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收费站拦截急救车致人死亡事件再调查
《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
4月5日晚11时26分18秒，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白家窝堡村的马海富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我妈病了。”他告诉接线员，母亲杨桂珍55岁，现在咳嗽、气喘，需要急救车。接线员问有无病史，马海富回答没啥病，只有糖尿病，但现在的病情看起来不像糖尿病。哈尔滨急救中心在出车命令单的“患者病情”一栏填上了“糖尿病”。
3分钟后，急救中心下属的道里急救分中心司机崔喜接到命令，带两名医护人员开车前往白家窝堡村。分中心距离白家窝堡村58公里。时值午夜，路上没有拥堵。
“等车的这段时间里，我能看出我妈挺难受，可是看不出有什么生命危险。一直到夜里12点半，咱家人也没寻思到我妈会死。”6天后，马海富说。
崔喜发动汽车，拉响救护警报，从哈尔滨红十字中心医院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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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没人值班？
从市区到白家窝堡村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先走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然后拐到一条被当地人称为“老道”的普通公路；另一条是完全走“老道”。在过去几年中，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司机不止一次和机场高速专用路的收费人员发生争执，司机认为急救车走任何一条路都不需要交费，但收费站却不这么认为。
崔喜选择了机场高速专用路，“这样可以尽快赶到患者家里。”
晚上11时42分，急救车沿机场高速路到达八里堡收费站。从这个收费站出去，再沿“老道”行驶，是最快的路线。但是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八里堡收费站的栏杆被放了下来，出口被一道伸缩门锁住，旁边的收费处无人值班。崔喜连摁了很多声喇叭，也没人出来。他说，这段时间至少有一两分钟，他因此失去了耐心，转而沿高速路前进，去下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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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管理高速路的哈尔滨工大集团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哲民解释，当晚八里堡收费站无人值班，是因为当时机场降落的航班较少，这一出口的车流量随之减少，所以安排收费员当晚10时下班，收费站就交给经警代管。
鞠成豪是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当晚的当班班长。他认为，“哪怕他(崔喜)稍微再等一会，肯定有人出来。”但是，机场专用路公司事后承认，当时的值班人员对等候车辆的疏忽是一个本可避免的错误。
崔喜经常在这条路线上行驶，当他确信这个路口无法通行时，决定采取新的方案，驶向机场站出口，也就是整个机场路的终点站，在那里调头，返回温家窖收费站附近，再经由横向的高架桥，进入“老道”。这是货真价实的“绕圈儿”，因为整个路线大致呈圆形。
据收费站的录像资料显示，急救车在八里堡收费站前停留的时间是30秒，而非“一两分钟”。
从出车到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14分钟。在大约30公里外的白家窝堡村，杨桂珍仅仅是咳嗽得厉害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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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的漫长争执
晚上11时52分，急救车达到机场收费站，早已注定要出现的麻烦出现了。“对120急救车的收费我们已经执行一段时间了。”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伊莉事后说，“我们基本上是看车内的情况，有病人的就不收费，没有病人的就收费。”
收费员刘杨要求崔喜缴纳30元的过路费。
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依据的是黑龙江省物价局、交通厅下发的《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机动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文件规定，凡通过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的各种机动车辆，除军车(含武警)和执行紧急任务、设有固定装置、持有追捕证的公安部门警车外，一律按规定缴纳车辆通行费。也就是说，120急救车并不在免缴通行费之列。
后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黑龙江省物价局经营收费管理处处长孙力也表示对这一文件感到疑惑，“在每一个文件上急救车都应该是免费的，怎么这个文件就没有了？这事我确实感到非常非常惊讶，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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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一样，崔喜拒绝缴费。他向刘杨出示了120急救中心出车命令单，以证明自己确实是在执行救护任务，同时拿出了急救中心为每个司机都准备好的一份文件：黑龙江省物价局、交通厅、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对“120”急救车辆免征车辆通行费的通知》(下称“《通知》”)。这份文件与高速公路公司依循的《办法》不同，规定对正在执行紧急任务并设有固定装置的120急救车，一律免征车辆通行费。
与往常一样，刘杨表示不能按照这个文件执行，只能听公司的，“文件我不看”。
这时在白家窝堡村，杨桂珍病情开始加重。午夜0时05分，她的亲家李秀琴来看她，看到她剧烈咳嗽，呼吸困难。
崔喜与刘杨争执不下，火了，说：“我今天非把这个缴不缴费的事儿弄清楚不可!”
