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人索赔路：被拖死前要把官司打到底
“在生产车间到处都是粉尘，无法呼吸，吐出的痰就跟泥浆一样。”
47岁的陈其伦脸膛黝黑，佝偻着背，长袖T恤外套着毛线马甲和西服的他，走在宁波的5月街头，看起来与众不同。
他是宁波市万名蔺草席产业工人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尘肺病人。
“被拖死”前要把官司打到底
1997年，陈其伦从老家重庆忠县来到宁波，在该市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打工，从事“拔草”工序，该厂的草席成品主要销往日本。
陈其伦断断续续干到2002年11月13日，每年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就在儿子靠他打工挣钱走进西南师范大学校门那年，陈其伦被确诊患上了从事蔺草行业带来的职业病———尘肺病。
, 百拇医药
在宁波有200多名和他一样的尘肺病人，仅他的老家重庆忠县就有70多名在宁波从事这一职业的同乡被查出患有这种“经常使人感到胸口胀痛，气喘并呼吸困难”的慢性职业病。
“我虽有尘肺病，但估计一两年还不会被拖死，我非要等到一个裁决结果出来。”
自从2002年后被确诊患上尘肺病以来，陈其伦就一直奔波于宁波市、浙江省各部门之间，以期讨到应属于自己的公平，但索赔道路的诸多艰辛是他事前难以预料的。
2002年12月9日，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陈其伦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写的诊断结论是“一期尘肺，合并性肺结核”，2003年3月14日，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复诊维持了这一诊断。在此前的1月24日，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陈其伦的患病性质为工伤。
陈其伦2003年2月10日向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依法享有工伤待遇，要求给予伤残补助、伤残抚恤金等共计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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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伦受困“工伤等级”认定
由于至今连个起码的伤残评级还没有评下来，他的劳动仲裁过程陷入僵局。
2003年4月7日，受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鄞州区人民医院对陈其伦作出了“工伤三级”的“评残”等级意见。但陈其伦所在单位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对陈其伦工伤认定不服，不承认他是工伤。
云达蔺草制品厂的理由是，“陈其伦在未办理外来人员就业登记的情况下，不具备成为劳动关系主体的法定条件，故与工厂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构成一般劳务关系，所以不是工伤保险办法的调整对象，不适用《宁波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鄞州区政府的行政复议最终认定：“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方都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
工厂的意见虽被驳回，但该厂又接着提出了另一个行政复议的请求，即对陈其伦的工伤等级存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这个行政复议请求意味着对陈其伦劳动争议仲裁的再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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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一个事实是，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工伤保险条例》新出台规定“对伤残等级有异议，单位和个人都有权要求重新评定。”而2000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一个复函中曾明确表示，“现在有的企业认为对本单位职工伤残等级和护理等级定高了或定低了也提申诉，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规定”。
陈其伦等人的申诉发生在2003年，也就是说工厂在当时并没有申诉的权利，但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还是受理了。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科李卫平科长认为他们当时依据的是法律的“公平原则”，也要给工厂申诉的权利。
“表面上看，他们也确实是在走法律程序，但有关部门的做法就让我们难以忍受了。”陈其伦的律师何波认为，“一个事实非常清楚的劳动争议，已经拖了一年多没有结果，拖的时间再长，也要按法律规定办事，他们为什么还要拖？就是要拖得这些民工没有跟他们斗下去的精力。”
“官司”从区里打到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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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眼到了去年7月24日，“官司”从区里打到了市里。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拿出了一个“待正规系统的抗痨(肺结核)治疗后再定级”的意见。
今年3月，陈其伦到宁波市保黎医院做了治疗，这是一个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在治疗期间他仍被诊断为“尘肺、肺结核”。5月10日，陈其伦拿着医院的诊断去找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要求定级，但仍然被拒绝，工作人员告诉他“医院没有明确是‘尘肺合并性肺结核’，还是不能给鉴定。”
5月14日下午，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表示，“职业病一般由是疾控中心来诊断”。
陈其伦对此感到疑惑，从来没人明确告诉过他，“谁家的诊断才算数”。
“这样拖下去，我的这起劳动仲裁可能也就遥遥无期了。”5月19日，记者离开宁波时，陈其伦在电话里称，他正赶往杭州，“把希望寄托在浙江省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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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鉴定结果数次遭否绝
据不完全了解，还有不少人遇到了和陈其伦差不多的情况，他的同乡黎小红、杜大梅也因为工厂对伤残等级的不服而中止了对劳动争议的审理，在重新定级时也要求“待治疗后再定级”，拖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还发生了前后鉴定结论迥异，甚至“重新鉴定”屡次再被推翻的情形。
