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戴着镣铐跳舞的上海“白衣天使”
新华网上海频道2004年4月22日讯:在中国,很少有哪个职业像医护人员这样被赋予如此高的道德定位,也很少有哪个职业像医护人员这样承受如此多的道德抨击。在历史的美化与现实的丑化中间,他们成了戴着镣铐跳舞的“白衣天使”。
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换一个角度即站在医护人员的角度,记者看到了他们的苦楚和无奈。
医生为什么笑不出来
影星潘虹主演过两个医生角色,在她还年轻的时候,拍过一部《人到中年》,很多年后,她又在一部电视公益片中演过一位因为抗击非典不能回家的医生。两个片子里,擅演悲剧的潘虹基本上没有什么笑容,深深地打动了很多人。
但是“笑容缺乏”正成为医护人员被投诉的一个重点内容;各大医院的医德医风教育的一项重点内容,也就是要改变对病人生硬、冷漠的态度。
“医疗服务态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改变,医护人员的冷漠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位大医院的负责人坦言。他说,十几年前病人反感的医生口头禅“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现在还挂在一些医生的嘴上。
“我想整天脸上都有笑容啊,我是学医的,当然知道保持笑容对健康有好处。但是我怎么笑得出来?累都累死了。”上海市一家三甲医院的门诊医生叹道。他告诉记者:最多的一天他曾经看了150个病人。一个医生每天看病时间为8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要看150个病人,医生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平均每个病人3.6分钟。
在上海有名的华山、瑞金、长征等医院,一入门诊大厅,闹哄哄地像进了集市,人头攒动;在门诊病房,排队等候的病人焦躁不安。而医生似乎成了流水线上的一环,病人坐下,聊几句,检查一下,开个方子,走人,下一个病人进来……
“病人对医院抱怨最大的也是排队时间长,如果一个病人排了3、4小时的队,换来的却是3、4分钟的看病时间,病人怎么会没有意见?而医生一直处于一个忙碌、嘈杂的工作氛围之中,面对的又是充满怨言的病人,想要有好心情也很难。”正在医院实习的复旦医学院学生秦晓健说。
拍摄于1982年的《人到中年》,让人们看到了眼科大夫陆文婷在超负荷的工作下心力交瘁、让人扼腕痛惜的故事。22年过去了,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的现象仍在继续。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现在医护人员都是每周6天工作,即使休息,一有急救手术,深夜也得赶来。
医生天天为别人的健康而忙碌,但他们自己的身体却在年复一年的超负荷工作中迅速垮下去。一位医院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悲怆地说:“凭什么医生要比别人少活那么多年?”
医生为什么配上保镖
比超负荷工作更让医护人员心力交瘁的是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上海一位大医院的医生捋起袖子,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说:“我真想脱了白大褂,到医院外面去跟他们对打!”
这当然是气话。在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吵闹、推搡甚至殴打之下,医护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实在不行,只能脱身“逃走”。医患纠纷中能够全身而退,还算幸运,全国各地都不乏医护人员被殴打致伤的实例,在成都,甚至出现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保证医生安全而不得不出钱为“敏感医生”聘请保镖的现象。
在瑞金医院采访时,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医生半夜在抢救一位老年患者时,被患者醉酒的儿子一拳打烂眼镜,一片玻璃插在眉骨上方,由于病人情况危急,这位医生只得拔掉玻璃片,用手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继续抢救。
如今医患纠纷呈现出增长速度快、处理难度大、赔偿金额高、社会波及面广、负面影响大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记者采访过的所有医院领导与医护人员,都没有讳言医患纠纷中医院一方的责任: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差,违反医疗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对手术患者术前谈话交待不详细,个别护理人员对少数危重病人或特殊体质病人潜在危险认识不到、服务不周,个别医护人员处理病人不认真,造成误诊、漏诊……
但是医院同时也表示,患者一方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患者的无理取闹,媒体对一些医疗事故个案的渲染,也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
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在目前医疗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处理医疗纠纷,一方面要整顿医德医风,一方面患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都要大力宣传科学,“比如说手术中的并发症,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不存在,也许十年前的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是10%,现在是1%,以后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但这个‘1’却始终去不掉……医生谁不想把病人救活?但科学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瑞金医院副院长俞卓伟说:“医生是一个高科技、高风险、高个体化差异的职业,医生跟患者一样,都需要法律维护。”
医疗纠纷让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如履薄冰,“中庸治疗”越来越风行,一位医生坦言:“如果我们做手术时发现病人身上有一个很小的癌肿,按医疗事故鉴定有关规定,这种大小的癌肿可以被忽视。如果要摘除它,可能出现意外,导致医疗纠纷,如果不摘除,病人以后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医生怎么选择?很多时候,医生选择不摘除。”
医学生毕业时,得到最多的忠告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而“我不违法”也取代了“我要把病人治好”,成了医生看病时的第一出发点。
“白衣天使”为什么被叫作“白狼”
“白衣天使”这个蕴含了极高道德评价的称呼,如今在社会舆论中日渐蒙尘,甚至被演绎成“披着白大褂的狼”,简称“白狼”。
医护人员这两个字愤懑而又无奈。“由于群众的误解,医院把很多问题承担了下来。”正在华东医院实习的医学生徐丽惠说,她以药价虚高为例:目前有规定,医院的药价不能高于15%,所以,如果有药价虚高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应该出在药商而不是医院,而药商的药价应该都是由质检部门规定的,那么虚高的药价是怎么来的?