他们在机场收费站争吵了20分钟左右。在其背后，是急救中心与高速公路公司之间长达4年的交费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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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僵局
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是由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投资10.8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哈尔滨工大集团有30年项目经营权，其下属的高速公路公司负责具体经营。
如果所依据《办法》本身没有问题，那么收费员刘杨的做法似乎无可指责。但是，它的效力不仅已被后来下发的《通知》否定，而且与交通部关于车辆收费的规定相违背。
“哈尔滨急救中心的急救车辆每个月大约会在机场高速公路穿行10次。”急救中心车管科韩文茂说。
在这10次当中，有时急救中心的司机能够不缴费，有时不得不缴。出现后一种情况时，病人家属会为此付账。不过，也有家属事前答应了付账但事后又反悔———这一点使得急救中心更不愿意缴费。
在午夜0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不恰当的收费办法被最坚定地执行了，而不愿缴费的决心也空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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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喜要求与“带班领导”对话。刘杨找到了带班班长鞠成豪，让他出来处理。鞠成豪出来时，看到崔喜非常激动。
“这个是政府发的文件，你们怎么不执行？”崔喜质问。
“对，不执行。”鞠成豪说。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伊莉事后为刘杨解释：“我们这些年发现一些救护车经常挪作他用，一线的收费人员无法判别这个救护车是干什么用的。”
同样的怀疑一直广泛地存在着。黑龙江省交通厅有关人士表示，制定不包含急救车的免缴费规定，是参考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做法。
在收费站，双方已经争执了大约20分钟。在白家窝堡村，马海富一次次地走到村口看，心想，怎么听不着急救车的笛声呢？
最后，鞠成豪稍微退了一步，要求崔喜先交了过路费，以后再商量30元钱是否退回。崔喜因此也退了一步，同意先缴费，但他又放弃了刚才制定的圆圈路线方案，要折回八里堡收费站，因为“从那里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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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鞠成豪告诉崔喜那里有人值班；二、折回去必须逆行；三、双方在这里是不欢而散，而非心平气和地告别。
急救人员只带了35元
“这回你只缴30块钱还不行了呢!你逆行，必须缴10倍的罚款!”7天后，韩文茂———急救中心“4·5事件处理小组新闻发言人”———模拟八里堡收费站收费人员的口气说。
被模拟者是八里堡收费站的巡路员马佳鹏。他接到鞠成豪的电话，奉命驾驶巡道车赶往八里堡收费站，与崔喜展开了最后一轮、最终导致杨桂珍死亡的较量。无论鞠成豪打电话的目的是出于对崔喜强硬态度的报复，还是出于执行公司规定的决心，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提到了急救车逆行的问题。
“在机场收费站，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的司机、医生、护士，逆行要罚款。”韩文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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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车重回八里堡收费站，焦急的马海富终于联系上了崔喜，得知缴费纠纷后说：“赶快缴吧!”崔喜说：“你报销啊？”马海富说：“我报!”