莫前生，重庆忠县人，鄞州区人民医院评的伤残等级是3级，2003年8月6日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时被降低为7级，莫前生不服，找到浙江省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2003年12月31日又被重新定为3级。
陈敬恒,一开始被定为3级,在重新鉴定时也被降低为7级,他不服，经过再次鉴定后被定为4级。
郭一香，也是由3级被“重新鉴定”后降低为7级，她不服起诉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法院委托宁波市诚和司法鉴定事务所做了重新鉴定，2004年1月12日她的伤残等级被定为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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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生育保险科邵科长解释，“莫前生、陈敬恒、郭一香在宁波市重新做的结论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他们几个人不配合，不配合医生在检查时发出的吸气等指令，导致医院的检查结果难以作为鉴定依据。”
记者了解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级伤残为20个月的本人工资，7级伤残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工人被鉴定为几级伤残，事关其切身利益。
既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为何又都评成了7级？邵科长回答，“那几个工人一定要给个结论，那就只有给”。5月18日上午，尘肺病人杜大梅与记者一起再次到宁波市工伤鉴定受理窗口，工作人员拿到材料后看了一眼：“你先把结核病治好了再来吧。”对方告诉她，应该是“一年后才能去评级”。
杜大梅当场掉下了眼泪：“定不了伤残等级，我的劳动争议仲裁什么时候才能裁决呢？”她不得不考虑再在宁波租住一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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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难以继续工厂要求调解
法律程序并没有走完，但当地许多工厂又会主动找尘肺病人提出调解，据律师何波介绍，云达蔺草制品厂也曾找他们谈过，要求庭外调解，但提出的伤残补助数额只有10万元，与申诉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已经被拖得没有精力了，但这样我们能拿到的伤残抚恤和工伤补助等就比依法裁决的要少得多。”陈其伦也确实感到再拖下去会很吃力。
从查出职业病之后，他就没有干过活，一直为这事奔波，现在每月的房租要100元，生活费一两百元，由于经常要跟一些部门联系，他不得不咬牙买了一部手机，一个月的话费还要100多元，此外还要看病，这些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他的同村李邦才也患有此病，到仲裁委员会申诉时要求赔偿38万元，一直拖而未决，去年10月，李邦才无奈接受了调解，拿了23万元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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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另一民工洪志海在申诉时也提出了32万元的赔偿要求，最后接受了14万元的调解结果。
黄学权是忠县政府派往宁波处理当地民工职业病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的印象中目前已经处理了几十起案件，绝大部分都以调解了结的，最终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决定的不到四五起。
保险公司出招“先拖再调解”？
一个说法是，这些企业之所以采取“先拖再调解”的办法有保险公司在其背后授意。
陈其伦的老板云达蔺草制品厂厂长吴云达证实，在他们与陈其伦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工厂接到过保险公司的电话，要求先将陈其伦的肺结核病看好了再提及工伤评级的事，工厂的律师随后就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写了材料，要求重新鉴定工伤等级。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意了工厂的复检要求，鄞州区劳动鉴定委员会也同意了复检，接着便有了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待正规系统的抗痨治疗后再定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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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劳动仲裁科科长李卫平、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邵科长、宁波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有关人士都坚持“我们都是独立操作的，不可能受到保险公司的影响”。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冲飞指出，“因为要涉及赔付，我们跟他们(工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鉴定委员会)之间都还是有沟通的。”
李冲飞提供了一组数据，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解决了三四十起的赔付问题，赔付了600万元左右，保险公司大约亏了100万元，他觉得这是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但如果按照正常的裁决来赔，肯定是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
李冲飞强调“保险公司和企业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大家都希望能够少赔一点，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走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技术条件尘肺病难以遏制
, http://www.100md.com 其实，在陈其伦等人发现尘肺病之前，宁波市从事蔺草行业的工人中已经发现了尘肺病的存在，只不过当时没有上升到职业病的认识高度。
宁波市卫生局王仁元副局长的印象里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现了蔺草加工行业中的尘肺病，当时卫生防疫站还与日本就此进行了合作课题研究。“但是，由于当时卫生部门对这一块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对企业生产环境并不能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
