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佗之死谈学术独立
今人做学问，有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一些学者主动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他们保持着自己心灵的高度宁静和绝对的自由，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按自己的逻辑和突发灵感在观念世界里徜徉。在今天“知识就是力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下，科学和民主日益得到发展，也为这种学术独立的精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有力保障。
然而我国历史上传统学术往往要受到来自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以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成为政治的附庸。在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时代里，学术是很难谈得上独立的。但是当时又有许多学者文人在进行学术活动时，能够自发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抗争，不自觉地去追求学术上的独立，使得学术在某方面能够正常进行，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纵观中国医学史，能够自发地追求中医学术独立的医家并不鲜见，如名医华佗即为一例。他早年曾长期行医民间，接触到大量病人并积极诊治，从而丰富了他临床实践的深广度，也使得他能够有效地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医学上有所创新。如发明“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创制“五禽戏”，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的先河，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这些成就又与其在民间行医、独立进行医学活动是分不开的。但是当时的统治者——曹操为满足一己之私，强留华佗，欲使其成为自己一人的侍医。然而华佗却“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返)”。曹操并不罢休，“…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华佗应该知道，对一个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屡次抗命不尊的后果，但他厌倦食俸禄侍侯人、人身不得自由的生活，因此在曹操反复诏命的情况下，其“犹不上道”，最终激怒曹操被残忍杀害。“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1]致使其著作无一字流传于世，为中医学发展史上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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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当医疗实践不得独立、有政治等其他因素搀杂进去的时候，医学往往被扭曲，医疗效果也大打折扣。如东汉名医郭玉，曾任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但当他为封建贵族治病时，却常常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后来汉和帝便令治病的贵族穿上穷人的衣服，住在蓬草破屋，在郭玉不知其身份的情况下，让郭玉为其诊治疾病，竟能“一针而差(瘥)”。事后郭玉说明了前后不同效果的原因：“医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益)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2]由此可见权势对医学活动的影响，它使医学偏离自己的轨道而不能正常进行。
本来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与官场政治具有不同的规范，科学有自己的内部准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但几千年来，我国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学术无不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医圣张仲景本为一代名医，以医为业，但后人却偏偏要给他扣上一个“长沙太守”的帽子，称其为张长沙，其方书为“长沙方”。仿佛不如此，不能增加其权威，这同《内经》《本草经》托名为黄帝、神农所著如出一辙。而实际上，“长沙太守”与《伤寒杂病论》、诊治伤寒病又有什么关联呢？倒好象是《伤寒杂病论》、《内经》、《本草经》不是因为其内容而是因为长沙太守、黄帝、神农所著才流传于世的。时下某一著作发行问世，非要请几个“权威”或者领导来作序作跋，借以提高书的知名度与档次。请人作序作跋，未尝不可，但太多太滥，则是学术不够独立、著者本人对己著作质量信心不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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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政治与学术的某种不可通约性，许多在政治上不得意或失败的人相反在学术文化上却自有一番成就。如南唐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是个昏庸的国君，他对宋委屈求全，连年进贡以图幸存，而在生活上纵情享乐，终日在深宫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苟且偷安，做了十几年的国主，最后国破出降，被封为违命侯。在政治上李煜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然而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国亡后其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李煜也成为了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或许正是其政治上的弱点成就了其词史上的地位。
王清任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家。他原先是个武庠生，纳粟得到个千总的职衔，本想在官场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他为人刚直磊落，凡事主持正义，不屑于官场左右逢源之术，曾反对官绅以“官桥官渡”为名勒索乡里，因提出“善桥善渡”而入讼；后又因讥讽县衙而受到迫害，最后只好流落他乡行医。[3]但有此秉性品格，却于后来影响其在医学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封建礼教极为严重的时代，能够不畏惧打击与讽刺，大胆前往坟地刑场观验人体脏器，对前人的错误论断提出纠正意见，著有《医林改错》一书，在书中又创活血化瘀理论并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上颇有奇效。王清任这种学术独立、大胆革新的精神至今仍令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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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上能够同时在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皆取得成就的也不乏其人。如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文学家。其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通过官渡等战役，结束了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奠定了三国魏政权的基础；其在文学上为建安文坛领袖，创作了《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不朽诗篇。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与其消灭群雄、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分不开的。然而像曹操这样文武全才、政治文化上皆能有所成就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在古代中国，人治重于法治，而又缺少民主氛围的情况下，政治与学术文化的结合则往往只会扭曲学术进而阻碍学术的发展。或许将来在法制和民主健全的情况下，一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政治或可能与学术有较多的相通之处。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法制和民主不健全、科学精神没有内化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唯有学术独立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与昌盛。