崔喜拿出30元钱，对特意赶到这里的马佳鹏说：“缴钱，赶快。”
“这个司机情绪比较激动。”马佳鹏事后回忆说。可是，激动的不只是崔喜一人，甚至也不只是这个收费站前的双方。这时，机场收费站那里已经派出了一辆面包车，要来“缉拿”逆行的急救车。
在一种双方都冲动起来的情绪中，杨桂珍被遗忘了。此刻她正半躺在儿媳妇的怀里，大口地吞咽空气，脸孔涨得通红。
马佳鹏要求崔喜缴纳10倍的罚款，崔喜再次急了，要以最低还价对抗最高要价，声言“连过路费也不能缴”。这句话刺激了马佳鹏收缴罚款的决心，更加强硬地要求崔喜屈服。争执不下，崔喜干脆不谈了，摇上了车窗，关上了车门。马佳鹏同样“傲慢”地回到了巡道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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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喜还是和120指挥中心的车务科长陈东升取得了联系。陈东升说，先把钱交了，抢救病人要紧。
哈尔滨120急救中心事后对新闻界说，由于是半夜出车，又换工作服，车上的司机、医生、护士3人加在一起只带了35元钱。
记者问急救中心一位姓戴的党办主任，即使是只准备过路费，往返也要带上60元钱，为什么他们只带了35元呢？戴主任说，“急救人员认为过高速公路是不需要缴费的，不需要带钱。”
这时，收费站派来的面包车赶了过来，堵住了急救车后退的道路，表示不缴纳罚款绝对不放行。
又1个小时过去了。杨桂珍的生命之门也就此关闭。
“钱是次要的”
马海富再次联络崔喜，得知急救车已无法抵达自己的家。他到邻村找了一辆小面包车，委托两个朋友去八里堡收费站接来了医生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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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中心医生王浩是在凌晨1时被接到杨桂珍家的。而急救车经过“省长热线”工作人员的干预，缴了30元过路费后被放行，直到1时半左右才到达白家窝堡村。这时，距发车已经过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抢救进行了15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事件经过《法制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急救中心和高速公路公司采取了迥然相反的态度。最初，急救中心热情地向各媒体说明情况，高速公路公司则拒绝采访。在舆论压力加大之后，高速公路公司转而积极回应，急救中心则明显露出提防之心。
他们都做了一些“亡羊补牢”的行动。高速公路公司向死者家属道歉，并处理了三位“忠于职守”的员工，撤掉了鞠成豪的班长职务，让马佳鹏和刘杨下岗培训。公司表示，不再向120急救车收费，遇到紧急情况，收费员有权灵活处理。急救中心则出台了“7项措施”，主要包括，如果被要求收费，司机必须先缴费；严格管理急救车的使用，以免紧急出车也被怀疑为私事出车。另外，高速公路公司向急救中心返还了崔喜在那天缴付的过路费。
在描述整桩事件中，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高速公路公司和急救中心双方都有分歧。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惟一的一致：30块钱是次要的。, 百拇医药
4月5日晚11时26分18秒，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白家窝堡村的马海富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我妈病了。”他告诉接线员，母亲杨桂珍55岁，现在咳嗽、气喘，需要急救车。接线员问有无病史，马海富回答没啥病，只有糖尿病，但现在的病情看起来不像糖尿病。哈尔滨急救中心在出车命令单的“患者病情”一栏填上了“糖尿病”。
3分钟后，急救中心下属的道里急救分中心司机崔喜接到命令，带两名医护人员开车前往白家窝堡村。分中心距离白家窝堡村58公里。时值午夜，路上没有拥堵。
“等车的这段时间里，我能看出我妈挺难受，可是看不出有什么生命危险。一直到夜里12点半，咱家人也没寻思到我妈会死。”6天后，马海富说。
崔喜发动汽车，拉响救护警报，从哈尔滨红十字中心医院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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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没人值班？
从市区到白家窝堡村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先走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然后拐到一条被当地人称为“老道”的普通公路；另一条是完全走“老道”。在过去几年中，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司机不止一次和机场高速专用路的收费人员发生争执，司机认为急救车走任何一条路都不需要交费，但收费站却不这么认为。
崔喜选择了机场高速专用路，“这样可以尽快赶到患者家里。”
晚上11时42分，急救车沿机场高速路到达八里堡收费站。从这个收费站出去，再沿“老道”行驶，是最快的路线。但是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八里堡收费站的栏杆被放了下来，出口被一道伸缩门锁住，旁边的收费处无人值班。崔喜连摁了很多声喇叭，也没人出来。他说，这段时间至少有一两分钟，他因此失去了耐心，转而沿高速路前进，去下一个出口。
, 百拇医药
负责管理高速路的哈尔滨工大集团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哲民解释，当晚八里堡收费站无人值班，是因为当时机场降落的航班较少，这一出口的车流量随之减少，所以安排收费员当晚10时下班，收费站就交给经警代管。
鞠成豪是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当晚的当班班长。他认为，“哪怕他(崔喜)稍微再等一会，肯定有人出来。”但是，机场专用路公司事后承认，当时的值班人员对等候车辆的疏忽是一个本可避免的错误。
崔喜经常在这条路线上行驶，当他确信这个路口无法通行时，决定采取新的方案，驶向机场站出口，也就是整个机场路的终点站，在那里调头，返回温家窖收费站附近，再经由横向的高架桥，进入“老道”。这是货真价实的“绕圈儿”，因为整个路线大致呈圆形。
据收费站的录像资料显示，急救车在八里堡收费站前停留的时间是30秒，而非“一两分钟”。
从出车到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14分钟。在大约30公里外的白家窝堡村，杨桂珍仅仅是咳嗽得厉害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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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的漫长争执