目前，鄞州区已成立了蔺草行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据小组办公室成员马磊介绍，小组成立后，督促了企业进行通风除尘设备改造，去年一年整个鄞州区各企业共投资1400万元，其中政府补贴200万元。
但到目前蔺草加工职业卫生状况仍不容乐观，今年5月11日，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日报》及其旗下的《东南商报》刊登了这样一组数字：“市卫生局近日公布的一项专题调查结果表明，我市蔺草加工企业职业卫生状况堪忧……目前我市有蔺草企业361家……这次调查涉及171家企业，监测作业场所粉尘作业点1007个，合格210个，上岗前体检和定期体检已达100%，但离岗体检率只有31.02%，171家企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9129人，患有尘肺病的有1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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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介绍，现在“拔草工”工作环境里的粉尘浓度几何数已由两年前的每立方米31.05mg下降到7.61mg，但工人易患尘肺病的隐患依旧。
“应该承认的事实是，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编织蔺草席还远远无法将粉尘浓度降低到每立方米不到1mg国家标准。”王仁元说，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尘肺病的发生，才能减少陈其伦这样的劳动争议的出现。
就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前，尘肺病人依然奔波在维权之路上。莫前生、郭一香夫妇俩擦着夺眶的眼泪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但“实在不知道能将孩子抚养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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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草”工的尘肺之痛
“尘肺病的产生不是在蔺草的收割过程，而在于蔺草席的加工过程。”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介绍，现在宁波种植的蔺草是1978年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席草品种，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大规模的种植，编织出的成品草席其主要出口去向也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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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陆惠斌出示的数据显示，去年宁波的蔺草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一年的外销和内销总产值是12亿元人民币，共有4万多农户种植蔺草，1万多工人从事蔺草席行业。
“6月初，蔺草长到1.4—1.5米的时候开始收割，加工时为保证原有的色泽，需要在蔺草的外面浸上一层染土，然后将草放进烘箱烘干。烘干的蔺草就可以编织草席，编织的时候并不‘去土’，草席卖到日本后再‘去土’。”当地的工人告诉记者，草席加工一般到次年一二月结束。由于蔺草长短不一，在正式编织之前还有一道“拔草”的工序，“一般会按长短分成十个档次生产不同尺寸的草席”。
具体的做法是在一捆草中先将最长的一个部分抽出来，再抽次长的部分，最后剩下最短的那一部分，这一道工序俗称“拔草”。由于草上有土，在“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粉尘，尘肺病主要就是由吸入体内的这些粉尘引起。(记者 钱昊平), 百拇医药
47岁的陈其伦脸膛黝黑，佝偻着背，长袖T恤外套着毛线马甲和西服的他，走在宁波的5月街头，看起来与众不同。
他是宁波市万名蔺草席产业工人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尘肺病人。
“被拖死”前要把官司打到底
1997年，陈其伦从老家重庆忠县来到宁波，在该市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打工，从事“拔草”工序，该厂的草席成品主要销往日本。
陈其伦断断续续干到2002年11月13日，每年有五六千元的收入。
就在儿子靠他打工挣钱走进西南师范大学校门那年，陈其伦被确诊患上了从事蔺草行业带来的职业病———尘肺病。
, 百拇医药
在宁波有200多名和他一样的尘肺病人，仅他的老家重庆忠县就有70多名在宁波从事这一职业的同乡被查出患有这种“经常使人感到胸口胀痛，气喘并呼吸困难”的慢性职业病。
“我虽有尘肺病，但估计一两年还不会被拖死，我非要等到一个裁决结果出来。”
自从2002年后被确诊患上尘肺病以来，陈其伦就一直奔波于宁波市、浙江省各部门之间，以期讨到应属于自己的公平，但索赔道路的诸多艰辛是他事前难以预料的。
2002年12月9日，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陈其伦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写的诊断结论是“一期尘肺，合并性肺结核”，2003年3月14日，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复诊维持了这一诊断。在此前的1月24日，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陈其伦的患病性质为工伤。
陈其伦2003年2月10日向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鉴定工伤伤残等级，依法享有工伤待遇，要求给予伤残补助、伤残抚恤金等共计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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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伦受困“工伤等级”认定
由于至今连个起码的伤残评级还没有评下来，他的劳动仲裁过程陷入僵局。
2003年4月7日，受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鄞州区人民医院对陈其伦作出了“工伤三级”的“评残”等级意见。但陈其伦所在单位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对陈其伦工伤认定不服，不承认他是工伤。
云达蔺草制品厂的理由是，“陈其伦在未办理外来人员就业登记的情况下，不具备成为劳动关系主体的法定条件，故与工厂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构成一般劳务关系，所以不是工伤保险办法的调整对象，不适用《宁波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鄞州区政府的行政复议最终认定：“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方都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
