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的反思———关于我国经济与“非典”
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非典”已成为过去。然而,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又实在太多。对于“非典”,我们不仅需要防止死灰复燃,还应当进一步的反思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存在的问题。以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我国医疗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公共卫生领域欠帐太多,而且长期得不到调整,隐患逐渐积累。这不能不说是导致“非典”的深层次的经济因素。
首先,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外来打工的农村民工不断增多且竞争不断加剧,但由于缺乏工会组织应有的制衡作用,致使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更是每况愈下。
其次,长期以来我们始终不肯放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小城镇战略”,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种自发和无序的状态,延误了城市化进程。实践证明,广大离乡农民并没有象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留在“小城镇”,而是纷纷流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导致这些城市规模过大,劳动力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社会负担相应增大。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引导和服务,流入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农民,既没有经过正规的业务培训,又没有正规的 2湖北省税务学校 就业渠道,因此只能分散地从事一些非正规的服务性行业,群居于生活条件恶劣的区域,把农村的生活习惯原封不动的带到城里来,形成一片片“城市中的农村”,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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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随着我国开放度不断加大,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闭变为开放,从静态变为动态,从高稳定性变为高流动性。国内外商贸往来,旅游观光,学术交流,留学探亲等人员交往日益频繁,人员流动性迅速增强,流动速度大幅提高,接触面越来越广。并且,一些不文明、不卫生的现象也随之泛滥开来。所有这些,都为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爆发流行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然而,尽管我国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各级政府却依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盖更多的工厂,如何更多地增加出口;如何更多地吸引外资以及如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从而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忽略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制度建设,依靠体制改革,依靠增加政府投入和完善市场机制。可现实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无论是制度建设,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的资金投入都严重滞后。
一方面,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将“综合平衡”的基本理念也随之放弃,因而导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产业严重滞后于其它产业的发展,并且长期得不到调整,从而使危机隐患逐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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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市场作用的角度来看,我国虽已转向市场经济,但医疗卫生领域仍然处在政府部门的高度垄断之下。和过去的教育领域一样,各级政府自己拿不出资金来增加投入,又不让民间资本和国外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有人说,“非典”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事实是市场机制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一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既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落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据我国卫生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尚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必要的医疗服务,有3000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199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左右。根据世界银行估算,我国各类与健康相关的服务设施覆盖率仅为21%,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0%。在世界卫生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评比排序中,目前我国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居第144位,其中“用于卫生体系的财务负担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指标一项,我国名列第18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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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严重滞后于其它行业的发展,还可以从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方面得以证明。我国医护人 员的薪金福利待遇与国外同行相比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实在相差甚远。在国外,医疗人员的工资待遇往往居各行各业之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比起学习其它专业所付出的劳动要多得多,准入成本要高得多;二是医疗卫生属于高风险行业;三是医疗卫生又属于高知识行业,人才素质要求比较高。
除上述因素以外,我国民众大多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道德意识和基本常识,政府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知识普及以及监督工作也都十分薄弱。于是,各种公共卫生隐患不断日积月累,风险逐步聚集,危机早已潜伏于快速发展的经济之中。
“非典”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重新检讨和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1)进一步做好防止“非典”的各项工作,防止死灰复燃。(2)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3)加大对我国卫生事业的投入,保证社会各部门的均衡发展,消除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4)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和稳定减税措施。即继续增加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对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适当延长已出台的有关税费减免时间,要着眼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形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5)尽快建立健全社会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作者单位:1430030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编辑 清泉), http://www.100md.com(秦立轩)
首先,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外来打工的农村民工不断增多且竞争不断加剧,但由于缺乏工会组织应有的制衡作用,致使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更是每况愈下。
其次,长期以来我们始终不肯放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小城镇战略”,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种自发和无序的状态,延误了城市化进程。实践证明,广大离乡农民并没有象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留在“小城镇”,而是纷纷流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导致这些城市规模过大,劳动力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社会负担相应增大。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引导和服务,流入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农民,既没有经过正规的业务培训,又没有正规的 2湖北省税务学校 就业渠道,因此只能分散地从事一些非正规的服务性行业,群居于生活条件恶劣的区域,把农村的生活习惯原封不动的带到城里来,形成一片片“城市中的农村”,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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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随着我国开放度不断加大,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闭变为开放,从静态变为动态,从高稳定性变为高流动性。国内外商贸往来,旅游观光,学术交流,留学探亲等人员交往日益频繁,人员流动性迅速增强,流动速度大幅提高,接触面越来越广。并且,一些不文明、不卫生的现象也随之泛滥开来。所有这些,都为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爆发流行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然而,尽管我国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各级政府却依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盖更多的工厂,如何更多地增加出口;如何更多地吸引外资以及如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从而忽略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忽略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制度建设,依靠体制改革,依靠增加政府投入和完善市场机制。可现实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无论是制度建设,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的资金投入都严重滞后。
一方面,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将“综合平衡”的基本理念也随之放弃,因而导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产业严重滞后于其它产业的发展,并且长期得不到调整,从而使危机隐患逐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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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市场作用的角度来看,我国虽已转向市场经济,但医疗卫生领域仍然处在政府部门的高度垄断之下。和过去的教育领域一样,各级政府自己拿不出资金来增加投入,又不让民间资本和国外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有人说,“非典”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事实是市场机制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一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既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落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据我国卫生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尚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必要的医疗服务,有3000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199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左右。根据世界银行估算,我国各类与健康相关的服务设施覆盖率仅为21%,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0%。在世界卫生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评比排序中,目前我国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居第144位,其中“用于卫生体系的财务负担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指标一项,我国名列第18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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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严重滞后于其它行业的发展,还可以从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方面得以证明。我国医护人 员的薪金福利待遇与国外同行相比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实在相差甚远。在国外,医疗人员的工资待遇往往居各行各业之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比起学习其它专业所付出的劳动要多得多,准入成本要高得多;二是医疗卫生属于高风险行业;三是医疗卫生又属于高知识行业,人才素质要求比较高。
除上述因素以外,我国民众大多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道德意识和基本常识,政府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知识普及以及监督工作也都十分薄弱。于是,各种公共卫生隐患不断日积月累,风险逐步聚集,危机早已潜伏于快速发展的经济之中。
“非典”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重新检讨和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1)进一步做好防止“非典”的各项工作,防止死灰复燃。(2)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3)加大对我国卫生事业的投入,保证社会各部门的均衡发展,消除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4)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和稳定减税措施。即继续增加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对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适当延长已出台的有关税费减免时间,要着眼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形成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5)尽快建立健全社会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作者单位:1430030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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