晚上11时52分，急救车达到机场收费站，早已注定要出现的麻烦出现了。“对120急救车的收费我们已经执行一段时间了。”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伊莉事后说，“我们基本上是看车内的情况，有病人的就不收费，没有病人的就收费。”
收费员刘杨要求崔喜缴纳30元的过路费。
机场专用路有限公司依据的是黑龙江省物价局、交通厅下发的《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机动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文件规定，凡通过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的各种机动车辆，除军车(含武警)和执行紧急任务、设有固定装置、持有追捕证的公安部门警车外，一律按规定缴纳车辆通行费。也就是说，120急救车并不在免缴通行费之列。
后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黑龙江省物价局经营收费管理处处长孙力也表示对这一文件感到疑惑，“在每一个文件上急救车都应该是免费的，怎么这个文件就没有了？这事我确实感到非常非常惊讶，这怎么回事呢？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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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一样，崔喜拒绝缴费。他向刘杨出示了120急救中心出车命令单，以证明自己确实是在执行救护任务，同时拿出了急救中心为每个司机都准备好的一份文件：黑龙江省物价局、交通厅、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对“120”急救车辆免征车辆通行费的通知》(下称“《通知》”)。这份文件与高速公路公司依循的《办法》不同，规定对正在执行紧急任务并设有固定装置的120急救车，一律免征车辆通行费。
与往常一样，刘杨表示不能按照这个文件执行，只能听公司的，“文件我不看”。
这时在白家窝堡村，杨桂珍病情开始加重。午夜0时05分，她的亲家李秀琴来看她，看到她剧烈咳嗽，呼吸困难。
崔喜与刘杨争执不下，火了，说：“我今天非把这个缴不缴费的事儿弄清楚不可!”
他们在机场收费站争吵了20分钟左右。在其背后，是急救中心与高速公路公司之间长达4年的交费拉锯战。
,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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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是由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投资10.8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哈尔滨工大集团有30年项目经营权，其下属的高速公路公司负责具体经营。
如果所依据《办法》本身没有问题，那么收费员刘杨的做法似乎无可指责。但是，它的效力不仅已被后来下发的《通知》否定，而且与交通部关于车辆收费的规定相违背。
“哈尔滨急救中心的急救车辆每个月大约会在机场高速公路穿行10次。”急救中心车管科韩文茂说。
在这10次当中，有时急救中心的司机能够不缴费，有时不得不缴。出现后一种情况时，病人家属会为此付账。不过，也有家属事前答应了付账但事后又反悔———这一点使得急救中心更不愿意缴费。
在午夜0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不恰当的收费办法被最坚定地执行了，而不愿缴费的决心也空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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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喜要求与“带班领导”对话。刘杨找到了带班班长鞠成豪，让他出来处理。鞠成豪出来时，看到崔喜非常激动。
“这个是政府发的文件，你们怎么不执行？”崔喜质问。
“对，不执行。”鞠成豪说。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伊莉事后为刘杨解释：“我们这些年发现一些救护车经常挪作他用，一线的收费人员无法判别这个救护车是干什么用的。”
同样的怀疑一直广泛地存在着。黑龙江省交通厅有关人士表示，制定不包含急救车的免缴费规定，是参考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做法。
在收费站，双方已经争执了大约20分钟。在白家窝堡村，马海富一次次地走到村口看，心想，怎么听不着急救车的笛声呢？
最后，鞠成豪稍微退了一步，要求崔喜先交了过路费，以后再商量30元钱是否退回。崔喜因此也退了一步，同意先缴费，但他又放弃了刚才制定的圆圈路线方案，要折回八里堡收费站，因为“从那里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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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鞠成豪告诉崔喜那里有人值班；二、折回去必须逆行；三、双方在这里是不欢而散，而非心平气和地告别。
急救人员只带了35元
“这回你只缴30块钱还不行了呢!你逆行，必须缴10倍的罚款!”7天后，韩文茂———急救中心“4·5事件处理小组新闻发言人”———模拟八里堡收费站收费人员的口气说。
被模拟者是八里堡收费站的巡路员马佳鹏。他接到鞠成豪的电话，奉命驾驶巡道车赶往八里堡收费站，与崔喜展开了最后一轮、最终导致杨桂珍死亡的较量。无论鞠成豪打电话的目的是出于对崔喜强硬态度的报复，还是出于执行公司规定的决心，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提到了急救车逆行的问题。
“在机场收费站，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的司机、医生、护士，逆行要罚款。”韩文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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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车重回八里堡收费站，焦急的马海富终于联系上了崔喜，得知缴费纠纷后说：“赶快缴吧!”崔喜说：“你报销啊？”马海富说：“我报!”