工厂的意见虽被驳回，但该厂又接着提出了另一个行政复议的请求，即对陈其伦的工伤等级存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这个行政复议请求意味着对陈其伦劳动争议仲裁的再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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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一个事实是，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工伤保险条例》新出台规定“对伤残等级有异议，单位和个人都有权要求重新评定。”而2000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一个复函中曾明确表示，“现在有的企业认为对本单位职工伤残等级和护理等级定高了或定低了也提申诉，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规定”。
陈其伦等人的申诉发生在2003年，也就是说工厂在当时并没有申诉的权利，但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还是受理了。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科李卫平科长认为他们当时依据的是法律的“公平原则”，也要给工厂申诉的权利。
“表面上看，他们也确实是在走法律程序，但有关部门的做法就让我们难以忍受了。”陈其伦的律师何波认为，“一个事实非常清楚的劳动争议，已经拖了一年多没有结果，拖的时间再长，也要按法律规定办事，他们为什么还要拖？就是要拖得这些民工没有跟他们斗下去的精力。”
“官司”从区里打到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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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眼到了去年7月24日，“官司”从区里打到了市里。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拿出了一个“待正规系统的抗痨(肺结核)治疗后再定级”的意见。
今年3月，陈其伦到宁波市保黎医院做了治疗，这是一个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在治疗期间他仍被诊断为“尘肺、肺结核”。5月10日，陈其伦拿着医院的诊断去找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要求定级，但仍然被拒绝，工作人员告诉他“医院没有明确是‘尘肺合并性肺结核’，还是不能给鉴定。”
5月14日下午，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表示，“职业病一般由是疾控中心来诊断”。
陈其伦对此感到疑惑，从来没人明确告诉过他，“谁家的诊断才算数”。
“这样拖下去，我的这起劳动仲裁可能也就遥遥无期了。”5月19日，记者离开宁波时，陈其伦在电话里称，他正赶往杭州，“把希望寄托在浙江省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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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鉴定结果数次遭否绝
据不完全了解，还有不少人遇到了和陈其伦差不多的情况，他的同乡黎小红、杜大梅也因为工厂对伤残等级的不服而中止了对劳动争议的审理，在重新定级时也要求“待治疗后再定级”，拖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还发生了前后鉴定结论迥异，甚至“重新鉴定”屡次再被推翻的情形。
莫前生，重庆忠县人，鄞州区人民医院评的伤残等级是3级，2003年8月6日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时被降低为7级，莫前生不服，找到浙江省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2003年12月31日又被重新定为3级。
陈敬恒,一开始被定为3级,在重新鉴定时也被降低为7级,他不服，经过再次鉴定后被定为4级。
郭一香，也是由3级被“重新鉴定”后降低为7级，她不服起诉到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法院委托宁波市诚和司法鉴定事务所做了重新鉴定，2004年1月12日她的伤残等级被定为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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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生育保险科邵科长解释，“莫前生、陈敬恒、郭一香在宁波市重新做的结论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他们几个人不配合，不配合医生在检查时发出的吸气等指令，导致医院的检查结果难以作为鉴定依据。”
记者了解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级伤残为20个月的本人工资，7级伤残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工人被鉴定为几级伤残，事关其切身利益。
既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为何又都评成了7级？邵科长回答，“那几个工人一定要给个结论，那就只有给”。5月18日上午，尘肺病人杜大梅与记者一起再次到宁波市工伤鉴定受理窗口，工作人员拿到材料后看了一眼：“你先把结核病治好了再来吧。”对方告诉她，应该是“一年后才能去评级”。
杜大梅当场掉下了眼泪：“定不了伤残等级，我的劳动争议仲裁什么时候才能裁决呢？”她不得不考虑再在宁波租住一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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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难以继续工厂要求调解
法律程序并没有走完，但当地许多工厂又会主动找尘肺病人提出调解，据律师何波介绍，云达蔺草制品厂也曾找他们谈过，要求庭外调解，但提出的伤残补助数额只有10万元，与申诉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已经被拖得没有精力了，但这样我们能拿到的伤残抚恤和工伤补助等就比依法裁决的要少得多。”陈其伦也确实感到再拖下去会很吃力。
从查出职业病之后，他就没有干过活，一直为这事奔波，现在每月的房租要100元，生活费一两百元，由于经常要跟一些部门联系，他不得不咬牙买了一部手机，一个月的话费还要100多元，此外还要看病，这些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他的同村李邦才也患有此病，到仲裁委员会申诉时要求赔偿38万元，一直拖而未决，去年10月，李邦才无奈接受了调解，拿了23万元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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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另一民工洪志海在申诉时也提出了32万元的赔偿要求，最后接受了14万元的调解结果。
