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恕我直言，您患的是淋巴癌!”面对癌症患者，当几乎国内所有医院的肿瘤科医生还在沿袭传统“隐瞒疗法”时，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医生突然一语道破。
自今年4月开始，该科的8名大夫对前来就医的所有肿瘤病人说实话，将所患何种肿瘤、需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用什么药、有何副作用等真实情况一一告知患者，并在配套的化疗方案知情书上，第一次让患者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称之为“告知疗法”。 “知情权，他们(患者)被剥夺了太久!”日前，晨报特派记者专赴位于武昌的湖北省人民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张一桥直言感慨。
一次2个小时的“告知”
5月13日下午5时45分，吴山仍然没有离开康复楼二楼肿瘤科办公室，作为肿瘤科的白班医师，此刻离正常下班时间已过去了45分钟。
他仍然无法下班，一个神情恍惚的中年男子与他一桌之隔。就在一个小时前，这名中年男子从吴山口中得知自己身患淋巴癌，脸上的表情便发生了从似哭非哭到神情恍惚的变化。
这一个小时里，中年男子只说过3句话：“我早就猜到了，果然是这样!”；“我家里人知道了吗？”；“我还能活多久？”
这3句话，吴山也早料到了。
昨天，吴山耗费了一个小时，用来说服该男子的妻子接受医院对其丈夫采用“告知疗法”。吴山的说服理由大体有三：一、不直接告诉他，你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吗？二、抗肿瘤治疗方法通常对身体都有摧残影响，如果不告诉他，他不接受治疗，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病人的知情权。
这3条是他们科室的医生集体设计出来的。自从有了这3条，说服家属的工作就没有失手过。
前一天晚上，吴山在家设计了“告知方案”，后来中年男子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中。
按计划，吴山一气抛出了5名淋巴肿瘤患者经他手治愈的病例。6时15分，中年男子紧皱的眉头松开了。
最后的半个小时，中年男子主动就病情的治疗方案向吴山咨询了很多问题。6时45分，中年男子平静地离开了肿瘤科办公室。这次“告知”，耗时2个小时。吴山对记者说：“自从推行‘告知疗法’，我们这里所有的医生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增加2个小时。谁说医生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12年前留下的终身痛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两年前刚作为优秀人才被从其他医院挖来的戈伟，在同事和病人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一来因为其众多响当当的头衔：中国医学生物工程学会癌症治疗委员会委员、《世界肿瘤杂志》编委等，二来，对肿瘤病人推行“告知疗法”，他有着近10年的经验，他是肿瘤科医生中唯一一个对所有病人都做到实话实说的人。
“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终身难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以12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作为开始。
“1992年11月，我爱人的同学为她舅舅的病找到了我。这位49岁的病人，是武汉卷烟厂的优秀职工，家庭条件不错。诊断结果是肺癌两期到三期之间(中晚期)，爱人同学和卷烟厂的领导都让我别将实情告诉他，大家都认为，对这么个好同志来说，说实情太残酷，但治疗一定要尽力，花再多的钱也不是问题。但周围的人在内包括我都没有告诉他实情。住院5-6天后，他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只11天，就死了。这个病人绝对不是死于肿瘤，而是精神崩溃。最后的3-5天，他24小时不睡觉，不停地问：‘我是不是得了癌，是不是马上要死亡了，你们是否没有办法了？’这个病人给我的触动是很大，一个不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人，因为对癌症的恐惧而被摧毁了。如果能够告诉他实情，再正确地引导他，他可能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得这么早。”
戈伟告诉记者，自那年以后，他就开始决定对肿瘤病人实话实说，在借鉴了大量国外医生的经验，加上自己花了3年慢慢摸索，从1995年开始，他便再也没有“欺骗”过病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就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对肿瘤病人的‘告知疗法’，而我国还在沿用以前的做法，甚至病人躺在助推床上经过肿瘤科时，医生和护士还有意识地把肿瘤科几个字遮住，包括病房病床夹上的诊断也写假的，像什么肺部感染，胃肠炎。1996年开始，国内在肿瘤领域里出现了对‘告知疗法’的大讨论，有些肿瘤医院也开始了尝试，但成规模、成系统地推行似乎还没有。不过，这肯定是趋势!”戈伟分析道。
“告知”不只是临床医生的事
“其实，患者知情权的问题，早就被编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肿瘤科主任张一桥递给记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内页中写着“2002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1号令公布”，记者注意到，该条例的第十一条这样写道：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就是因为这最后一点，所以我们没有马上就实行，毕竟肿瘤病人不同于一般病人。”张一桥说，“目前‘告知疗法”也只是处于摸索期。即便“告知”，也不是莽撞的告知，这需要很高的技巧。”戈伟也持相同观点，但同时他认为，“告知”绝对不应该只是肿瘤科临床医生的事儿，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救助、辅导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至少得包括心理医生和临床医生，毕竟这些涉及到揣摩患者心理和情绪的工作，心理医生远比肿瘤科临床医生要在行。“国外的‘告知治疗’是个通力合作的过程。现在英国已经得出了‘用告知疗法，几乎不会给病人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结论。” (童沁)