崔喜拿出30元钱，对特意赶到这里的马佳鹏说：“缴钱，赶快。”
“这个司机情绪比较激动。”马佳鹏事后回忆说。可是，激动的不只是崔喜一人，甚至也不只是这个收费站前的双方。这时，机场收费站那里已经派出了一辆面包车，要来“缉拿”逆行的急救车。
在一种双方都冲动起来的情绪中，杨桂珍被遗忘了。此刻她正半躺在儿媳妇的怀里，大口地吞咽空气，脸孔涨得通红。
马佳鹏要求崔喜缴纳10倍的罚款，崔喜再次急了，要以最低还价对抗最高要价，声言“连过路费也不能缴”。这句话刺激了马佳鹏收缴罚款的决心，更加强硬地要求崔喜屈服。争执不下，崔喜干脆不谈了，摇上了车窗，关上了车门。马佳鹏同样“傲慢”地回到了巡道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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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喜还是和120指挥中心的车务科长陈东升取得了联系。陈东升说，先把钱交了，抢救病人要紧。
哈尔滨120急救中心事后对新闻界说，由于是半夜出车，又换工作服，车上的司机、医生、护士3人加在一起只带了35元钱。
记者问急救中心一位姓戴的党办主任，即使是只准备过路费，往返也要带上60元钱，为什么他们只带了35元呢？戴主任说，“急救人员认为过高速公路是不需要缴费的，不需要带钱。”
这时，收费站派来的面包车赶了过来，堵住了急救车后退的道路，表示不缴纳罚款绝对不放行。
又1个小时过去了。杨桂珍的生命之门也就此关闭。
“钱是次要的”
马海富再次联络崔喜，得知急救车已无法抵达自己的家。他到邻村找了一辆小面包车，委托两个朋友去八里堡收费站接来了医生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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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中心医生王浩是在凌晨1时被接到杨桂珍家的。而急救车经过“省长热线”工作人员的干预，缴了30元过路费后被放行，直到1时半左右才到达白家窝堡村。这时，距发车已经过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抢救进行了15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事件经过《法制日报》等媒体报道后，急救中心和高速公路公司采取了迥然相反的态度。最初，急救中心热情地向各媒体说明情况，高速公路公司则拒绝采访。在舆论压力加大之后，高速公路公司转而积极回应，急救中心则明显露出提防之心。
他们都做了一些“亡羊补牢”的行动。高速公路公司向死者家属道歉，并处理了三位“忠于职守”的员工，撤掉了鞠成豪的班长职务，让马佳鹏和刘杨下岗培训。公司表示，不再向120急救车收费，遇到紧急情况，收费员有权灵活处理。急救中心则出台了“7项措施”，主要包括，如果被要求收费，司机必须先缴费；严格管理急救车的使用，以免紧急出车也被怀疑为私事出车。另外，高速公路公司向急救中心返还了崔喜在那天缴付的过路费。
在描述整桩事件中，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高速公路公司和急救中心双方都有分歧。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惟一的一致：30块钱是次要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