黄学权是忠县政府派往宁波处理当地民工职业病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的印象中目前已经处理了几十起案件，绝大部分都以调解了结的，最终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决定的不到四五起。
保险公司出招“先拖再调解”？
一个说法是，这些企业之所以采取“先拖再调解”的办法有保险公司在其背后授意。
陈其伦的老板云达蔺草制品厂厂长吴云达证实，在他们与陈其伦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工厂接到过保险公司的电话，要求先将陈其伦的肺结核病看好了再提及工伤评级的事，工厂的律师随后就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写了材料，要求重新鉴定工伤等级。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意了工厂的复检要求，鄞州区劳动鉴定委员会也同意了复检，接着便有了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待正规系统的抗痨治疗后再定级”的结论。
, 百拇医药
鄞州区劳动仲裁科科长李卫平、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邵科长、宁波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有关人士都坚持“我们都是独立操作的，不可能受到保险公司的影响”。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副总经理李冲飞指出，“因为要涉及赔付，我们跟他们(工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鉴定委员会)之间都还是有沟通的。”
李冲飞提供了一组数据，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解决了三四十起的赔付问题，赔付了600万元左右，保险公司大约亏了100万元，他觉得这是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但如果按照正常的裁决来赔，肯定是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
李冲飞强调“保险公司和企业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大家都希望能够少赔一点，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走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技术条件尘肺病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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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卫生局王仁元副局长的印象里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现了蔺草加工行业中的尘肺病，当时卫生防疫站还与日本就此进行了合作课题研究。“但是，由于当时卫生部门对这一块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对企业生产环境并不能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
目前，鄞州区已成立了蔺草行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据小组办公室成员马磊介绍，小组成立后，督促了企业进行通风除尘设备改造，去年一年整个鄞州区各企业共投资1400万元，其中政府补贴200万元。
但到目前蔺草加工职业卫生状况仍不容乐观，今年5月11日，宁波市委机关报《宁波日报》及其旗下的《东南商报》刊登了这样一组数字：“市卫生局近日公布的一项专题调查结果表明，我市蔺草加工企业职业卫生状况堪忧……目前我市有蔺草企业361家……这次调查涉及171家企业，监测作业场所粉尘作业点1007个，合格210个，上岗前体检和定期体检已达100%，但离岗体检率只有31.02%，171家企业完成职业健康检查9129人，患有尘肺病的有1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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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介绍，现在“拔草工”工作环境里的粉尘浓度几何数已由两年前的每立方米31.05mg下降到7.61mg，但工人易患尘肺病的隐患依旧。
“应该承认的事实是，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编织蔺草席还远远无法将粉尘浓度降低到每立方米不到1mg国家标准。”王仁元说，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尘肺病的发生，才能减少陈其伦这样的劳动争议的出现。
就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前，尘肺病人依然奔波在维权之路上。莫前生、郭一香夫妇俩擦着夺眶的眼泪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在孩子身上，但“实在不知道能将孩子抚养到什么程度”。
■链接
“拔草”工的尘肺之痛
“尘肺病的产生不是在蔺草的收割过程，而在于蔺草席的加工过程。”宁波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仁元介绍，现在宁波种植的蔺草是1978年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席草品种，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了大规模的种植，编织出的成品草席其主要出口去向也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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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陆惠斌出示的数据显示，去年宁波的蔺草种植面积达到了13万亩，一年的外销和内销总产值是12亿元人民币，共有4万多农户种植蔺草，1万多工人从事蔺草席行业。
“6月初，蔺草长到1.4—1.5米的时候开始收割，加工时为保证原有的色泽，需要在蔺草的外面浸上一层染土，然后将草放进烘箱烘干。烘干的蔺草就可以编织草席，编织的时候并不‘去土’，草席卖到日本后再‘去土’。”当地的工人告诉记者，草席加工一般到次年一二月结束。由于蔺草长短不一，在正式编织之前还有一道“拔草”的工序，“一般会按长短分成十个档次生产不同尺寸的草席”。
具体的做法是在一捆草中先将最长的一个部分抽出来，再抽次长的部分，最后剩下最短的那一部分，这一道工序俗称“拔草”。由于草上有土，在“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粉尘，尘肺病主要就是由吸入体内的这些粉尘引起。(记者 钱昊平),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