自今年4月开始，该科的8名大夫对前来就医的所有肿瘤病人说实话，将所患何种肿瘤、需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用什么药、有何副作用等真实情况一一告知患者，并在配套的化疗方案知情书上，第一次让患者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称之为“告知疗法”。 “知情权，他们(患者)被剥夺了太久!”日前，晨报特派记者专赴位于武昌的湖北省人民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张一桥直言感慨。
一次2个小时的“告知”
5月13日下午5时45分，吴山仍然没有离开康复楼二楼肿瘤科办公室，作为肿瘤科的白班医师，此刻离正常下班时间已过去了45分钟。
他仍然无法下班，一个神情恍惚的中年男子与他一桌之隔。就在一个小时前，这名中年男子从吴山口中得知自己身患淋巴癌，脸上的表情便发生了从似哭非哭到神情恍惚的变化。
这一个小时里，中年男子只说过3句话：“我早就猜到了，果然是这样!”；“我家里人知道了吗？”；“我还能活多久？”
这3句话，吴山也早料到了。
昨天，吴山耗费了一个小时，用来说服该男子的妻子接受医院对其丈夫采用“告知疗法”。吴山的说服理由大体有三：一、不直接告诉他，你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吗？二、抗肿瘤治疗方法通常对身体都有摧残影响，如果不告诉他，他不接受治疗，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病人的知情权。
这3条是他们科室的医生集体设计出来的。自从有了这3条，说服家属的工作就没有失手过。
前一天晚上，吴山在家设计了“告知方案”，后来中年男子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中。
按计划，吴山一气抛出了5名淋巴肿瘤患者经他手治愈的病例。6时15分，中年男子紧皱的眉头松开了。
最后的半个小时，中年男子主动就病情的治疗方案向吴山咨询了很多问题。6时45分，中年男子平静地离开了肿瘤科办公室。这次“告知”，耗时2个小时。吴山对记者说：“自从推行‘告知疗法’，我们这里所有的医生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增加2个小时。谁说医生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12年前留下的终身痛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两年前刚作为优秀人才被从其他医院挖来的戈伟，在同事和病人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一来因为其众多响当当的头衔：中国医学生物工程学会癌症治疗委员会委员、《世界肿瘤杂志》编委等，二来，对肿瘤病人推行“告知疗法”，他有着近10年的经验，他是肿瘤科医生中唯一一个对所有病人都做到实话实说的人。
“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终身难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以12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作为开始。
“1992年11月，我爱人的同学为她舅舅的病找到了我。这位49岁的病人，是武汉卷烟厂的优秀职工，家庭条件不错。诊断结果是肺癌两期到三期之间(中晚期)，爱人同学和卷烟厂的领导都让我别将实情告诉他，大家都认为，对这么个好同志来说，说实情太残酷，但治疗一定要尽力，花再多的钱也不是问题。但周围的人在内包括我都没有告诉他实情。住院5-6天后，他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只11天，就死了。这个病人绝对不是死于肿瘤，而是精神崩溃。最后的3-5天，他24小时不睡觉，不停地问：‘我是不是得了癌，是不是马上要死亡了，你们是否没有办法了？’这个病人给我的触动是很大，一个不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人，因为对癌症的恐惧而被摧毁了。如果能够告诉他实情，再正确地引导他，他可能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得这么早。”
戈伟告诉记者，自那年以后，他就开始决定对肿瘤病人实话实说，在借鉴了大量国外医生的经验，加上自己花了3年慢慢摸索，从1995年开始，他便再也没有“欺骗”过病人。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就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对肿瘤病人的‘告知疗法’，而我国还在沿用以前的做法，甚至病人躺在助推床上经过肿瘤科时，医生和护士还有意识地把肿瘤科几个字遮住，包括病房病床夹上的诊断也写假的，像什么肺部感染，胃肠炎。1996年开始，国内在肿瘤领域里出现了对‘告知疗法’的大讨论，有些肿瘤医院也开始了尝试，但成规模、成系统地推行似乎还没有。不过，这肯定是趋势!”戈伟分析道。
“告知”不只是临床医生的事
“其实，患者知情权的问题，早就被编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肿瘤科主任张一桥递给记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内页中写着“2002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1号令公布”，记者注意到，该条例的第十一条这样写道：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就是因为这最后一点，所以我们没有马上就实行，毕竟肿瘤病人不同于一般病人。”张一桥说，“目前‘告知疗法”也只是处于摸索期。即便“告知”，也不是莽撞的告知，这需要很高的技巧。”戈伟也持相同观点，但同时他认为，“告知”绝对不应该只是肿瘤科临床医生的事儿，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救助、辅导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至少得包括心理医生和临床医生，毕竟这些涉及到揣摩患者心理和情绪的工作，心理医生远比肿瘤科临床医生要在行。“国外的‘告知治疗’是个通力合作的过程。现在英国已经得出了‘用告知疗法，几乎不会给病人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结论。” (童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