“红包”是医生遭受诟病最多的“罪证”,上海各医院都陆续推出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除了极少数手术前索要“红包”的医生让“白衣天使”这一称号蒙羞外,更多的医生却不得不被动承担社会诚信体系匮乏的结果。民航上海医院副院长李如辉叹息说:“现在有一个可悲的现象,医生不收红包,患者还担心。”在瑞金医院记者也看到这样的公告:“请您尊重医务人员的人格,同时也尊重自己,不要向医务人员送礼金、礼品。”
一位医院领导坦言:现在公立医院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被定性为“公益性”,但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投入太少,基本上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再加上社会保障不完善,很多需要民政或者民间慈善机构解决的问题,却都要由医院来承担……
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严肃忧心忡忡地说,由于医护人员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不少医学毕业生不想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了,“实在可惜。”
“我们希望全社会能够公正地看待、评价医生这个职业。”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去年抗击非典时,作为军医院的长征医院选派医护人员北上小汤山,“报名的人很多,并不需要什么政治动员,这是我们职责所在,尽管一些医生出发前还写下了遗书……”
他说,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希望在抗击非典这种危难时刻被看作“白衣天使”而平时被叫作“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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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什么笑不出来
影星潘虹主演过两个医生角色,在她还年轻的时候,拍过一部《人到中年》,很多年后,她又在一部电视公益片中演过一位因为抗击非典不能回家的医生。两个片子里,擅演悲剧的潘虹基本上没有什么笑容,深深地打动了很多人。
但是“笑容缺乏”正成为医护人员被投诉的一个重点内容;各大医院的医德医风教育的一项重点内容,也就是要改变对病人生硬、冷漠的态度。
“医疗服务态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改变,医护人员的冷漠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位大医院的负责人坦言。他说,十几年前病人反感的医生口头禅“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现在还挂在一些医生的嘴上。
“我想整天脸上都有笑容啊,我是学医的,当然知道保持笑容对健康有好处。但是我怎么笑得出来?累都累死了。”上海市一家三甲医院的门诊医生叹道。他告诉记者:最多的一天他曾经看了150个病人。一个医生每天看病时间为8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要看150个病人,医生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平均每个病人3.6分钟。
在上海有名的华山、瑞金、长征等医院,一入门诊大厅,闹哄哄地像进了集市,人头攒动;在门诊病房,排队等候的病人焦躁不安。而医生似乎成了流水线上的一环,病人坐下,聊几句,检查一下,开个方子,走人,下一个病人进来……
“病人对医院抱怨最大的也是排队时间长,如果一个病人排了3、4小时的队,换来的却是3、4分钟的看病时间,病人怎么会没有意见?而医生一直处于一个忙碌、嘈杂的工作氛围之中,面对的又是充满怨言的病人,想要有好心情也很难。”正在医院实习的复旦医学院学生秦晓健说。
拍摄于1982年的《人到中年》,让人们看到了眼科大夫陆文婷在超负荷的工作下心力交瘁、让人扼腕痛惜的故事。22年过去了,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的现象仍在继续。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现在医护人员都是每周6天工作,即使休息,一有急救手术,深夜也得赶来。
医生天天为别人的健康而忙碌,但他们自己的身体却在年复一年的超负荷工作中迅速垮下去。一位医院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悲怆地说:“凭什么医生要比别人少活那么多年?”