综观我国医学史，凡是思想相对自由活跃、学术能够较好地独立于政治等其他因素之外的时期，也是中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社会上有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学术活动也能够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干扰而得以相对自由地进行，中国医学也进入其历史上的第一个迅速发展时期。中医基础理论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医学经典也大致草创于这一时期。金元之际，战争频仍，兵燹连年，但社会思想控制却相对宽松，宋代的革新思潮直接影响着医药学术界。这一时期，许多医家也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活动，如金章宗曾三次招聘刘完素，他都拒不出仕，而行医于广大民众中；张完素二十七岁试经义进士，因“犯讳”下第乃绝弃仕途而一心学医；张从正曾被金朝征聘为太医，但他看不惯太医院的医疗风气，不久便辞职回乡独立地进行医术活动。金元医家的医学上的创新，金元四大家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明末清初，异族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便绝意仕途，而投身于学术之中。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较少受到政治的干扰，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从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如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大师。在医学上则出现了傅山、张璐、俞昌等一批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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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学研究、探索等学术活动应该不受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科技工作者要勇于向涉及科学对象的各个方面的事实提出疑问并探索真理。在此过程中，独立思考是一个必要前提，他们只需考虑学术的内部准则而不必考虑学术以外的种种因素，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而不受任何干扰。学术独立的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学术上如没有独立的选择、独立的精神，而是拘束重重、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很难有创造性的，更谈不上什么创新精神。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4]华佗不甘做统治者的侍医来束缚自己的行动，束缚自己的思想，束缚自己的医学实践，而选择了死亡的道路。其追求学术独立的精神，虽相对今人来说只不过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意识，然而这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已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去自觉追求学术的独立，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802-803.
[2]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2735.
[3]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M].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684.
[4] 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8.
作者简介：刘理想(1977—)，男，河南永城人，福建中医学院医史文献2001级硕士研究生。
《医学与哲学》2004年1月第25卷第1期 (更新日期：2004年3月15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刘理想 史占江)
然而我国历史上传统学术往往要受到来自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以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成为政治的附庸。在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时代里，学术是很难谈得上独立的。但是当时又有许多学者文人在进行学术活动时，能够自发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抗争，不自觉地去追求学术上的独立，使得学术在某方面能够正常进行，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纵观中国医学史，能够自发地追求中医学术独立的医家并不鲜见，如名医华佗即为一例。他早年曾长期行医民间，接触到大量病人并积极诊治，从而丰富了他临床实践的深广度，也使得他能够有效地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医学上有所创新。如发明“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创制“五禽戏”，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的先河，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这些成就又与其在民间行医、独立进行医学活动是分不开的。但是当时的统治者——曹操为满足一己之私，强留华佗，欲使其成为自己一人的侍医。然而华佗却“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返)”。曹操并不罢休，“…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华佗应该知道，对一个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屡次抗命不尊的后果，但他厌倦食俸禄侍侯人、人身不得自由的生活，因此在曹操反复诏命的情况下，其“犹不上道”，最终激怒曹操被残忍杀害。“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1]致使其著作无一字流传于世，为中医学发展史上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 http://www.100md.com
在封建社会，当医疗实践不得独立、有政治等其他因素搀杂进去的时候，医学往往被扭曲，医疗效果也大打折扣。如东汉名医郭玉，曾任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但当他为封建贵族治病时，却常常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后来汉和帝便令治病的贵族穿上穷人的衣服，住在蓬草破屋，在郭玉不知其身份的情况下，让郭玉为其诊治疾病，竟能“一针而差(瘥)”。事后郭玉说明了前后不同效果的原因：“医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益)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2]由此可见权势对医学活动的影响，它使医学偏离自己的轨道而不能正常进行。
