员增加了工资,打破了“大锅饭”,收入拉开了档次,这不正是改革所期望的吗?宿迁人民医院一位大夫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大锅饭”体制下,医院半死不活,多年来连职工的养老保险都交不上,又何谈职工的利益,改制后职工的工作量虽然大了,但保险都给交上了,职工的利益是有保障了,而不是下降了。
其实,除了种种水火不容的争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即都对当前农村卫生事业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现状表现出担忧,都认为对农村卫生事业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只不过宿迁所选择的路径是机制创新,另起炉灶,突破了某些上级部门政策的界线,“越轨”了。
江苏省一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告诉记者,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尽管卫生事业改革不能照搬企业改制,但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我们对新生事物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就不会有当初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就不会有苏南的乡镇工业,更不会有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
看来对于宿迁的医改,争论还将继续,发展也将继续,既不能盲目推广,也别一棒子打死,允许试验,允许探索,“先干不争论,事实作结论”,这也许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