医生为什么配上保镖
比超负荷工作更让医护人员心力交瘁的是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上海一位大医院的医生捋起袖子,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说:“我真想脱了白大褂,到医院外面去跟他们对打!”
这当然是气话。在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吵闹、推搡甚至殴打之下,医护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实在不行,只能脱身“逃走”。医患纠纷中能够全身而退,还算幸运,全国各地都不乏医护人员被殴打致伤的实例,在成都,甚至出现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保证医生安全而不得不出钱为“敏感医生”聘请保镖的现象。
在瑞金医院采访时,记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医生半夜在抢救一位老年患者时,被患者醉酒的儿子一拳打烂眼镜,一片玻璃插在眉骨上方,由于病人情况危急,这位医生只得拔掉玻璃片,用手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继续抢救。
如今医患纠纷呈现出增长速度快、处理难度大、赔偿金额高、社会波及面广、负面影响大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记者采访过的所有医院领导与医护人员,都没有讳言医患纠纷中医院一方的责任: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差,违反医疗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对手术患者术前谈话交待不详细,个别护理人员对少数危重病人或特殊体质病人潜在危险认识不到、服务不周,个别医护人员处理病人不认真,造成误诊、漏诊……
但是医院同时也表示,患者一方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患者的无理取闹,媒体对一些医疗事故个案的渲染,也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
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在目前医疗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处理医疗纠纷,一方面要整顿医德医风,一方面患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全社会都要大力宣传科学,“比如说手术中的并发症,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不存在,也许十年前的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是10%,现在是1%,以后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但这个‘1’却始终去不掉……医生谁不想把病人救活?但科学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瑞金医院副院长俞卓伟说:“医生是一个高科技、高风险、高个体化差异的职业,医生跟患者一样,都需要法律维护。”
医疗纠纷让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如履薄冰,“中庸治疗”越来越风行,一位医生坦言:“如果我们做手术时发现病人身上有一个很小的癌肿,按医疗事故鉴定有关规定,这种大小的癌肿可以被忽视。如果要摘除它,可能出现意外,导致医疗纠纷,如果不摘除,病人以后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医生怎么选择?很多时候,医生选择不摘除。”
医学生毕业时,得到最多的忠告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而“我不违法”也取代了“我要把病人治好”,成了医生看病时的第一出发点。
“白衣天使”为什么被叫作“白狼”
“白衣天使”这个蕴含了极高道德评价的称呼,如今在社会舆论中日渐蒙尘,甚至被演绎成“披着白大褂的狼”,简称“白狼”。
医护人员这两个字愤懑而又无奈。“由于群众的误解,医院把很多问题承担了下来。”正在华东医院实习的医学生徐丽惠说,她以药价虚高为例:目前有规定,医院的药价不能高于15%,所以,如果有药价虚高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应该出在药商而不是医院,而药商的药价应该都是由质检部门规定的,那么虚高的药价是怎么来的?
“红包”是医生遭受诟病最多的“罪证”,上海各医院都陆续推出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除了极少数手术前索要“红包”的医生让“白衣天使”这一称号蒙羞外,更多的医生却不得不被动承担社会诚信体系匮乏的结果。民航上海医院副院长李如辉叹息说:“现在有一个可悲的现象,医生不收红包,患者还担心。”在瑞金医院记者也看到这样的公告:“请您尊重医务人员的人格,同时也尊重自己,不要向医务人员送礼金、礼品。”
一位医院领导坦言:现在公立医院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被定性为“公益性”,但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投入太少,基本上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再加上社会保障不完善,很多需要民政或者民间慈善机构解决的问题,却都要由医院来承担……
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严肃忧心忡忡地说,由于医护人员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不少医学毕业生不想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了,“实在可惜。”
“我们希望全社会能够公正地看待、评价医生这个职业。”长征医院副院长缪晓辉说,去年抗击非典时,作为军医院的长征医院选派医护人员北上小汤山,“报名的人很多,并不需要什么政治动员,这是我们职责所在,尽管一些医生出发前还写下了遗书……”
他说,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希望在抗击非典这种危难时刻被看作“白衣天使”而平时被叫作“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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