本来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与官场政治具有不同的规范，科学有自己的内部准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但几千年来，我国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学术无不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医圣张仲景本为一代名医，以医为业，但后人却偏偏要给他扣上一个“长沙太守”的帽子，称其为张长沙，其方书为“长沙方”。仿佛不如此，不能增加其权威，这同《内经》《本草经》托名为黄帝、神农所著如出一辙。而实际上，“长沙太守”与《伤寒杂病论》、诊治伤寒病又有什么关联呢？倒好象是《伤寒杂病论》、《内经》、《本草经》不是因为其内容而是因为长沙太守、黄帝、神农所著才流传于世的。时下某一著作发行问世，非要请几个“权威”或者领导来作序作跋，借以提高书的知名度与档次。请人作序作跋，未尝不可，但太多太滥，则是学术不够独立、著者本人对己著作质量信心不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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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政治与学术的某种不可通约性，许多在政治上不得意或失败的人相反在学术文化上却自有一番成就。如南唐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是个昏庸的国君，他对宋委屈求全，连年进贡以图幸存，而在生活上纵情享乐，终日在深宫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苟且偷安，做了十几年的国主，最后国破出降，被封为违命侯。在政治上李煜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然而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国亡后其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李煜也成为了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或许正是其政治上的弱点成就了其词史上的地位。
王清任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家。他原先是个武庠生，纳粟得到个千总的职衔，本想在官场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他为人刚直磊落，凡事主持正义，不屑于官场左右逢源之术，曾反对官绅以“官桥官渡”为名勒索乡里，因提出“善桥善渡”而入讼；后又因讥讽县衙而受到迫害，最后只好流落他乡行医。[3]但有此秉性品格，却于后来影响其在医学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封建礼教极为严重的时代，能够不畏惧打击与讽刺，大胆前往坟地刑场观验人体脏器，对前人的错误论断提出纠正意见，著有《医林改错》一书，在书中又创活血化瘀理论并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上颇有奇效。王清任这种学术独立、大胆革新的精神至今仍令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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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上能够同时在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皆取得成就的也不乏其人。如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文学家。其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通过官渡等战役，结束了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北方的大半个中国，奠定了三国魏政权的基础；其在文学上为建安文坛领袖，创作了《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不朽诗篇。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与其消灭群雄、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分不开的。然而像曹操这样文武全才、政治文化上皆能有所成就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在古代中国，人治重于法治，而又缺少民主氛围的情况下，政治与学术文化的结合则往往只会扭曲学术进而阻碍学术的发展。或许将来在法制和民主健全的情况下，一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政治或可能与学术有较多的相通之处。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法制和民主不健全、科学精神没有内化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唯有学术独立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与昌盛。
综观我国医学史，凡是思想相对自由活跃、学术能够较好地独立于政治等其他因素之外的时期，也是中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社会上有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学术活动也能够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干扰而得以相对自由地进行，中国医学也进入其历史上的第一个迅速发展时期。中医基础理论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医学经典也大致草创于这一时期。金元之际，战争频仍，兵燹连年，但社会思想控制却相对宽松，宋代的革新思潮直接影响着医药学术界。这一时期，许多医家也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活动，如金章宗曾三次招聘刘完素，他都拒不出仕，而行医于广大民众中；张完素二十七岁试经义进士，因“犯讳”下第乃绝弃仕途而一心学医；张从正曾被金朝征聘为太医，但他看不惯太医院的医疗风气，不久便辞职回乡独立地进行医术活动。金元医家的医学上的创新，金元四大家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明末清初，异族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便绝意仕途，而投身于学术之中。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较少受到政治的干扰，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从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如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大师。在医学上则出现了傅山、张璐、俞昌等一批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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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学研究、探索等学术活动应该不受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科技工作者要勇于向涉及科学对象的各个方面的事实提出疑问并探索真理。在此过程中，独立思考是一个必要前提，他们只需考虑学术的内部准则而不必考虑学术以外的种种因素，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而不受任何干扰。学术独立的思想是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学术上如没有独立的选择、独立的精神，而是拘束重重、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很难有创造性的，更谈不上什么创新精神。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4]华佗不甘做统治者的侍医来束缚自己的行动，束缚自己的思想，束缚自己的医学实践，而选择了死亡的道路。其追求学术独立的精神，虽相对今人来说只不过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意识，然而这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已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去自觉追求学术的独立，来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802-803.
[2]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2735.
[3]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M].古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684.
[4] 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8.
作者简介：刘理想(1977—)，男，河南永城人，福建中医学院医史文献2001级硕士研究生。
《医学与哲学》2004年1月第25卷第1期 (更新日期：2004年3月15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刘理想 史占江)